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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西方国家看来，斯大林所带来的压迫要比希特勒的好得多。他们将这次战争描述为一场对抗暴行的胜利，通过树立一个共同的政治敌人来掩饰“新朋友”的错误。但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对此不敢苟同，他们不认为这是一场民主的胜利，因为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他们将为自己站在独裁者一边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然而西欧国家要维护他们的历史，这就意味着要强调胜利，并且无视他们的错误以及那些被批评为“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决定。将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欧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洲人是多么的伟大啊，他们成功地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尽管对曾经发生在本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大陆接连不断的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也是他们。要是在古代，这样的殊荣或许也应该颁发给被哥特人洗劫一百年之后的罗马人，或者是丢掉阿卡之后使基督教世界的反穆斯林舆论得以缓和的十字军。比起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那些所谓的和平缔造者们的睿智和胜利，或者是那些没用的欧洲国际组织（连它们自己的审计员都好几年未曾签核组织的账目了）所带来的成就，枪炮的沉寂或许更多地要归功于这一事实：欧洲人已经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捍卫了。
1941年，当太阳在西欧落下，一个新的世界开始呈现。这一进程因1939年至1945年间的战争而加速，并且在战争结束后延续下来。现在的问题是谁将控制欧亚庞大的贸易网络。人们必须给予慎重对待，因为除了眼前可见的利益之外，在这世界心脏的肥沃土壤、金色沙漠以及里海区域上，还蕴藏着更多的财富。
第二十一章
冷战之路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对亚洲中心地区的争夺就已经开始了。在1942年1月的一份冠冕堂皇的“三方协议”中，英国和苏联承诺要“保障伊朗人民免于当前战火所导致的贫困”，保障他们拥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事实上，随着协议的履行，人们发现该协议对保障伊朗百姓生活的作用甚微，真正目的是为了强占伊朗的基础设施：该协议宣称，英国和苏联可以随意使用该国的公路、河道、输油管、机场和通信站点。这不是霸占，该协议声明，而是在向盟友提供援助——这真是一句富有创意的花言巧语。
表面上，这个协议是为了防止德国在伊朗扩张，并保证资源能够途经波斯湾进入同盟国。不过有些人推测，英国或许有着更为长远的考虑。例如，美国驻德黑兰公使路易斯？德雷福斯（Louis G。 Dreyfus）就在发给华盛顿的例行电报中指出，英国人不断地向伊朗国王提出咄咄逼人的要求，并指责伊朗境内存在损害英国利益的间谍。他在1941年8月写道：“我相信英国人正在利用这一形势作为最终占领伊朗的借口，并且故意夸大目前局势的危险程度。”
英国人希望维护并强化他们在伊朗的地位，但英国官员和军队对待当地人民的态度却是背道而驰。在战争爆发的十年前，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尖刻的、关于英国行为的评论文章，证明伊朗人的待遇“就像二百年前东印度公司对待印度人那样”。英国人坚持伊朗官员应在遇到同级别的英国官员时向后者敬礼，而后者却不必回礼，这加深了伊朗当地人对英国人的敌意。人们普遍抱怨英国人的行为就像是“大老爷、白种人，而把伊朗人当作被殖民者”。这与苏联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不善交际，很少出门，也不要求敬礼——至少一位当地的德国情报人员是这么说的。
在二战这一微妙的时期里，英国大使里德？布拉德（Reader Bullard）的态度是很典型的。他认为战争后期的粮食短缺和通货膨胀与英国占领军的失败无关，与波斯湾北部运输武器和其他物资的波斯走廊所面临的后勤困难也无关。布拉德写道，失败的责任在于伊朗人自己：“波斯人喜欢偷窃，热衷于将物价哄抬到饥荒时的水平。但他们却总在指责英国人。”“我对伊朗人的评价很低，”他在一封写给伦敦的信件中轻蔑地表示，“大部分的伊朗人在下辈子都会变成绿头苍蝇。”诸如此类的说法引起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注意。首相写道：“里德？布拉德爵士对伊朗人的蔑视太正常了，因为这些行为会损害他的工作效率以及我们的利益。”
更糟的是，英国人的统治地位正变得岌岌可危，他们根深蒂固的特权和优越感正在被日渐蚕食。1944年，德黑兰爆发了一场恶性事件。当时伊朗人正在与美国人进行一项谈判，打算将伊朗北部的特许经营权授给一个美国石油财团，这让听到消息的俄罗斯人大为光火。由左翼军人组成的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 of Iran）开始煽风点火，他们的改革、重新分配财富和现代化的纲领得到了莫斯科的大力支持。为了表示支持，苏联承诺将在局势最为紧张的时候派军队到大街上，以保护数千名的示威者。看到苏联似乎可以为所欲为地使用武力，而且导致协议被迫取消，很多外国势力都难以接受。于是，苏联对外关系部副部长、凶悍的谢尔盖？卡夫塔拉泽（Sergei Kavtaradze）受斯大林指派来到德黑兰，他警告说，惹怒苏联的后果很严重。
