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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诸葛亮知道魏延一直鄙夷他的谨慎，他担心把军权给了魏延，魏延折腾着带兵去圆多年的“子午谷之梦”，所以，诸葛亮就做出了那样的人事安排。可是，如果诸葛亮真那样安排，诸葛亮才是折腾。按照人情，如果魏延有可能生事或者造反，那么诸葛亮完全可以提前解除魏延的兵权，魏延就不会对大军撤退造成任何损害了。如果诸葛亮不认为魏延有可能生事或者造反，那就不会有《三国志》记载的军事安排了。《三国志》记载的军事安排，是本没有麻烦却故意制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是莫名其妙地分裂蜀汉军队，是自毁长城。智者诸葛亮，谨慎一生的诸葛亮，有了马谡的教训，在军国大事上能出如此昏招吗？
再就是，即使魏延掌军，根据当时情势，他也不会采取进攻姿态，而是乖乖地按照诸葛亮遗命退兵。据《魏书》①记载，诸葛亮是因为粮尽势穷，忧恚呕血，才导致病入膏肓，烧营遁走，半道病逝。这说明，诸葛亮即使不死，也得撤兵了，又得重演以前粮尽退兵的悲剧。诸葛亮把指挥撤退的权力交给魏延，魏延除了撤退，还真别无选择。至于回到汉中之后，诸葛亮早已经安排好接班人：蒋琬，只不过为了稳定局势尚未公布。诸葛亮当时只是安排指挥撤退的人，并不是安排接班人，所以，他没有理由舍弃魏延。
合适的也是喜欢的，是最理想的。但是当合适的在右、喜欢的在左的时候，选择靠右走，无疑是遵守了效益规则。也许诸葛亮不是很喜欢魏延，但是诸葛亮早已“修炼”成效益动物，是非观超越了好恶感。街亭之战，诸葛亮舍魏延而选马谡，是因为他认为马谡最能贯彻他的战略意图。死前安排人指挥撤退，魏延最能实现他的战略意图。 所以，诸葛亮肯定会安排魏延组织撤退，而不是让他早早地出局。
这一点，在《魏略》②里得到了验证。《魏略》记载，诸葛亮临死，让魏延代理全军事务（“摄行己事”），密不发丧，悄悄退去。《魏略》的记载，符合情理。因此，《三国志》③的记载明显错误。
撒了一个谎，就要再撒一个谎来圆第一个谎。现在还不能说《三国志》撒谎，但是最起码可以说它错了，而且，接下来，它还将继续错下去。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三国志》是这样叙述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的：杨仪让费祎试探魏延对让其断后这一“人事安排”的态度，魏延果真不愿意服从杨仪领导，并让别人回去，他自己留下来对敌，“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并要求费祎留下来，与他联名作书，告示诸将，费祎假意说回去劝说杨仪，驰马离去。
这一处记载，表面看来很符合魏延的性格，但是因为诸葛亮让杨仪督军的前提错了，所以魏延的激烈反应也就成了无本之木，这些记载是否属实，也就很可疑了。
接下来，《三国志》这样叙述：大军撇下魏延回师，魏延恼羞成怒，在杨仪出发前，魏延率领自己所领的部队“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④”。魏延和杨仪都上表朝廷说对方叛逆，他们的奏章，在同一天到了成都（“一日之中，羽檄⑤交至”）， 杨仪等人紧急修造栈道（“槎山通道”），昼夜兼行，紧跟在魏延后边（“继延后”）。
这里，关于“烧绝阁道”“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槎山通道”的记载，明显违背事理，甚至可以说是无稽之谈了。
