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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驻东北的关东军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一直以来，关东军始终我行我素，也没见上面拿它怎样，反而是“九一八”的冒险成功，使这个原本只属于警备性质的驻屯军炒热了名气，并一步步走向“辉煌”。
显然，赢才是关键，抗命是其次。
可是苏军毕竟不同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中村为此焦虑了一夜，尾高也思考了一天一夜，都在想有没有赢的可能。中村认为没有，尾高则认为有，让他坚定信心的事例，是发生在1937年6月的“干岔子岛事件”。
时间往回倒转一年，同样的情景曾经出现过一次。这个干岔子岛也属于“界限不明地区”，苏联国境警备队的士兵率先在岛上登陆，将其据为己有。
关东军所属第1师团奉命前往。三艘苏联炮艇见到后高速逆流而上，对着岸上的日军进行猛烈射击。日军立即还击，当场击沉击伤炮艇各一艘。
事后，第1师团连岛都不用登，苏联就同意“恢复原状”，并撤走了部队和炮艇。
苏联人为什么会如此服软？日本军部对此作出的解释十分简单明了：被打疼了呗。一共三艘炮艇，一沉一伤，你想他们还能怎么办？
自从日俄战争之后，日苏基本没有什么直接过招的机会，“干岔子岛事件”给日军留了一个教案，这个教案上说，苏军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一旦出现边境纠纷，只要你果断出手，它就必然会乖乖地缩回去。
早在重光葵出面与李维诺夫交涉的时候，日军内部就议论纷纷，认为单纯交涉不会有结果，必须得像“干岔子岛事件”那样，先打到苏联人疼，李维诺夫才会做出让步。
重光葵的交涉失败，似乎进一步验证了教案，即“外交途径总不如使用武力解决收效快”。
尾高正是这一教案熏陶出来的孩子，那种急功近利对极了他的胃口，而相对于第1师团，第19师团在训练中一直以苏军为假想敌，都练这么多年了，若是比比画画，怎么也不可能被第1师团给甩下去。稻田说第19师团是与苏军作战的最佳种子选手，并非信口乱捧，其中有着一定的事实依据。
尾高拳头一握：“必须趁此机会给苏军一次打击，使它尝到日本军的威力！”
尾高把正回撤的部队召回一部分，并且决定当晚就部署进攻，他让作战参谋通过电话向中村作了报告。
中村当然不同意，可他同意不同意并不重要，尾高已经来了个边斩边奏。
在第19师团内，尾高另有一支亲信系统，那就是佐藤联队，指挥起来最为得心应手。他打破常规，超越旅团，直接在电话里给佐藤下达了进攻命令。
佐藤联队依令渡过图们江，向张鼓峰两端开去。图们江流速缓慢，河床宽仅百米，所以渡河行动并不困难。过河之后，佐藤将联队指挥所设于沙草峰东南的将军峰，随即展开了作战部署。
调兵遣将的时候，尾高给人一副义无反顾，天塌下来也要一肩扛起的气势，可是佐藤一走，他却又有些心虚起来。
在后方坐不住，下午尾高便渡江来到将军峰，想再探一探虚实。
国境守备队队长千田贞季中佐也在指挥所，他向尾高报告了苏军的最新动向。据千田观察，沙草峰除了那八十名苏军士兵外，另有坦克战车十一辆，从早晨开始，活动就非常频繁。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活动频繁”四个字一下子触动了尾高。他从身上掏出名片，把这些话刷刷地写在了上面，然后交给佐藤。
在名片上，尾高还加了一句话：“贵官（指佐藤）如察知敌之进攻企图，应断然彻底地加以反击。”
作为尾高长期的亲信部属，佐藤对上司的一举一动皆心领神会。简单说来，这张名片不是给他看的，是为了战后给“朝鲜军”和参谋本部看，当然是在事情搞砸的情况下。其逻辑关系为：敌人早有“进攻企图”，我佐藤认为他们要进攻，所以先发制人，以免部队受到损失。
尾高的名片，不过是一张堵人嘴巴的护身符而已。
先制攻击
尾高说先发制人，只是要找出避祸的借口和凭据，可是就用兵而言，佐藤却真的需要这么做。
沙草峰只驻扎苏军的一部分，包括张鼓峰、沙草峰在内，整个张鼓峰地区的苏军已达到7个营，并有火炮36门，战车11辆。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超过佐藤联队，加上又是占据两座高地，易守难攻。佐藤同时还预计到，只要战斗打响，苏军一定会继续向张鼓峰增兵，到时极有可能形成骑虎难下的局面。
佐藤是冒险家，冒险家自有冒险家的行事法则，他决定发起偷袭，其战术名称就叫“先制攻击”，也就是先发制人的意思。
1938年7月31日凌晨2点，佐藤联队所属第1大队沿坡对张鼓峰发动攻击。
此时是苏军的入睡时间，对外部的监视较为松弛。第1大队很轻易地就得以越过地雷和障碍区，在破坏多道铁丝网后，迅速接近苏军的前沿阵地。
苏军猛然惊觉，照明弹纷纷飞上天空，各种轻重武器齐开。日军则早已做好准备，端着刺刀不顾一切地向上冲锋。
佐藤在将军峰听到喊杀声大作，知道已经短兵相接，马上下令其余部队配合进攻。
东北时值雨季，加之张鼓峰离日本海较近，经常产生浓雾。大雾连着大雨，导致能见度极差，苏军增援的火炮射击被迫中断，反而是日军士兵在肉搏中的疯狂使他们占据了上风。
拂晓时，佐藤联队分别占领了张鼓峰和沙草峰。在战斗中，苏军伤亡超过四百人，坦克大多被速射炮所炸毁。日军伤亡不到两百人，但有一名大队长和两名中队长阵亡。
说是要驱走沙草峰的苏军，结果却把计划外的张鼓峰也抄了下来。尾高和佐藤为此提供的说法是：张鼓峰与沙草峰互为支援，欲夺沙草峰，必先取张鼓峰。
