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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蒙古人的智慧，一个长久稳定的帝国必须建立在无数正确的决策上。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不断扩张，他们开始把新的民族也纳入到整体当中。部落结构被刻意打散，他们将为各自新的军队集团出力，并效忠于蒙古统治者。各部落的差异，比如怎样装扮头饰，都得到了强制性的统一。那些投降或被征服的部落，都被分散到蒙古帝国控制的不同地区，以弱化他们在语言、血缘方面的认同感，加快与蒙古人的同化进程。旧的部族名字被新的称呼所取代，以此强调新身份的转换。这些做法之所以受到认可，全都靠着帝国统一的封赏体系，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到战利品和贡品。帝国施行严格的任人唯贤制度，凡有能力者皆可得到重赏，凡失败者都会被迅速抛弃。
虽然蒙古人极力弱化各部落的自我认同，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却表现得非常宽松。自成吉思汗时代起，统治者在宗教方面的政策基本上是各随其好。成吉思汗本人虽“对伊斯兰教另眼相看，但他对基督教和佛教也很尊重”，一位波斯作者如是说。至于他的后代和继任者信仰哪种宗教，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有人选择了伊斯兰教，有人选择了基督教，还有人“追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不倾向于任何一种宗教”。
当时蜂拥前往东方的传教士们也对这种宽容政策深有体会。卢布鲁克在他去往蒙古朝廷的旅途中遇见过亚洲各地区的基督教教士，让他备感吃惊的是，每年春天当牲畜于哈喇和林附近聚集时，他们都一同向一匹白马祈祷，采用的还是异教习俗，而非基督教仪式。虽然一时之间基督教无法在蒙古取得成功，但时间久了，小溪也能逐渐汇成江河。随着欧洲和中亚之间的联系日趋频繁，东方教区的数量也再次开始增多，包括在草原腹地，如波斯北部大不里士（Tabriz）等地区，都能找到修道院。大不里士已成为日益兴盛的方济各会教士的聚居地。之所以会有这样快速的发展，显然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一定的保护，这种保护来自于蒙古人对宗教信仰自始至终的宽松态度。
事情的发展还不止于此。到了13世纪末，罗马教皇派遣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访问大汗，带着一封亲笔信“邀他接受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尽管孟高维诺此行并未取得预期成果，但他也劝说了很多人信教，支付赎金帮助被俘的儿童获得自由，并在学校教他们拉丁文和希腊文，为他们亲自手书圣诗集。有时连大汗本人都曾亲自前往聆听教堂的吟唱，并被美妙的圣歌和神秘的圣餐所感动。为了表彰孟高维诺的成就，14世纪30年代初，罗马教皇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V）派他前往亚洲任职——不是一般的主教，而是一个更高的职位，任务是在整个蒙古帝国建立基督教教区：北京大主教。十字军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在亚洲的失败。
蒙古人宽松的宗教政策包含着一定的政治智慧。伊利汗好像一直比较擅长对宗教人士说一些他们希望听到的声音。比如说，大汗旭烈兀就告诉亚美尼亚教士，他在儿童时代就曾受洗。西方教会听说之后深信不疑，他的故事在欧洲广为传颂，人们把旭烈兀描述成基督教的圣人。不过也有人听说过其他的故事，譬如说佛教徒就相信旭烈兀正在努力修成正果。蒙古有很多高层精英曾先信仰基督教，然后又改信伊斯兰教，或由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都是任意变换。这个民族对宗教信仰并不敏感。
赢得人心和宗教支持是帝国顺利扩张的关键。这在亚历山大大帝打败波斯人时就是如此，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曾对此大加赞赏，他最反对目光短浅的掠夺和盲目的破坏。蒙古人似乎天生就知道他们该怎样打造一个伟大的帝国：军事强权之后必须是宽容和善政。
对于重要的、有潜力的盟友，蒙古人还会精明地给予他们一些慷慨的回报。比如在俄罗斯，蒙古人宣布免除教堂的税收和军队服役义务，这让他们在当地大受欢迎，可以作为野蛮征服后再施恩泽的一个好例子。另外，将责任下放同样也是消除敌意和缓解冲突的有效手段。还是以俄罗斯为例，一位当地统治者被挑选负责收税征贡，以至于他能从中抽取丰厚的油水。这位统治者就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Ivan I），人称“伊凡？卡利塔”，也就是“钱袋子”的意思。他的头衔可不是白来的，他通过在当地征收税贡来为蒙古人敛财，并从中为自己捞上一票。权力和财富都集中在像伊凡这样受信任的人的手上，其结果便是孕育出一个强大的王朝，并靠着征服邻邦对手逐渐兴盛。这一结果所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长久，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正是蒙古人的行政体系导致了俄罗斯转型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独裁政权。