狭窄的褒斜谷，两边是高达千米的陡峭直壁，谷底南为褒水，北为斜水，湍急奔流。假设魏延真的是先行南归，烧毁了栈道，那么杨仪军队就被留在了后边。二人的羽檄又怎么会在同一天到达成都？“烧绝阁道”与“一日之中，羽檄交至”之间，明显相矛盾。杨仪临时修造栈道，居然还能紧跟在魏延后边，这个施工速度，即使在有先进工程机械的今天，那也可以称得上是神速。褒斜道的栈道，曾经在第一次北伐时，赵云为断绝魏军通道，烧毁了赤堐以北阁道一百余里，后来诸葛亮费了好大力气才修复，为此还给诸葛瑾写了一封信发牢骚。所以说，“槎山通道”绝非易事，杨仪在魏延烧毁了栈道的情况下还能“继延后”，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另外，根据《晋书》记载，司马懿在蜀汉军队撤退后，派军士两千人，“马步俱进，追到赤岸”，确认了诸葛亮已死的消息，然后返回。
杨仪修造栈道的速度，既能追得上魏延，还能不被司马懿军队追上，真是天神啊！
就事情的发展看，杨仪与魏延的羽檄同一天到达成都，而且他也追上了魏延，也没被司马懿军队追上，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魏延根本没有“烧绝阁道”！
《三国志》接下来的叙述，就是著名的“南谷口事件”了。按照《三国志》的描述，魏延先到达南谷口，然后掉回头去攻打杨仪大军（“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杨仪命令王平等人上前抵抗魏延。王平上前，没有用刀，而是用“狮吼功”，大声斥责魏延的先头部队：“公（诸葛亮）亡，尸骨未寒，你们这些人怎么敢这样呢！”魏延的士兵就一哄而散。
这个记载匪夷所思。久经战阵的魏延，深谙军机，自会知晓他要干的是“不成功，便成仁”之事，一定会精心筹备，政治动员，战前发动，调兵遣将，一定会拿出全身的本事来，王平等人，岂是对手？王平一声“狮吼”，便让魏延士卒逃散，可见其“狮吼功”可抵千军万马。要真如此，诸葛亮当初派王“狮吼”大侠到司马懿营下吼一句：“曹贼，何不快快投降！”那样，司马懿就会乖乖投降，多好呀！
魏延“善养士卒”，肯定有一大批拥趸。王平当时在军中并没有多少权威，魏延的士卒，不一定认识他，谁会理他呢？王平一声吼，魏延士卒散，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三国志》的记载里，“南谷口事件”接下来的发展，更是离谱。士卒逃散，魏延只好和自己的几个儿子，狼狈逃走，逃的方向居然是汉中！南谷口为褒斜道南端口，距汉中仅有十八公里。多年以来，汉中一直由魏延经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魏延的地盘。一杯茶的工夫，魏延就可以回到自己的革命根据地了。魏延要是真的动手，选择这个地方是很恰当的。久经战阵的魏延，又怎会在王平面前一触即溃呢？而且，“善养士卒”的魏延，失败后居然只有儿子们相随，身边一个士卒也没有，这可真是奇怪到极点了。动辄就杀身边人的董卓，死的时候还有卫兵要上前保卫他呢！魏延既然挑起了事端，而且落败，肯定会知道自己的下场是什么，那他逃走的话，应该是远离蜀汉，不投魏不降吴的话，那他该直奔陇西而去，躲得远远的，最起码避免跨省追捕啊。可是《三国志》记载他逃向蜀汉重镇汉中，莫非他要投案自首吗？
历史的魅力在于没有真相，历史的价值在于还原真相。
“南谷口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从《魏略》里找到了合理的记载：诸葛亮死后，魏延代行军权。杨仪平素与魏延不合， “惧为所害”，就先下手为强，散布流言说魏延要带军投靠魏国，于是带军攻打魏延。魏延本无反心，自恃脚跟正不怕影子斜，加上看不起杨仪，为维持大局，他就不战而走，没想到杨仪一定要置其于死地。杨仪追上他，杀了他。