得知张鼓峰之战打响，“朝鲜军”和参谋本部一干人等的心情可以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在三令五申要求“不扩大”的情况下，尾高竟然仍敢于抗命不遵，喜的是前线打了胜仗，注意，这可是跟苏联人作战，而且其规模远非“干岔子岛事件”时可比。
如此重大的情况是没法瞒住天皇的。军部范围内主要由参谋次长具体主管作战，自然这次也得由他来给裕仁作交代。
在觐见天皇时，参谋次长多田骏诚惶诚恐，就怕裕仁像对待板垣和载仁那样龙颜大怒，暴跳如雷，没承想天皇神情愉悦，对他的态度也出奇的好，不仅追认了事态，而且还给予口头嘉奖：“朕甚为满意。”
裕仁满意，是因为听到“朕的军队”击退了宿敌苏联的军队。他乐还乐不过来呢，那句“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许动用”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裕仁具体指示：“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
那意思，反正仗也打了，便宜也占了，现在要紧的是捂着嘴在家偷乐，不要让苏联老毛子再找补回去。
多田次长进宫后，参谋本部的人员都在提心吊胆地等候消息，然而最终，喜压过了惊。
这里面心情最复杂的应数稻田，他记述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次长喜形于色地回来了。”
由于天皇震怒，“稻田计划”曾遭到扼杀，现在随着天皇态度的改变，它的价值又重新得到了承认。
天皇的口头嘉勉，很快被多田骏传达给了“朝鲜军”和第19师团。尾高和他的那些部下幕僚一听，眼泪哗哗往下淌：看看天皇和次长多么信任我们哪！
天皇都嘉勉了，当然没人再冒着傻气去追究尾高、佐藤的抗命责任，稻田更是公开说：“只要陛下没有表示不满意，那就万事大吉。第一线的师团长出于一时想不开的专断，恰恰符合了上司的意图，打开了僵局。”
稻田认为尾高干得好极了，至此，“稻田计划”似乎也可以完美落幕。从参谋本部到中村的“朝鲜军”司令部，都已作出决定，即准备像“干岔子岛事件”那样，在打疼苏联人后，不再扩大事件，而是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
这个时候，尾高倒也想见好就收，反正天皇都夸奖了，以后还怕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吗？可事到如今，局势已不是他想收就收得住的了，苏联得同意啊。
果然，苏联不同意。1938年8月1日，进入张鼓峰战场的苏军步兵已增至10个营，日军用于应战的只有4个步兵大队。日军大队在编制上大约接近于加强营，可就算是放大一倍，至多不过8个营，兵力上也还不及苏军。
再看特种部队配置。苏军有坦克战车150辆，火炮60门，飞机先后出动130架。日军那边，因为参谋本部不肯“扩大”，飞机坦克均未参战，只有一共17门火炮在张鼓峰撑门面。
力量对比这叫一个悬殊。尾高想自力更生，将第19师团留守罗南的第73、76联队及部分特种部队也调过来。当增兵计划上报到“朝鲜军”司令部时，被中村司令官一口否决。
“朝鲜军”参谋长北野宪造少将此时正在第19师团视察，看了实在于心不忍。
都是武士，不能见死不救，北野便想了个变通办法，他向中村发去电报，提出可以不以增兵的名义，就说是第19师团内部的“外地演习”，这样一方面可缓第19师团之急，另一方面也能免除参谋本部的追责。
有参谋长说情，中村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增兵方案，不过还是附加了前提，要求尾高尽量不再扩大事态云云，其实尾高哪还有力气去扩大事态，他能保住高地一线就不错了。
方案批下来，已是8月1日晚上，援兵到达张鼓峰，最快也得天亮以后。可是在白天的战斗中，苏军竟未能占得分毫便宜。
归根结底，前线苏军不缺人，不缺武器，缺的是一位可以心无旁骛坐下来指挥打仗的核心。
小报告之王
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是布柳赫尔，中国名字叫加伦。他是苏联建军时第一批授衔的五大元帅之一，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的获得者。“九一八”前，加伦在中苏同江之战中，曾指挥远东苏军击败张学良的东北军，并俘虏上万名中国官兵，由此被苏联人誉为“远东军魂”。
当张鼓峰战斗打响时，加伦的心思却并不在战场上，因为他已经自身难保。
加伦是苏联国内战争时崛起的名将，这一批将领与斯大林几乎同时出道。
最初接到秘密指令，被派到远东去清查加伦的正是留希科夫，但是加伦处事十分谨慎小心，在肃反运动蔓延远东，告密风无处不在的情况下，留希科夫竟然难以抓到他的把柄，而加伦也想方设法不让留希科夫靠近自己。
一番暗斗下来，留希科夫落败，直到叛逃前，他都没能逮捕加伦，只将空军部长抓了起来，后者是加伦的得力助手。
苏联高层接着派出苏军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以接替留希科夫的使命。
身为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的文化程度和政治理论水平却并不高。据说有一次斯大林送给他一本论列宁的书，麦赫利斯拿到后恭恭敬敬地请对方在书上题词留念，可即便是这样的“御批书”，他也从未翻开看过其中的任何一页！
麦赫利斯讲的是另一种“政治”。这厮最擅长的本事，就是告密和打小报告，这些小报告里面，除了极少数苏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