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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王朗这样的专家推荐，没有家世背景的于禁，很容易就成为“快男”了。最起码，于禁很“快”被曹操叫去面试考察了。很多人才不是连个面试机会也得不到吗？三国“快男”于禁从此乘上了人生的“快”马，春风得意马蹄疾。
从原始股到绩优股———
兖州的曹军，议论纷纷，说一个叫于禁的小子，泰山奶奶保佑他，被曹操一下子提拔成了军司马。军司马，千石秩的官，和县令同级，可以配公车，带仪仗。曹操一见于禁，就让他做了军司马，当时，夏侯渊是和曹仁是别部司马，于禁与二人成了同级干部。三国“快男”于禁提拔得真“快”啊！
军司马带的仪仗是斧，象征惩戒之权。很明显，同样具有法家思想的曹操一眼看中的是于禁的法治才能。这时的曹操，事业刚刚起步，谁加入他的队伍，谁就是原始股。于禁幸运地成为曹操手里的一只原始股。原始股往往是潜力股。于禁也真得像曹操在205年为他写的请功书里写的那样“当敌制决，靡（无）有遗失”。对陶谦：他攻下广戚（今江苏省沛县城东一带）；对吕布：他在濮阳城南打败吕布二营人马，不久又独自率部在须昌战胜高雅，最后又在下邳见证了吕布的被擒，又和曹仁、史涣攻打支援吕布的眭固，斩了眭固；对袁术：他包围袁术集团的骨干桥蕤，斩了其麾下四将；对张绣：他先后从征到宛和穰县（河南省邓州市）立下赫赫战功；对黄巾军：他更是一点都不含糊，有一次曹操的大营在汝南遭到刘辟、黄邵等黄巾军的偷袭，他率军全歼来敌，斩了黄邵等人，尽降其众；对叛将：他与臧霸等攻梅成，梅成举众三千余人投降，他一走，梅成复叛，与另一叛将兰成联合起来，于禁督运粮草，帮助张郃平叛，他又奉命进攻昌豨，迫使其投降。
曹操早期，哪一个战场没有于禁的身影？不对呀，好像还没提到生死攸关的官渡之战呀！官渡之战时，于禁干啥去了？官渡之战，于禁有大手笔，做英模巡回报告会去了。
大汉天子到处跑，“忠诚”曹操迎许昌，唯恐圣上累身子，曹操代君发号令。曹公的阳光，普照着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黄河以南，淮、汉以北的大部地区。看来，皇帝这个道具确实有用。占据黄河以北的袁绍不高兴了。他极端仇视曹操的事业，想把皇帝这杆大旗抢过来。他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调动十万精锐步兵和一万骑兵，从邺城出发进兵黎阳（今河南浚县），陈兵黄河北岸。娘啊，天啊，不得了啊！黑云压城城欲摧，黄河北岸的甲光真晃眼。战？退？和？降？许昌的城砖也在考虑自己的退路，甚至有人已经偷偷地给袁绍写去了表忠信。
200年3月，袁绍手下大将颜良率领着郭图、淳于琼，渡过黄河，包围了白马（今河南滑县）。曹操采纳荀攸的声东击西之计，决定派一小股部队，前往延津，做出要渡河的架势，吸引袁军主力，然后曹军主力再袭击颜良。派谁去延津做忽悠袁绍的托儿呢？形形色色的“托儿”当中，最难选的就是“战托”。前往延津的“战托儿”招聘条件至少有三条：第一，忠诚，要是墙头草去了，倒向袁绍一方，那就是《三国演义》中周瑜的“赔了夫人又折兵”了；第二，能干，要是窝囊废去了，一触即溃，那就起不到牵扯袁军主力的作用；第三，善于统兵，当时失败的空气弥漫在曹军上下，军心不稳，要是都让士兵跑光了，那也完不成任务。
“托儿”们说：当什么“托儿”也不要当“战托儿”。“饭托儿”能吃一顿，“婚托儿”能谈情说爱，“战托儿”则遭遇生死劫。曹军内部，将士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既是做诱饵，那就不是主要战场，不会立什么大功的；有人说，既是诱兵，兵力不会有多少，可是引诱的却是袁军主力，这可真是老鼠和猫做游戏———玩命啊！
