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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不满足于收集和研究四面八方的资料，他们还在文献翻译中找到了乐趣。“印度的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希腊人的智慧也被译了出来，还有波斯的文学，也（被我们）翻译了，”一位学者写道，“这让一些作品增色不少。”他觉得阿拉伯语是一种非常精致的语言，几乎不可能翻译成其他语言，他为此感到十分可惜。
可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一个能够由像金迪（al…Kindī）这样的智者来引领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女性也不甘落后，比如公元10世纪的著名诗人拉比？巴尔基（Ra逼？a Balkhī），今日阿富汗喀布尔的一所妇女医院就以她的名字命名；还有马赫萨缇？甘伽维（Mahsatī Ganjavī），她的波斯语作品清新流畅、极富趣味。
在伊斯兰世界被革新、进步和新观念充斥的同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却低沉萎靡，在资源缺乏和灵魂枯竭中苦苦挣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一直对学术研究深怀敌意。“人们总是为求知而求知”，他以轻蔑的口气写道，“其实那些知识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用他的话来说，求知欲其实就是一种病态心理。
这种对知识和学术的蔑视让穆斯林学者深感困惑，因为他们都是托勒密、欧几里得、荷马和亚里士多德的崇拜者，并对他们的理论深信不疑。历史学家马苏迪（al…Mas？ūdī）写道，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科学曾经相当繁荣，但后来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于是他们“清除了（学术的）成就、传统和道路”。科学被信仰击败。
这几乎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的激进主义者并非穆斯林，而是基督徒；当时那些思想开放、求知欲强、慷慨大度的智者都在东方，而不是欧美。正如一位当时的一位作家所说，在涉及到非伊斯兰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愿将其写进书中，因为他们根本不值得花笔墨描述”，那里是知识的荒漠。
文化的启蒙和发展同样惠及了少数派的宗教及文化。在穆斯林西班牙地区，接受统治的当地人被允许将西哥特（Visigothic）的建筑风格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延续下去。我们还可以从蒂莫太（Timothy，8世纪末9世纪初东方教会巴格达教区教主）的书信中了解到基督教高层人士与哈里发之间的愉快交往和私人关系，以及基督教得以向印度、唐帝国、吐蕃和草原部落传递福音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情况。北非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基督教社群和犹太教社群不仅得以生存和发展，甚至在被穆斯林征服之后的多年间仍呈繁荣趋势。
不过人们很容易被这些景象所误导。要知道，尽管在宗教大旗下呈现出一派和谐气象，但伊斯兰世界内部仍存在激烈的分歧。公元1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三股主要政治势力：一股集中在科尔多瓦（Córdoba）和西班牙；一股在埃及和尼罗河上游；还有一股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大部。三股势力为教义和权力争斗不休。在穆罕默德去世后谁是先知真正继承人的问题上，伊斯兰内部也迅速分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敌对阵营便是逊尼派（Sunnī）和什叶派（Shī？a）。后者力争只有阿里（先知的堂弟和女婿）的后代才有资格成为哈里发，而前者则极力寻求更广泛的选择。
因此，尽管穆斯林已经靠着宗教关系建立起一座将美索不达米亚与北非地区、兴都库什山脉与比利牛斯山脉连接在一起的桥梁，但各方仍找不到一个广泛的共识。同样，对宗教信仰的宽松政策也半途而废。尽管在此前某些时段曾有过容忍其他信仰的做法，但到后来也不乏残忍迫害和强迫改教的做法。穆罕默德去世后的一百年里，穆斯林并未全要求当地人皈依，但没过多久，官方便极力规劝那些生活在穆斯林封建君主统治下的人们转投伊斯兰教。其手段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宣传和福音传道。例如在8世纪的布哈拉，总督宣布，凡在星期五祷告中到场的人均可得到高达两德拉赫姆的奖金，旨在吸引穷人接受新的信仰，尽管他们根本读不懂阿拉伯文的《古兰经》，在祷告时还必须告诉他们该如何做。
罗马和波斯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了一连串令人瞠目结舌的意外结果。就在这两大古代势力舒展筋骨准备最后一搏的当口，很少人能预计到，远方的阿拉伯半岛将自立门户、一跃而起，并将前面两者取而代之。那些受穆罕默德启示的人继承了整块领土，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帝国，一个将两河流域的灌溉技术和农作物引进到伊比利亚半岛的帝国，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跨越数千英里的农耕革命。
穆斯林的征服行动创造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以及一个自信、开放、热衷发展的经济巨人。繁盛富足，没有政敌，没有宗教对手，这是一个真正的、靠着讲规矩就能取胜的地方，一片商人能够致富、智者得到尊重、异见可以陈述和争论的世界。麦加山洞中那个毫不起眼的开端，居然孕育出一个全球性、多样化的乌托邦。
生在伊斯兰帝国边疆甚至更远处的壮志男儿，像蜜蜂逐蜜一样聚集在丝绸之路上。无论是意大利的沼泽之地，还是中欧大陆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不足以吸引年轻人前去建功或赚钱。在19世纪，西方和美国是年轻人成名和致富的地方，但一千年以前，年轻人的目光聚焦在东方。比如，有一种来源充足、市场成熟的产品，就值得那些想要一夜暴富的年轻人为之奋斗拼搏。