这中间，我们还可以根据事理完善一些情节：魏延带军，杨仪不配合，魏延就上表杨仪谋反，于是《魏略》就有了杨仪“惧为所害”的记载，杨仪决定反击，就恶人告状，上表说魏延要带军投靠曹魏。
有了这个推断，《三国志》里其他几处莫名其妙的记载，也变得合情合理了。
首先是《三国志·魏延传》，当魏延和杨仪的羽檄都到的时候，刘禅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怎么办，蒋琬、董允都“保仪疑延”，于是魏延就被定了罪。
不调查，不审问，靠类似投票的方式来直接给一个人定罪，这对于蒋琬来说很不可思议，因为蒋琬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而诸葛亮是讲究法治的。是什么原因让蒋琬做出了违背法治思想的决定？很显然蒋琬、董允被杨仪的奏章忽悠了。也许，他们和杨仪都是诸葛亮器重的人，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也许，魏延平时人缘太差，但最关键是杨仪“编故事”的水平高，给魏延找了一个“烧毁阁道”的罪名。也许魏延因为和杨仪怄气，真的烧了几小段栈道，但是未给大军撤退带来影响，否则，魏延坐在汉中喝茶的时候，杨仪也许还在山里指挥修造栈道，也许早被司马懿追上了。
《三国志·魏延传》里还有一处记载，蒋琬带领宿卫营去南谷口处理魏延事件，才出成都几十里，魏延的死讯就传来，蒋琬就回去了。死讯就没到褒口来，而是回成都了。
这里的记载表明，蒋琬是去镇压魏延的，因此魏延一死，蒋琬就没有再去的必要，就打道回府了。这说明，在杨仪和魏延的互诉中，官方采信了杨仪的说法，定了魏延谋反之罪。
《三国志·杨仪传》记载，杨仪“平叛”，事后只被拜为中军师，根本没有统兵权，基本是被晾在了一边。这就奇怪了，杨仪可是“平叛”的第一大功臣啊！要是魏延造反的话，那杨仪就是力挽狂澜的人物，事后肯定会高官厚禄，可是他又怎么被弃之不用呢？
这只能说明，当大军完全撤回后，为魏延鸣冤的人多了，真相渐渐浮出水面——杨仪暴露了。魏延人缘虽然不好，但是诸将仍然议论纷纷，都推断说魏延绝对不会投降魏国了却还要赶回来（“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诸将分析，魏延只是想杀杨仪（“但欲除杀仪等”），但惹火烧身。杨仪暴露了，当然不能给他升官了。
问题出来了，既然杨仪暴露了，那朝廷怎么不为魏延平反，治杨仪的罪呢？
纵观历史，历朝历代，哪位统治者纠正过自己主办的冤假错案？最大的可能，是后代纠正祖宗办的错案，后任纠正前任办的冤案，而且也要费很大力气。曹魏灭蜀功臣邓艾，因钟会构陷，正好司马昭想扫平篡权路上的障碍，就在263年定了邓艾罪，然后邓艾在被押解的路上被杀。后来，邓艾蒙冤已是大白于天下的事实，可是也无人为他平反。直到267年，司马昭死后第二年，议郎段灼上书为邓艾鸣冤，此事才被提起，可是即使是这样，司马炎也是到了273年才下诏为邓艾平反。要不是段灼坚持不懈，要是司马昭还活着，邓艾有可能洗清冤名吗？
定魏延罪的是刘禅、蒋琬，费祎和姜维在中间也起了作用，蜀汉一直是这几个在魏延案件中洗不清的人掌权，魏延案件也就一直没有反过来的可能。所以，杨仪也不会被追究责任。
一些人，为了登上权威的宝座，不惜把真理踩在脚下。
魏延，这个战场上所向无敌的英雄，在自己人的算计里败下阵来。《三国志》以惊心动魄的文字，记载了魏延的结局：魏延逃亡后，杨仪派马岱追上去，马岱斩杀魏延，然后把魏延的首级献给杨仪邀功，杨仪亲自踩在魏延的头上，骂道：“庸奴！复能作恶不？”这时，杨仪心里肯定是爽极了：看你以后还能不能在老子面前拔刀！小人得志便猖狂，杨仪又派人到汉中，夷灭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