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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承志：准确的日期我现在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反正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笔者：息式白？息式白是什么人？男的女的？
胡承志：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２０岁出头，英文名的音叫赫斯博格。她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笔者：那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其实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承志：对。息式白找到我后，对我说：“博文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笔者：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承志：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笔者：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杨钟健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他们要避开裴文中，而让秘书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承志：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另一个地方，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笔者：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的问题似乎算不上一个理由？
胡承志：这我就说不清了。
笔者：在这个环节上，博文会不会是在有意避开中国人，有搞鬼的意思？
胡承志：博文搞鬼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笔者：但问题是，胡顿也是美国人。而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人是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的。再说，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就有打算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承志：这我不知道，无可奉告。
笔者：那么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承志：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息式白走后，我感到此事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把息式白通知马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问怎么办？
笔者：裴文中是什么态度？原话是怎么说的？
胡承志：裴文中说：“你赶紧装吧！”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笔者：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
胡承志：这个人叫吉延卿，是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人无法将大木箱从三楼抬到一楼去。
笔者：吉延卿这人现在还在吗？
胡承志：早不在了，大概在１９４５年前就生病死了。
笔者：请您详细谈谈装箱的具体情况好吗？
胡承志：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装箱。
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１２０厘米长，７０厘米高，３０厘米宽；大的为１３０厘米长，３０厘米高，７０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们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后，给每一件化石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包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这些化石包好后，我们才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入一些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吸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们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ＣＡＳＥ１”和“ＣＡＳＥ２”的字样。
笔者：对不起，我们英语不行，ＣＡＳＥ这几句英文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标记还是一种暗示？
胡承志：ＣＡＳＥ就是箱子的意思。
笔者：您们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承志：大约２个多小时。
笔者：２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承志：因为在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之前，即１９３７年的６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化石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北京人”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当时装箱使用的那两个箱子，就是这次使用的这两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是当初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又将这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但不久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在了协和医院Ｂ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笔者：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承志：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
笔者：“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承志：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笔者：您可以肯定，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承志：当然可以肯定。
笔者：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承志：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
笔者：（大惊）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承志：博文的秘书。
笔者：秘书？男的女的？
胡承志：女的。她说博文交待过，她知道这事。
笔者：叫什么名字？
胡承志：记不清了。
笔者：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承志：还有两个秘书。
笔者：这两个秘书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胡承志：也不知道。
笔者：那么您将箱子交给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
胡承志：没有。
笔者：这么重要的事情，您为什么不亲自交到博文手上呢？
胡承志：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再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北京人”化石后来会丢失，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反正让我装箱，我就装箱；让我送去，我送去就行了。不过，装完箱后，我把两个箱子里装的所有化石都记了一份清单，并在清单上写上Ａ和Ｂ两个字，然后将这份清单交到了裴文中手上。
笔者：后来呢？
胡承志：听说博文就将这两个箱子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Ｆ楼４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协和医学院的保险库是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也不会受到损伤。协和医学院所有的重要档案历来都存放在里面。
笔者：箱子从博文办公室转移到保险库时，是您和博文一起干的吗？
胡承志：不是。博文转移化石时，我根本就不在现场。
笔者：既然您不在现场，凭什么说两个箱子就一定是转移到了保险库呢？
胡承志：我是听人说的。
笔者：听谁说的？
胡承志：听裴文中说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裴文中，他告诉我说，他碰到了王锡炽（笔者注：王锡炽为协和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院长），王锡炽对他说，博文到办公室看见两个箱子后，当天就将那两个箱子亲自押送到了Ｆ楼４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两个箱子在那儿只呆了一夜，就又送走了。到底送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估计是送到美国公使馆去了。
笔者：既然您是听裴文中说的，而裴文中又是听王锡炽说的，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博文确实是把两个箱子从他的办公室押送到了保险库呢？博文有没有可能将箱子弄到别的地方去了呢？
胡承志：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还有一个人用小车帮博文将两个箱子推到保险库的。
笔者：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帮着推箱子的人是谁？
胡承志：这个人叫常文学。
笔者：常文学是干什么的？
胡承志：博文办公室的勤杂工。
笔者：说常文学帮着推了箱子，其根据是什么呢？
胡承志：一个根据是博文说的。第二个根据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因为“北京人”的事，常文学被日本宪兵给抓去了。在日本宪兵审问常文学的过程中，常文学自己也承认确实帮着博文推过箱子。
笔者：后来的人们都说，箱子在地下室放了一夜后，第二天博文就把箱子送到美国公使馆了。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
胡承志：我当时也是听裴文中说的。后来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我又听说博文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时，也是这么讲的。
笔者：问题是，有谁来证明博文是这么讲的？又有谁来证明博文的这个说法就一定是事实？
胡承志：因为当时与博文同时受审的还有美国公使馆的人，他们知道博文是怎么说的。
笔者：您的意思是说美国公使馆的人也被日本人抓起来了？
胡承志：是这样。
笔者：但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资料来看，中外有关人士没有任何人谈到美国公使馆人员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的事。而且，根据我们的理解，一般来说日本人也不太可能抓美国公使馆的人。不知您的这一说法的根据是什么？
胡承志：我也是听说的。
笔者：那么后来博文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后，你们问过博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胡承志：我是在１９４７年才出差到北平的，并未见到博文。
笔者：那就是说，你并没有从博文那里问过“北京人”的下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