第六章
皮毛之路
在其巅峰期，巴格达是一座炫丽辉煌的城市。公园、市场、清真寺、公共浴室，还有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使这座城市成为“豪华镀金装饰的、悬挂着华丽挂毯和丝绸锦缎”的殿堂之都。客厅和迎宾室布置得“轻盈雅趣。沙发精致华丽，桌台昂贵无比，室内点缀着成色绝佳的中国花瓶和无数的金银饰品”。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岸边满是宫殿、华亭和花园，都是贵族阶层享受的场所；“河面上有上千只小船，个个插着小旗，跃动在河面上如阳光飞舞，将巴格达城内寻乐的人们从一个景点带往另一个景点”。
热闹的集市、宫廷及民众的富裕程度及购买力，都让这座城市充满魅力。繁荣的景象并不局限于伊斯兰世界内部，穆斯林的征服行动开辟出延伸至四面八方的贸易通道，将货物、思想和人群都聚集到了一起。对某些人来说，如此大规模的扩张也带来了某种焦虑。公元9世纪40年代，哈里发瓦提克（al…Wāthiq）派出探险队，调查他假想中食人族突破一座城墙的情况，传说这堵城墙是万能的神为抵御野蛮人而建的。探险队在一个叫萨拉姆（Sallām）的顾问带领下，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考察，发回了关于城墙现状的报告。他汇报了城墙维护的所有细节：保护城墙可是件大事，一个值得信赖的家族专门负责日常检查，他们每周用锤子敲击城墙两次，每次敲三下并倾听声响，以确保安全。“如果你把耳朵贴在城门上听见蜂巢般的沉闷声音，”一个人汇报说，“那就说明平安无事。”检查的目的是让可能怀着恶意而来的野蛮人知道：城墙有人看管，谁也别想通过。
有关城墙检查的描述如此生动细节，就连某些历史学家都相信这次城墙调查活动是真实存在的，那堵城墙指的也许就是玉门关——从敦煌以西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事实上，关于世界毁灭者来自东方山脉之外的这种想象，源自《新约》《旧约》和《古兰经》的描述。无论萨拉姆是否真的做过探险旅行，边疆以外的威胁一直都是存在的。世界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秩序和文明均占据上风的雅利安世界；一半是混乱不堪、无法无天、危险异常的图兰（Turan）世界。去过草原地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留下了大量记载，清楚地表明那些生活在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行为古怪，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略显奇巧，但总体来说比较危险。
当时最著名的使者之一叫伊本？法德兰（Ibn Fa？lān），他曾在10世纪初应伏尔加保加尔人（Volga Bulghār）首领的请求，被派往草原地区解释伊斯兰教义。伊本？法德兰说，该草原部落——他们的领土跨越里海北部伏尔加河（Volga）与卡马河（Kama）交界处——的首领层都已经成为了穆斯林，但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了解尚处于入门阶段。伏尔加保加尔人的首领表示愿意建立一座清真寺并进一步学习穆罕默德的启示，但事实很快证明，他只不过是想寻求援助，以对付草原上的其他部落。
相较之下，反倒是北上旅途中的见闻让伊本？法德兰深感困惑、吃惊和恐惧。游牧民族的生活漂泊不定，与巴格达和其他地方的都市文明截然不同。古兹（G？？uzz）是伊本？法德兰遇到的第一个部落。“他们住在临时的毡帐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便会重新搭建。”他写道，“他们生活贫困，如同流浪狗。他们不敬神，做事也不求诸理性。”他还说，“他们在大便和小便后并不清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怎么用水，特别是在冬天。”女人不戴面纱。一天傍晚，法兰德一行和几个部落男人坐在一起，其中一人的妻子也来了。“我们说话的时候，她竟当着我们的面在私处抓痒。我们用手遮住脸，私下念着‘上帝保佑’”。她的丈夫只是对这些外来人的大惊小怪报以大笑。
草原部落的宗教信仰无奇不有：有的部落崇拜蛇，其他部落崇拜鱼；还有人崇拜鸟，因为他们相信鹤群的到来能让他们在战争中获胜；有一些人还在脖子上挂一个木制的阴茎，出远门前会亲吻几下，以求好运。巴什基尔部落（Bas？？gird）是臭名昭著的野蛮人，他们以敌人的头颅为战利品并携带着四处炫耀，他们的习俗令人难以接受，包括吃虱子、吃跳蚤。伊本？法德兰曾看见有一个人在衣服上找到一只跳蚤：“用指甲挤死后吞到口中，然后对我说：味道好极了！”
尽管草原上的生活令伊本？法德兰这样的外人难以理解，但游牧民族和坐落在他们南部的定居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伊斯兰教在部落之间的广泛传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他们对待信仰的态度显得有些反复无常。比如说在古兹部落，人们声称自己信奉穆斯林，也能在恰当场合念出虔诚的祈祷，“以便给同行的穆斯林留下良好的印象”，法德兰说。但他也注意到，这些信仰往往只是流于表面。“如果一个人遇到了不公，或是遭遇意外，他会仰头向天，念道bir tengri”，也就是说，他祷告的对象不是真主安拉（Allah），而是腾格里（Tengri），即游牧民族的天神。
事实上，草原部落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从未统一，受到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各种其他宗教的影响。各种宗教交杂在一起，形成一种难以拆解的混合性世界观。这种飘忽不定、适应性强的信仰观，部分是由一些新派穆斯林圣者以传教士的身份带来的。这些神秘主义者以苏非派（sufi）著称，他们游荡于草原部落，有时不穿衣服，只戴一副动物的犄角；他们给动物治病，以怪异的行为和喋喋不休的虔诚说教吸引人们的注意。他们似乎在劝说人们改变宗教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地将散布在中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