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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疆域扩张将整个亚洲连在了一起。此前，这些交通网络曾受到月氏，特别是匈奴人的阻碍。匈奴是中亚地区像斯基泰人一样的游牧民族，他们一直引人担忧，但又是重要的牲畜贸易伙伴。据记载，公元前2世纪时，成千上万头牲口都购自这些草原民族。汉人十分需要马匹却又经常得不到满足，因为他们需要装备有效的兵力以确保国内的稳定，同时还要应对匈奴或其他部落的进攻和偷袭。来自西域的马匹最为珍贵，部落酋长们可以从中赚到大笔的钱。有一次，一位月氏国首领用马匹换取了一批货物，然后将货物转手卖掉，他的财富一下子多了十倍。
最著名和最值钱的一个马种繁殖于费尔干纳谷地，即广阔的帕米尔高原山地的边缘地区，跨越今天塔吉克斯坦东部和阿富汗的东北部。它们的耐力令人赞叹，一位汉朝的历史学家说，就是龙族也敬它们三分。因其会排出红色的“汗水”（或由于其身上的寄生物；或由于马种皮肤太薄，奋力奔驰后容易出现血管破裂），人们便将其称作“汗血马”。这些品种精良的马匹成为诗歌的题材、雕塑和绘画的对象，并被誉为“天马”。有些马甚至被带着陪伴主人去往来生：一位皇帝的墓穴有80匹他所宠爱的马陪葬，马匹的墓地有两座雄马的塑像和一座赤陶武士雕塑在站岗护卫。
匈奴人驰骋在中国以北的整片蒙古干草原，他们和汉人的关系并非一直和睦友好。当时的历史学家将这些部落人群描述为蒙昧无知、茹毛饮血的野人；有位学者还说他们是“被上天遗弃的民族”。汉人宁可向他们进贡也不愿他们进犯自己的城市。汉人常常派大使造访这些从小就擅长捕捉耗子、小鸟甚至狐狸和兔子的游牧民；皇帝还会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无恙”。在一套正式的朝贡体系下，汉人要给游牧部落送去许多奢侈的礼品——包括大米、美酒和纺织品——只求换得和平。中国最重要的贡品是丝绸，游牧部落极为看重这种丝织品，因为它质地好、分量轻，铺床做衣都用得上。丝绸同样是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拥有那么多的高级绸缎是单于尊贵身份的体现，并将之赏赐给手下侍从。
为换取和平而付出的物资总量十分巨大。比如在公元前1年，匈奴共收到3万匹丝绸和大约相同数量的原材料，另加370套衣物。一些汉代官员相信，匈奴人喜欢奢侈品，说明他们将一事无成，濒临灭亡。“如今你们已离不开中国货了！”一位特使毫不客气地对部落首领说。他认为匈奴的习俗正在发生变化，并且信心十足地预计，中国最终会赢，并征服整个匈奴。
这是一种强烈的渴望。事实上，和平相处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需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断的进贡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显出政治上的软弱。所以汉帝国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匈奴的纠缠。首先夺取河西走廊，控制农业富庶的西域地区，接着经过近十年的多次征战（结束于公元前119年），将游牧部落赶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的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
疆土的扩张激起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官员们奉旨对帕米尔高原进行考察并将相关记录呈报朝廷。留存下来的史料之一就是《史记》，作者司马迁，一位汉帝国大历史学家（太史）的儿子。他因替战场上年轻气盛的将军辩护而被贬官、遭受宫刑，却仍坚持不懈地完成他的历史巨著。他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审视印度、波斯和中亚地区的历史、经济和军事状况。他认为，中亚诸王国兵力薄弱，因为他们受到匈奴的威胁，这些野蛮人因被中国打败而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司马迁写道：这些中亚王国不通军事，却善于经商，在商业繁盛的巴克特里亚都城可以看到各类物品被交易。
中国和外界的贸易交流也在缓慢开展。对于戈壁滩边缘的通道，特别是玉门关（商队西行的必经之路）以西通道的开拓并不顺利。无论是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是跨越天山山脉或帕米尔高原，都必须穿涉险要地带，从一个绿洲到下一个绿洲，路途异常艰辛。极端的高温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这也是巴克特里亚骆驼如此弥足珍贵的原因：这些动物能忍受极其恶劣的气候环境，对致命性沙漠风暴的到来非常敏感。它们在预感到风暴来临时会“立即嚎叫着聚成一团”，商人和商队见到后会马上用毡布将自己的鼻口包裹起来。当然，骆驼在预测天气方面也会出错，人们在商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大批的死亡骆驼和尸骨。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必须有丰厚的回报才值得人们去冒巨大的风险。尽管四川的竹子和布匹可以出现在几千英里以外的巴克特里亚市场，但更为关键的是，价格高昂的珍贵物品同样能够通过长途运输抵达这里。
贸易的主要产品是丝绸。除了用来讨好游牧部落以外，丝绸在古代还扮演着诸多重要的角色。在汉朝，丝绸与钱币、粮食一样可以用作支付军饷。从某种意义上讲，丝绸是一种最值得信赖的货币。铸造足够数量的钱币是个难题，事实上，货币在当时的中国也尚未完全普及。在支付军饷方面更成问题，饱受战火的边疆地区百姓抱怨不断，那里的铜钱一文不值，粮食也会随着时间腐烂。于是，成匹的丝绸经常被用作货币，或作为军饷，或作为中亚佛教寺院惩罚犯戒僧人的罚金。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了一种国际货币。