曹操愁坏了，第一，“战托儿”不好选，第二，选出来的不一定愿意干，强扭的瓜不甜，派一个不情愿的人去，执行力不强，容易产生“内耗”。就在曹操愁眉不展的时候，于禁站了出来，大声说：“泰山于禁愿意领兵前往延津！”“太祖征袁绍，绍兵盛，禁愿为先登”，“愿”是“自愿”的意思，说明于禁是主动请缨，勇气可嘉。当时，于禁可能还写了血书，曹操“壮之”，于是就精选了二千步骑，交给于禁。
袁绍渡过黄河，进攻延津，因为他听说曹军要从这里渡河。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可是，在这个摇篮里，中华儿女又开辟了多少战场呢！袁绍派军猛攻，竟然拿不下于禁坚守的延津。曹操也唯恐“战托儿”被消灭，急忙派乐进带领3000人支援于禁。按道理说，力量加强了，应该继续固守。可是，这时，于禁显出了卓越的一面，他判断延津绝对守不住，鉴于袁绍亲率主力前来，行动一定缓慢，决定主动攻击。于是，在于禁的规划下，5000步骑以最快的速度，偷偷地绕过了袁绍的主力，接连攻打延津北岸向西的袁绍军三十几座营区，展开火攻，斩杀并俘虏了数千袁军，擒获何茂、王摩等二十几员袁将，使袁绍还没有出师就遭到了沉重打击，袁军为了对付于禁的游击战，被迫重新整编，影响了进军的速度。
“战托儿”不再是“托儿”，成了改变战争走向的主角。于禁这次出击，狠狠打击了袁军的士气，让曹军看到了袁绍原来只是一只纸老虎，士气马上上来了，为后来的官渡会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白马，关羽在张辽的配合下，一战斩颜良，威震天下。可是，如果没有于禁苦守延津，吸引袁军主力，关羽能有机会冲到颜良马前吗？《三国演义》大肆渲染关羽白马斩颜良的神猛，对于禁在延津的表现只字未提，是担心于禁有勇有谋的表现盖过关羽，这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历史，却是一种严重误读。
“听”完于禁的“战斗在延津”的巡回演讲，王朗笑呵呵地对曹操说：“我看人还行吧！”曹操点点头，他佩服王老的识人之明，便不厌其烦地给于禁升官。官渡之战，于禁就已经是裨将军。裨将军虽然是最低一级将军名号。但是于禁却由此实现了人生的一大飞跃，他不再是一个“兵”，而是“王侯将相”中的“将”了。何况，裨将军通常都有权参与军中帐议，是主帅的重要幕僚，于禁渗透进了决策层，不再是单纯的执行层。以泰山脚下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为起点，从192年曹萌芽时期的原始股起步，于禁成了曹魏集团中的一只绩优股。
在率七军增援樊城前，于禁已是正七命左将军，距离八命四征将军只有一步之遥。于禁带领七军南下，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在为于禁召开欢送会时，有人和于禁说：“于将军，等你从樊城回来，你就会提拔成征东将军了，到时你得请一顿啊！”马上有人不愿意了：“谁说是征东？我看是征南！”征东或征南将军，下一步再提拔就是骠骑将军和大将军了。看来当初王朗推荐于禁时说他“才任大将军”，也并非完全的炒作。
可是，谁也想不到，于禁出事了，出大事了！
二 水淹七军
“不是战斗”的战斗———