军事统治、精明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宽容，在我们以前对蒙古人的看法中是不曾有过的。虽然其统治手段可圈可点，但是他们的成功也离不开天时的因素。在中国，他们目睹了一个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人口激增、经济飙升、科技进步的世界；在中亚，他们发现无数弱小却互相敌对分裂的城邦，正等着被人吞并、整合；在中东和欧洲，他们接触到的社会均实现了货币化和阶层化，这些地方能用现金的方式纳贡，当地百姓拥有强大的奢饰品购买能力。横跨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及继承者不仅是踏入了一个遍地财富的世界，而且是踏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正如穆斯林在7世纪征服世界，导致关税、贡物和资金从各个角落流向伊斯兰中心并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一样，蒙古人在13世纪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就：重建了欧亚大陆的整个经济体系。在印度，他们引进了来自大草原的新礼仪习俗和休闲方式，比如设立仪仗队捧举统治者华丽的马鞍以示尊荣。同时在中国，饮食也开始发生改变，在口味、食材和烹饪方式上都迎合草原新统治者的喜好。《饮膳正要》是一本帝王饮食指南，其中收录了许多受草原部落饮食和口味影响的菜肴，而且特别注重煲煮这一游牧人最爱的烹饪方式。他们还会食用动物的各个部位，这曾是他们为了确保生存的一种必要做法。成吉思汗是一个尊崇祖先饮食习惯的人，据说他的宫宴上一定要有酸奶、马肉、驼峰和羊汤再加谷物主食——不过这些听起来至少比14世纪食谱中的羊肺或用羊尾羊头做成的肉酱更为可口。
欧洲同样感受到蒙古征服者的文化冲击。来自新帝国的风俗大量涌入，并在最初的恐惧风潮过后迅速流行。在英格兰，250条由深蓝色鞑靼麻布制作的缎带，被用于制作英国最古老、最伟大的骑士团——嘉德骑士团（Knights of Garter）——的勋章。在1331年齐普赛街骑士比武赛（Cheapside Tournament）的开幕式上，男人们都穿着精致的鞑靼制服，戴着类似蒙古武士的面罩。连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风靡整个欧洲的汉宁帽（hennin）都深受东方风格的影响：这种14世纪的肖像画上颇受女性们崇拜的尖顶帽子，显然是在模仿当时的蒙古尖顶毡帽。
蒙古人的征服行动还影响到了整个欧洲的经济格局。追随派往大汗朝廷的欧洲特使的脚步，传教士和商人也开始踏上东方的土地。突然间，进入到欧洲人视野中的不仅是蒙古，而且是整个亚洲。
旅行者带回了大量引人关注的异域他国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受到了人们格外的喜爱。据马可？波罗说，中国有一个小岛，岛上统治者的宫殿有着纯金屋顶以及数英寸厚的纯金墙壁。在印度有一个满是钻石的峭壁深渊，马可？波罗说，但下面也有很多蛇，人们为了将钻石取出，就把动物的尸体扔下去，这样便能吸引秃鹰俯冲捕食，然后把附着在肉块上的钻石带出来。此时期的另一位旅行者还说，那里的胡椒出自满是鳄鱼的沼泽，一定要用大火把鳄鱼吓走才能取得。在当时人笔下，东方的富裕程度颇具传奇色彩，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这些描述并不新奇。随着欧洲大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通过阅读古典文献来重新关注自身文化。人们发现马可？波罗等人的记载能够在希罗多德、塔西佗、普林尼的作品甚至《雅歌》（the Song of Solomon）中找到母本：那里的蝙蝠用飞爪保护长有桂树的湿地，阿拉伯半岛的香树则由会飞的毒蛇守护，凤凰用桂皮和乳香筑巢，并用其他香料将巢填满。
当然，有关东方的神秘传闻，以及那些关于寻找稀有珍贵物品的危险故事，很有可能是商人为了提高他们从东方带回到欧洲的货物的价格而编造的。毫无疑问，那些难以得到或运送的物品和香料，价格自然昂贵。为了获取更多可靠的信息，1300年前后出现了许多关于如何在亚洲旅行贸易的指南，重中之重自然是如何确保价格公平。“首先，你要蓄胡子”，并且一定要带一个向导——尽量找个好的，这笔额外的钱你迟早能赚回来，弗朗西斯科？佩戈洛蒂（Francesco Pegolotti，当时最著名的指南作者）这样忠告道。不过，他提供的最重要的消息是在不同地方应缴纳多少关税，每个地区重量、尺寸的度量和货币制度有什么不同，还有各种香料在外观上有什么区别，大致都值多少钱，等等。如同在当今一样，中世纪的所有这些指南都是教人们谨防上当，别让黑心商人欺骗。
佩戈洛蒂本人并非出生于威尼斯或热那亚这两个13世纪和14世纪的欧洲经济重镇，而是生于一座正逐渐崭露头角的城市——佛罗伦萨。那里有不少新贵都渴望也能在东方分到一杯羹，卢卡（Lucca）和锡耶纳（Siena）的商人在大不里士、阿亚斯和其他东方贸易点随处可见，他们一般都是去购买中国、印度、波斯等地的香料、丝绸和布匹。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拓反映在锡耶纳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内悬挂的地图上：地图是可以用手旋转的，它以托斯卡纳为世界中心，标识出贸易交通线路，以及一直延伸到亚洲腹地的锡耶纳商人在海外的代理人、中间商的分布点。就连意大利中部一些并不知名的小镇都开始注目东方，都想着和丝绸之路发展联系，从中汲取思想和利润。
欧洲之所以能够扩张，靠的是蒙古人在整个亚洲打造的稳定平台。尽管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仍旧紧张、充满敌意，但若涉及到商业利益，人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严格法规。比如，中国的道路系统能确保旅行商人的安全，其管理制度让到访者颇感欣慰和震惊。“中国是能让旅行者感到最安全、最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