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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济的调停当时没有起作用，但是数月之后，李傕和郭汜二人谁也耗不过谁，最后同意释放皇帝和群臣。
195年七月，在张济护卫下，献帝君臣赶往张济的地盘弘农郡，几经波折，十月初到达华山脚下的华阴。支持天子东迁的除了张济，还有杨定、杨奉和董承，他们都得到提拔。
李傕和郭汜反悔了，他们再次联合，挥兵杀向华阴，要抢回皇帝。董承等人无奈，向反政府军白波军求援。黄巾军失败后，余部郭太等人在白波谷（今山西襄汾县永固镇）重新起义，人称“白波军”。政府向反政府军求救，而反政府军居然也答应了政府的求救。白波军首领李乐、韩暹、胡才等人出手，护送天子。无比惊险地渡过黄河，天子一行流落到大阳（今山西平陆）。
这时，河内郡太守张杨、河东郡太守王邑前来接应天子，失散的百官也不断前来报到。没有宫殿，甚至连间像样子的会议室也没有，围个篱笆，就算是金銮殿了，献帝与群臣在里面煞有介事地上朝退朝。士兵们都挤在“金銮殿”外面，从篱笆缝里围观中国最高层的会议，这些士兵中不少是刚刚被收编的白波军，对皇帝不怎么尊重，一边看一边嘻嘻哈哈指指点点。
司隶校尉管郃长得有点喜剧，成为士兵们取笑的对象，每次他到篱笆里面圣，门口的人都向他扔东西，寻开心。司隶校尉相当于京城的检察长，何等威严啊，如今沦落到这个地步。
那些护送皇帝来到这里的人，纷纷伸手要官。李乐、韩暹、胡才三人昨天还是反政府恐怖分子，现在被政府拜为将军，就连他们的私人医生、马夫、戍卒也都成了校尉这样的高官。负责刻制公章的御史官忙得不可开交，日夜加班仍然有刻不完的公章，刻字来不及，就偷工减料改用锥子画字。反正是游戏，就看谁玩得大胆。
十六岁的献帝，谁要是能把他当皇帝一样看待，他情愿喊这人爹。人们都责怪李傕拿皇帝当叫花子看，连最基本的吃穿都不能满足他。可是，李傕有什么错呢，这个叫刘协的少年，对国家对百姓有什么恩惠呢？其实，李傕给献帝一天两顿饭吃，已经够意思了。大家都没有饭吃，刘协就凭一个皇帝名号，就能不劳而获有饭吃，还能理直气壮地要五根牛骨给身边人吃，比李傕还要霸道还要无理。要是大家都像李傕一样给皇帝颜色看，那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很。
可是，即便皇帝无能至此，大家还是抢来抢去，争先向皇帝效忠。这不是忠君，而是都企图从皇帝那里得到更多实惠，例如官职。因此，再无能无德的皇帝，我们也会去追捧，这样反而造就了更无能更无德的皇帝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因此，汉献帝虽然窝囊，但是仍然安坐龙椅，而且能够期待更美好的未来。过了年，正月初七，献帝下诏改年号为建安。
那个能够在建安年间给皇帝安定生活的人是谁呢？
会是眼前这个叫郭图的人吗？当时被视为天下第一霸主的袁绍，不想被排除在天子的衍生利益圈外，就派郭图来大阳打探情况，考察一下把汉献帝接到邺县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袁绍手下有一个叫沮授的谋士，他建议迎接献帝到邺县。可是，郭图和淳于琼反对，他们认为汉室衰微，天下谁有本事就是谁的，如果把天子接到自己身边，以后屁大的事儿也得先请示汇报，那样自己就没权力了，实在是碍手碍脚。袁绍可不想请一个绊脚石来身边，就暂时放弃了迎接天子的打算。
七月一日，在张杨、杨奉、韩暹、董承的护卫下，献帝一行终于回到了洛阳。