该事件最终以极富戏剧性的结局收尾，负责收场的是精明善辩、手段高明、能够熟练把握时代潮流的政治家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ed Mossadegh）。英国官员这样描写道：“他看起来很像一匹拉车的马。他有些耳聋，因此在倾听时表情紧张或者没什么表情。他在谈话时与人的距离是六英寸，并且散发着轻微的鸦片臭味。他的发言常常很啰唆，并且给人一种与世无争的印象。”外务部文件还援引了《观察家报》（Observer）对摩萨台的描述：“一个老派的、彬彬有礼的波斯人，不吝于鞠躬或握手。”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国人严重地低估了他。
1944年底，摩萨台开始在议会上提出一个观点，即伊朗不能也不应该被国外列强操纵或胁迫。当年诺克斯？达西公司获得特许勘探权以及英伊石油公司（前身是英波石油公司）的所作所为，就是伊朗领导人立场不够坚定的后果。他说，伊朗几次三番地遭受欺骗和利用，充当竞争利益者的马前卒，这对伊朗人民一点好处都没有。将选择权交给与伊朗做生意的人，这种做法大错特错，他呼吁：“让我们和所有希望购买石油的国家进行谈判，为了国家的解放而努力。”
摩萨台说出了很多人很久以来的不满：自己国土下埋藏的财富却只给伊朗人带来了非常有限的好处。事实确实如此，例如在1942年，英国政府从英伊石油公司的业务活动中收取了660万英镑的税金，而伊朗政府拿到的特许授权费却仅仅是这一数额的60％。到了1945年，这一差距变得更加明显：伦敦的财政部从该公司获得了高达1600万英镑的税金，而德黑兰得到的数字是600万英镑，仅比英国的三分之一多一点点。一位见多识广的英国观察家指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比缺乏物质补偿更严重的是国格和民族尊严的丧失”。
“不过很少人认识到这一点。”这位名叫劳伦斯？埃尔韦尔？萨顿（Laurence Elwell…Sutton）的观察家承认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阿拉伯语，之后进入英伊石油公司工作。埃尔韦尔？萨顿是一位热爱波斯文化、很有天赋的语言学家，英伊石油公司员工对待当地居民的方式让他目瞪口呆：“很少有欧洲人愿意花时间去关注波斯人，他们把当地‘土著’看作是肮脏、古怪的奴隶，也许只有人类学家才会对这些人感兴趣。”这种“种族歧视”注定会招致灾难：“除非让这个民族消失，否则消失的就是这家公司。”
既然如此，便不难看出摩萨台等改革家们背后的动力了。欧洲帝国的时代早已开始逐渐褪色，这一变化在伊拉克相当明显，因为连格特鲁德？贝尔都意识到“独立”并不在英国人要送的礼物清单上。在伊朗和其他地方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脱离国外统治和影响力的要求，并且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来越强烈。因此，当英帝国的丝绸之路瓦解后，他们也不得不后撤了。
亚洲的军事高压导致了一系列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Dunkirks）。极度混乱的撤退场面为大不列颠的黄金时代画上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句号。当日本军队在东南亚四处出击时，数十万人逃离了缅甸。那里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一心想回家，于是日本打算趁机进入这块让东京垂涎已久的战略和经济要地。德国在东方的盟友日本很快意识到，眼下是一个大范围扩展其帝国威望的良机。日本军队的推进让许多人饱受折磨，大约有8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当数万人撤退到槟榔屿（Penang）和新加坡后，马来半岛的景象也同样变得十分凄惨。能够在新加坡陷落之前逃离是幸运的。一位及时撤离的未婚女性在几周后写道，英国人撤退时的混乱是那些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人“永远不能忘记和释怀的”。
即便当欧洲和太平洋战事进入尾声，撤退仍然在继续。在印度，长达三十年的让步和承诺提高了人们对于自治以及彻底独立的期望，现在英国终于作出了完全撤出印度的决定。战争结束时，长达数月的骚乱、反帝国主义示威和罢工使得印度次大陆的北部城市运转陷入了停顿，英国的威望迅速瓦解并且有失控的危险。最初英国人计划在印度施行“阶段性撤退”，顺便也能为穆斯林少数民族提供保护，但终因耗时耗资巨大而被伦敦否决了。于是在1947年初，英国宣布将在6个月内全部撤走，结果却引发了混乱。战后被赶下台的温斯顿？丘吉尔告诉国会下议院，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如果我们放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陷入动荡和种族屠杀，这难道不是对我们声誉和历史的严重损害吗？”
这些警告显然没有被听进去，大范围的混乱席卷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社区长久的宁静被突发的暴乱打破，那些在城镇和乡村生活了数个世纪的家庭不得不踏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之路。至少有1100万人越过了旁遮普与孟加拉之间的新边界。同时，英国人还设计了详细的撤离计划，尽量保护本国侨民免遭冲突的波及，但这一考虑并不包括当地的原著民。
英国磕磕绊绊地处理着一个又一个类似的危机。为了维持巴勒斯坦微妙的势力平衡，从而保证对海法的炼油厂和港口的控制权、保障苏伊士运河的安全以及建立与阿拉伯世界领导人的友好关系，英国采取的措施是试图限制犹太人从欧洲移民到此地。英国的情报机构拟订计划阻止难民船只进入巴勒斯坦，以及谴责貌似强大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阿拉伯恐怖组织。此后，英国还采取了更多的直接手段。
危机出现在1947年夏天，一艘满载犹太难民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