中国还为来自域外的商人制定了贸易规则，创立了一套正规的管理体系。在离敦煌不远的古代要塞悬泉置遗址中发现的一卷三万五千字的文献，生动地描述了这个河西走廊咽喉之地的日常商业活动。这些文字写在竹简或木板上，从其内容得知，进入中国的客商必须按规定的路线行走，他们将拿到通关文牒，也常常会被官员询问，其目的是确定这些人最终能返回故里。像当代旅店的顾客注册制度一样，这些来客的信息均被仔细记录：他们吃饭花了多少钱，来自哪个国家，什么身份，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
这不是带着怀疑的眼光进行盘查，而是要准确地掌握什么人在进出中国，他们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特别是（考虑到关税）他们所携带的货物的价值。所有这些复杂的行政措施都为我们展示出当时的都城长安（现称西安）是如何面对一个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我们通常把全球化看作是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就已经是事实，它提供着机遇，带来了问题，也推动着技术的进步。
在当时，几千英里之外发生的变化会直接刺激到当地的奢侈品需求，以及人们购买奢侈品的能力。
在波斯，塞琉古的后代于公元前247年被一个叫阿萨西斯（Arsaces）的人所推翻。他的后代被称为安息人（Arsacid），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并决定扩展其势力范围。他们巧妙地借用历史，将希腊和波斯的观念融合，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从而开创了一段稳定繁荣的时期。
然而，最大的刺激莫过于地中海周围发生的事情了。坐落在意大利西海岸线正中央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经过慢慢的努力发展，从一个闭塞之地逐渐崛起成为地区间的强大势力。在夺取沿岸的一座座城市之后，罗马开始统治整个地中海西岸地区。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的扩张极具雄心，进展神速。它的目标也坚定地锁定在东方。
罗马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大国，它重视军事力量，崇尚暴力和杀戮。角斗已经成为一种定期举办的公众娱乐活动。角斗场上，战胜外国族裔和其他超乎自然的壮举都会得到疯狂的喝彩。城中遍布各处的凯旋门每日都在提醒忙碌的市民罗马所取得的战绩。军国主义、英勇无畏、崇尚荣耀被作为关键特性灌输给这座充满野心的城市——它的未来不可限量。
罗马的强大靠的是按标准要求训练出来的军队。士兵必须能在5小时内走完至少20英里的路程，同时能负重至少50磅以上的装备。为了保证部队的凝聚力，士兵被禁止娶妻。经过严格训练，士兵们个个身强力壮。这些年轻人从小就对个人能力充满信心，坚信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构建罗马帝国的一块基石。
罗马在公元前52年征服了高卢（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法兰西、荷兰以及德国西部地区），并攫取了数量巨大的战利品，甚至都影响到了罗马的黄金价格。不过，欧洲可以征服的地方只有那么多，而且没有什么发展前景光明的地方。帝国若想壮大，必须拥有大量的城市，由此征取足够多的税收；帝国若想辉煌，必须拥有艺人和工匠——他们的精湛技艺让有钱人相互攀比炫耀，并由此获得高昂报酬。像不列颠这样的地方不可能为罗马帝国增添任何价值。驻扎在不列颠的士兵在家信中说，这地方就是冷漠、孤独和无望的代名词。
罗马的崛起和欧洲这片缺乏资源以及（充满纳税人的）城市的大陆没有太大的关系，真正推动罗马成为帝国的因素是它能够重新将目标定位于地中海以东。罗马的成功和荣耀始于对埃及的占领，以及将矛头对准更远的东方——亚洲。
亚历山大大帝的护卫官托勒密（Ptolemy）及其后代曾统治埃及近三百年之久。尼罗河的洪水带来粮食的大丰收，埃及仰仗着这条河流创造了辉煌的财富。丰收的果实不仅能满足当地人口的需求，而且有大量剩余可以支援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港。据一位当代学者记载，亚历山大港已发展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元前1世纪时的人口就多达30万。粮食的运输受到严格的监管，每次装船前船长都要进行庄严宣誓，然后拿到一张由皇家官吏派发的收据，这时才可以拿到粮食、上船出发。
罗马长期以来一直贪婪地觊觎着埃及。罗马大帝尤利乌斯？凯撒遇刺后，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卷入到混乱的权力斗争中，这给罗马创造了可乘之机。在公元前30年的亚克兴（Actium）战役中，艳后成为马克？安东尼的情人。他们的同盟激怒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愤怒而狡诈的屋大维不久便向埃及艳后宣战，罗马大军直逼亚历山大港。克里奥佩特拉做出了一系列既不成熟又不奏效的防御决策，最后不得不选择自杀——或被毒蛇咬伤致死，或可能吞下自制的毒药。埃及很快成了罗马的囊中之物。屋大维离开罗马的时候是位将军，返回的时候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元老院赐封他为“奥古斯都”。罗马已成为真正的帝国。
征服埃及改变了罗马的命运。他们获得了尼罗河谷大面积的庄稼收成，导致粮食价格急速下跌，家庭购买力随之大幅提升。贷款利率也开始下滑，跌幅从4％到12％不等。伴随着大笔廉价资本的涌现，一个司空见惯的繁荣场景出现了：地价飙升。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显著增长，使得奥古斯都可以将获取元老院成员资格的缴纳金门槛提高40％。奥古斯都沾沾自喜，说他当初创建的罗马是一座砖砌的城市，如今却是一座大理石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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