经过了几次战火的洗劫，眼前的帝都洛阳满目疮痍，宗庙公室尽为黍离。帝国颠覆，天下涂炭，让人站在宫殿的废墟前彷徨不忍离去。城里只有已故宦官赵忠的住宅可住，献帝就被安排在赵府临时居住。然后，张杨在南宫找了一处相对完整的宫殿，修缮一番，把献帝搬进去，将这座宫殿命名为杨安殿，意思是他给了皇帝安定生活。献帝下诏，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兼任司隶校尉，杨奉为车骑将军。献帝被他们控制，他们做什么官，由他们说了算。一切都是利益的驱动，他们护卫天子，其实是为自己谋，偏偏打着忠君的高尚旗号。
几天后，张杨撤退回到河内郡，驻扎在黄河北岸的野王。杨奉也撤出京城，驻扎在洛阳以南的梁县。但是董承和韩暹没有撤走，因为留在洛阳就可以掌控皇帝。
张杨和杨奉为什么离开呢？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吃饭。董卓在迁都长安时，放火烧了洛阳和周围二百里的地方，强迫百姓西迁，所以洛阳成了一座死城。城里只有天子、百官以及御林军，根本找不到吃的东西。献帝下令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全都到郊外挖野菜。当官在行的，往往挖野菜不在行，很多人完成不了挖野菜的定额任务，唯恐回去蹲监狱，加上饥饿，干脆死在了破墙断壁间。
对于汉献帝来说，谁抓住他的胃，谁就能抓住他的心，谁能让他吃饱，谁就是功臣。李傕能让他一天吃两顿饭，偶尔给他几根发臭的牛骨头，也能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儿，谁要是能让他一天吃上三顿饭，那就是特等国家功臣了。在河东郡，献帝曾经在山洞藏身，在田野露宿，差点儿饿死。这时，献帝想起了吕布，亲自在木板上书写诏书，让吕布带着粮食前来救驾，吕布当时被曹操打败，自己还填不饱肚子，哪有能力照顾别人，就派了使者前去说明情况。
不过，既然是皇帝，总是有投资价值的，喂皇帝比喂猪强多了，皇帝挨饿时，你给他一碗米，以后他会还你一碗金子。河内郡太守张杨派了几千人背上足够的粮食来接应献帝君臣，河东郡太守王邑送来一些布帛。有吃的有穿的，皇帝又是皇帝了，封张杨为安东将军，王邑为列侯。
现在回到洛阳，谁能解决皇帝的吃饭问题呢？
二 一袋粮食引发的高层争论
很多宏大的事情，成败往往取决于细小的事情。你也许志在天下，不屑稼穑。可是，在三国历史上，一个个天下英雄的伟大行动，往往因为粮食缺乏而搁浅。诸葛亮数次北伐曹魏，几度看到胜利的希望，但总是因为粮食问题而被迫撤军。司马氏集团正是在淮南大力屯田种粮，才有底气渡江而过，吞并孙吴帝国。
黄巾暴乱，董卓暴政，群雄纷起，战火连绵，能种田的人不是去打仗就是去逃难。路上堆满白骨，地里长满荒草。拉起一支部队就想当天下主人的人比地里的荒草还多，可是谁也不会去想解决天下人的吃粮问题。没有人能储备一年的粮食，饿了就去抢，饱了就把多余的粮食毁掉——粮食运输消耗大量人力，为了让更多人投入战斗，又避免粮食落入敌人之手，多余的粮食往往被毁，反正是战胜了可以再抢，战败了死了也不用吃粮食了。因为粮食匮乏，还未同敌人作战就自行溃散的军队数不胜数。
袁绍和袁术兄弟俩，一南一北，两大霸主，一个比一个牛气，可是谁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袁绍军中，粮食配额不足，士兵就靠采摘野桑葚来哄肚子。袁术靠水吃水，发河蚌做军粮。
曹操也不例外，数次出征无功而返，不是作战不力，而是军粮不继。与袁绍和袁术相比，曹操还有一点更让人担心，那就是百万黄巾军投降于他，一人一张嘴，都要吃饭。
能成大事者，懂得从危机中寻得良机。青州黄巾军带来了农具和耕牛，曹操和他的手下谋士闻着牛粪的气味，摸着锄头上的铁锈，思考着。
