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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在，太平洋上空满天风险，战事眼看就要一触即发，凶多吉少的日美局势不得不使远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官兵们越发地惊恐起来。他们在为美国命运担忧的同时，更为自己的命运而深感不安，并随时都在作着各种时凶时吉的推测，密切关注着美国政府作出的关于自己命运前程的点滴消息。虽然，驻华美军开赴菲律宾群岛所进行的军事集结，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与７月２４日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的日军及其后续部队直接交锋。但血战在即，容不得有半点犹豫，何况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所以，驻华的美国海军在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开始做着迅速撤离中国的准备。
而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早在海军总部发布命令的前三天，就按照政府的指令，派出了“范盘轮总统号”、“麦迪轮总统号”和“哈里逊总统号”三艘远洋巨轮，从旧金山海岸拔锚起程，分别开往中国的秦皇岛和上海，前来承载美军撤离危机四起的中国。
当然，忙乱中的美军们不会想到，此刻的日本已经决定孤注一掷，不惜一切代价对美、英、荷三国开战———新组阁的日本首脑人物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５日召开的御前会上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和秘密策划后，终于通过了关于太平洋局势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日本军令部便发布了由天皇批准的准备作战的命令。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也站在佐伯湾长门号旗舰上，向联合舰队下达了经天皇批准的准备作战的命令。
而这时在中国北平的美国官兵们，对日美上层之间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统统浑然不知。他们除了胡思乱想、坐以待命外，整天无所事事。在此期间，驻上海美国海军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曾先后赴驻华日本海军专员公署和舰队司令部，分别拜访了大冈少将、古贺中将、牧田少将———明为对日本驻华舰队过去的合作表示感谢，实为暗中窥探日本方面的动静与反应。结果依然一无所获。直到１１月２０日早晨，霍华德上校才接到一纸命令：所属部队的行李、器械、枪支弹药等，马上全部装车，运往浦东码头等待装船。
１１月２１日，美驻华使馆又发出公告，督促美侨做好撤返准备，随第四联队一同乘船去菲律宾群岛，然后再取道回国。
同一天，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向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发出了绝密的作战命令。
１１月２６日晨６时３０分，南云忠一海军舰队的“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号”共计六艘航空母舰，盛载４００余架飞机，携同“比睿号”、“雾鸟号”两艘战列舰、“利根号”、“筑摩号”两艘重巡洋舰以及一艘轻巡洋舰、十一艘驱逐舰、三艘潜艇和八艘油船，共三十三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从日本领海拔锚起程，以颇为壮观的环行航海队形，在波涛滚滚、浓雾密布的太平洋海面上，向远在三千海里以外的美国珍珠港急速挺进。
１１月２７日，美国驻上海海军第四联队首批撤退的第二队３００名官兵，由寇蒂斯中校率领，分批乘专车直驶新关码头，尔后列队登上了“曼马勒号”轮船。按原定计划，当官兵登上轮船后，要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但不幸的是，当这３００名美国海军官兵刚刚登上轮船，天空顿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告别仪式根本无法进行。寇蒂斯中校只好率队乘船，驶往停泊在黄浦江岸的“麦迪轮总统号”巨轮。下午２时，“麦迪轮总统号”解缆拔锚，离开上海黄浦江，直驶菲律宾。
１１月２８日，美驻上海海军联队第一队４５０名官兵，在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率领下，乘“哈里逊总统号”巨轮离开黄浦江，直驶秦皇岛。由于“范盘轮总统号”因故延期来华，所以根据赫德上将的命令，“哈里逊总统号”必须前往秦皇岛，运载驻屯北平、天津的美国海军官兵，然后驶往菲律宾群岛。
于是，１２月２日，中华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驻屯北平之美海军撤退准备已行终了，一俟“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到来，即赴秦皇岛。此事目前美大使馆已正式通告日本大使馆土田参事官。全员计一百二十人，与天津美海军同自秦皇岛乘船赴菲。
同日，美国驻华公使馆、驻津和驻沪总领署分别发出通告：
此时重申历次发表之撤侨劝告。查日美会谈，无何进展，太平洋风云，日见险恶。鉴于此种情报，今再度通告在华驻平、津、沪美侨，速作撤退准备。在可能范围，应全体撤离。近来太平洋上之航运，因它处需用船只甚多，极感困难。即目下太平洋上之船只往来，能否维持，犹难保证。因此，本使馆力促美驻华侨民，尽速自行调度船只，及早撤退是幸。
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在本国驻华使馆的劝告下，开始了大批的归国撤退行动。
一时间里，北平、天津、上海及其他居住侨民的城市，迅速开始了比以往更大规模的喧哗与骚动。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到处流动着美英两国的军人家属、外交人员的家属以及经商和传教者的家属；城里城外，四面八方，尽是携妻带子、扛箱背包的滚滚人流；卡车、轿车、人力车，来回穿梭，奔忙不停，反复运载着撤离的人群和各种行李。世界各地，狼烟四起。
中国北平，一片混乱。
“北京人”化石，到了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
“北京人”要转移，首先得装箱。这个装箱的重任，落到了中国胡承志的身上。