219年秋七月，刘备称汉中王，授关羽假节钺，关羽攻樊城。樊城，被魏国称为“国之巨防”，处于南阳盆地的枢纽位置。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樊城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曹操得知关羽进攻樊城，脸一下子涂上了蜡，干黄干黄的。他曾经领导过关羽，太清楚他的“万人敌”能力了，他还清楚关羽带了三万多人，他更清楚镇守樊城的曹仁手下只有几千人马。
“自徐淮而北则春夏常旱，至六七月之交，愁霖雨不止，物始霉焉”（明代谢在杭《五杂炬·天部》），是为梅雨。梅雨霏霏里，樊城岌岌可危。樊城亟须救援，派谁去呢？当时，徐晃、张郃在汉中，张辽、乐进在合肥，“五子良将”中只有于禁可独当此任。
曹操紧紧握着于禁的手，诚恳地说：“我把七个军团，三万人，都交给你了！”于禁顿时感觉曹魏的半边天是他撑着。于禁出发了———于禁PK关羽，一场事关魏蜀力量对比的强强对话，一触即发。三国军民，睁大眼睛，翘首以待，等待一场龙虎斗。或许，有人猜到了结局，但是谁也猜不到过程。这场魏蜀两大高手的樊城论剑，竟然成了一次“不是战斗”的战斗。说它“不是战斗”，是因为于禁根本没有抵抗就投降了，但是它确实是一场战斗，一场和和气气但窝窝囊囊的和平战斗。
《三国演义》当然不会错过这场关羽为主角之一的大戏。《三国演义》
第七十四回“庞令明抬榇决死战，关云长放水淹七军”，对于禁猛扔臭鸡蛋，在三招之内就把历史上的于禁糟蹋得一文不值。
第一招：乾坤挪移。《三国志·庞德传》记载：“侯音、卫开等以宛叛，德将所领与曹仁共攻拔宛，斩音、开，遂南屯樊，讨关羽。……仁使德屯樊北十里”，很明显，当时庞德不在“七军”之内，他本来就驻扎在樊城，后来奉曹仁之命到樊城以北十里驻扎，罗贯中把庞德从樊城挪移到许昌，让他主动请缨和于禁一起出征。还煞有介事地说曹操不信任庞德，庞德“免冠顿首，流血满面”地向曹操表忠，又抬着棺材出征，以示忠勇。其实，曹操当时选的是将，不是演员。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曹操如果怀疑庞德，就绝对不会相信庞德的“表演”。罗贯中把庞德挪移到于禁身边，让于禁主动投降，让庞德宁死不屈。在庞德面前，软骨头的于禁更让人鄙视。其实当时庞德在曹仁麾下，很可能和于禁连面也没见过。
第二招：移花接木。关羽“刮骨疗毒”是段家喻户晓的佳话，其实是在鼓励十三点医生对二百五患者的违规操作。《三国演义》里，那个给华佗带来工作额的射箭人是庞德。《三国志》上仅仅是说：“羽（关羽）尝为流矢所中”，“流矢”，就是乱箭，不知道是谁射的，当然不能说是庞德射的。《三国演义》移花接木，把那个射伤关羽的无名英雄，说成庞德，并且还特意强调，庞德射中了关羽后，于禁担心庞德的功劳会超过自己，急忙鸣金收兵。这样一来，大家都以为，要不是于禁得“红眼病”，关羽就在庞德手里就义了。
第三招：贪天之功。罗贯中笔下，关羽首先是气象预报专家，预知汉水暴溢，然后关羽还是一个特牛的水利工程师，命人在几天内截流，修建水利工程，等到洪水来时泄洪，于是就有了“关云长放水淹七军”。那时的铁都造了刀枪，没有重型设备，关工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一工程。各种史料都表明一点：是上天和于禁七军过不去，汉水暴溢，致使七军丧失战斗力。《华阳国志》记载：“魏王遣左将军于禁督七军三万人救樊，汉水暴长，皆为羽所获”；《三国志·孙权传》记载：“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三国志于禁传》记载：“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晋书·宣帝纪》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