谋士毛玠担任过县吏，深知民间疾苦，早在192年，他就向曹操提出“修耕植、蓄军资”的建议。农具是现成的，耕牛是现成的，百万青州黄巾军都是资深农民，组织起来种田，首先这一百万人吃饱肚子不闹事，还能提供兵源。他们吃不了，就上交军粮，当然他们不够吃的，也得上交军粮，这算得上民屯。士兵也可屯田，战则拿枪，不战拿锄，自己的军粮自己种，这是军屯。所谓屯田，就是把收降的青州黄巾军这样的劳动力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最基层组织称为屯，生产者称为屯田客。屯田由政府提供土地、农具、耕牛、种子，收成与政府分成，本质上是雇佣农民。
在曹操手下，凡是会种田的大将都得到了重用。夏侯惇在战斗中伤了左眼，成了伤残军人，可是他在截断太寿水修建蓄水工程的时候，亲自背土，身先士卒，带领将士植稻，获得了曹操认可，成为曹操最信任的大将。
曾经与夏侯惇搭档的韩浩，就因为说了一句“当急田”，就是说种田比打仗重要，就获得曹操赞许，被提拔为护军。
我们是军人还是农民？很多一门心思靠打打杀杀立功的人不满了，种地就不那么积极，锄地时少不了故意除掉几株禾苗。可是，很快这些人就不敢再这么做了，因为曹操颁布了《置屯田令》，“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谁不支持屯田，谁就是破坏稳定。
种田有命令，种什么也有命令。曹操下令大力推广稗谷种植。这个稗谷推广令一颁布，大家就都连连苦笑：这明明是种草，哪里是种粮啊！稗谷，其实就是一种杂草，不怕涝不怕旱，轻易死不了，不容易产生病虫害，而且产量特别高，可是稗谷有个天生的缺点，那就是口感差，而且是很差，所以农民不把它当做庄稼。可是，曹操却下令非种稗谷不可，他的道理很简单：再难吃，也比没有吃的强，你不愿意吃，正好省下来喂战马。还有一点，稗谷撒把种子就能长，不耽误军事训练，抽空打个仗。实用至上，是曹操的生存哲学。
在中国，再也没有比种地更让人瞧不起的职业了。可是，在曹操的地盘上，谁也不敢小瞧种地的，说不定眼前那个撅着屁股在田里拔草的家伙，就是郡守级别的官儿。曹操设置田官，田官独立于郡县，自成系统，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级别相当于郡守、国相，典农都尉相当于县令、长。曹操选任的田官都是实干派，亲自下地劳作一把是很有可能的。
当然，在掌握中央政权前，曹操是没有权力设置田官的，但是他很早就派专人专管屯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枣祗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从曹操陈留起兵时就跟从曹操，袁绍不死心，想得到他，就多次派人去拉拢他，被他果断拒绝。就是这么一个人才，被曹操任命为屯田都尉。曹操的堂妹夫任峻，则被任命为典农中郎将。那个年代，能打仗的人好找，懂农业的人却少，像枣祗和任峻这样的人，不用攻城拔寨，就靠能种地，就得到曹操重用。
屯田制有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与政府、与屯田客的分成。在讨论分成问题时，“计牛输谷”是大多数人的意见。计牛输谷就是按照政府提供耕牛多少，缴纳定额租。几乎所有人都在阐述计牛输谷的合理性，只有枣祗在以微弱的声音质疑。少数服从多数，曹操最后一拍大腿，得了，就计牛输谷，就这么定了，散会！
散会后，枣祗扛来一袋粮食，撂在曹操脚下，说：“收成好，官府多得这袋粮，也很合理；收成不好，官府应该少收这袋粮，这样屯田客不至于饿死。”他说的这袋米可不是小问题，想想啊，一亩地多收一袋粮，合起来是个什么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