胡承志名义上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实际上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一名技士，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的模型，全都是由他亲手做的。
１９３１年春，胡承志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工作时，仅有十四五岁，他深知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外，还必须学好英语。于是他发奋用功，不久就学会英文，而且还能读会说。后来，研究室就让他做“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开始，他什么都不会，只好一方面从书本里找制作方法，一方面靠自己在实践中苦心钻研。魏敦瑞见这个青年人很有出息，就在医学院里找了个外国专家，教他制作模型。这个外国专家每教一次，要收取１０美元的学费（这些学费当然由公家支付）。可是没几个月，这个外国专家就再也不肯教他了。魏敦瑞找到这位外国专家，问他为什么不教？这位外国专家回答说：“胡太聪明，他现在做的模型已经比我做的还要好了，我还教他干什么？”的确，仅仅几年的工夫，胡承志便成了做各种化石模型的专家，技术之精妙，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令同行们常常惊叹不已。据裴文中说，当时有一位十分傲慢的美国体质人类学家，以最瞧不起人而著称，他对任何人做的事，从来都不肯说一个好字。但奇怪的是，当新生代研究室把胡承志做的模型寄给他时，他给新生代研究室写来一封亲笔信，对新生代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一字未提，而对胡承志制作的模型却连连称道，大加赞许。而贾兰坡后来也撰文说：
“胡承志是我的好朋友。我曾到Ｂ楼看过他制作模型。他制作每件模型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每件模型上都刻上发现人的名字。他制作的模型与原件相比，一般的人很难辨出真假。说他是一名制作模型的高手，一点也不为过。”
于是，胡承志在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便有了“模型大师”的美称。
然而，这位“模型大师”正因为承担了“北京人”化石的最后的装箱任务———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当中，他是惟一的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人，所以当后来“北京人”化石神秘失踪后，他的内心就比别的人更加痛惜，也更加难受！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模型大师”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潜藏在心灵的深处，令他有苦难言，备受折磨；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作家、记者、科学家，或者别的什么人，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化石丢失的情况时，他都一直缄默不语，不愿提起。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７日下午２时，我们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这位“模型大师”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在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情况。由于“北京人”化石的装箱问题以及装箱后如何从中国人手上把箱子交到美国人手上等等问题，在整个“北京人”丢失的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环节，而胡承志作为惟一的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同样举足轻重，至关重要。因此，为了让这段历史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此后我们又与胡承志先生进行了多次恳切、深入、细致而又十分激烈的长谈。特别是为了试图再现历史的原貌，我们还不得不针对其中一些极为关键的细节，进行了无情的追问与探究。现将我们几次采访录音的主要内容公布于后，以供大家分析时参考。
笔者：胡老先生，“北京人”化石的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没错，确实是我亲自装的箱。
笔者：据我们的了解，当时您在新生代研究室仅仅是一名技术人员，并无实权，装箱的事情您不可能擅自作主，那么是谁指示您装的箱呢？
胡承志：早在１９４１年４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魏敦瑞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１９４１年的七八月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笔者：那么到了真正装箱的时候，到底又是谁叫你装的箱呢？
胡承志：是一个叫博文的美国人，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笔者：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承志：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１８天到２１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笔者：“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的十六七号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１９４１年的１１月，才由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１１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１２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而您在１９７７年３月４日给贾兰坡的信中却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１８日到２１日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