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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雅舍，梁实秋还品评过一些学者的书房。
如宋春舫的书房——榻木庐，梁实秋认为是他见过的最考究的书房。这书房建在青岛的一个小山头上，与主人寓所并不相连，是单独的一栋楼，“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梁实秋描述说：“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镀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接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又如周作人在北平八道弯的书房——苦雨斋（后更名苦茶庵），梁实秋写道：“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说完周家的书房，梁实秋接着发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感叹：“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再如闻一多的书房，梁实秋评价为“充实、有趣而乱”。“他的书全是中文书，而且几乎全是线装书。”“主人要作考证，东一部西一部的图书便要从书架上取下来参加獭祭的行列了，其结果是短榻上、地板上、唯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师椅上，全都是书。那把太师椅玲珑帮硬，可以入画，不宜坐人，其实亦不宜堆书，却是他书斋中最惹眼的一个点缀。”
1933年，丰子恺自己设计的缘缘堂建成。五年后，缘缘堂毁于战火，丰子恺对这个乡间住宅有这样一番细致的追述：“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伙食间，内通平屋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很清楚。”丰子恺建缘缘堂花了6000元，他说：“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掉，我绝不同意。”
据郑振铎统计，上世纪30年代，上海大约有30％的店伙计或堂倌一类从业者居无定所，甚至连固定床位也没有。他们白天把铺盖卷起来，置于角落。晚上关门后，再取出铺盖铺在地上或柜台上睡觉。还有约40％的人虽有固定床位，却不是正经的屋子。一楼一底的房子竟然可以住六家人。郑振铎眼见的一处是这样一种“布局”：“最阔的两家，一家占了楼上的客堂，一家占了楼下的客堂。其次是亭子间的一家，其次是楼梯下的余地是一家，楼上梯边余地又是一家，厨间是一家。”
1934年，荆有麟对南京的街面有这样一番观察：“每一座洋房的旁边或附近，好像是规定似的，总有一些茅草屋。洋房里的主人翁，出入是汽车，不用说，很阔气了；而他的芳邻，却不是拉车的，就是种菜或者做小生意的。以我想：大概十个茅草屋人家的一月劳动，不能够一座洋房内的主人的一日开销，因为很有些洋房内弄‘中’、‘发’、‘白’，往往几小时的输赢，就在几百元以至几千元以上呢。”
抗战胜利后，黄裳作为记者去南京采风。在一家旧书店闲逛时，听老板说起大汉奸陈群的“泽存书库”，便去造访。那里已成为中央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处，黄裳被引入一间小巧玲珑的客厅，“里边布置楚楚，沙发古画，不染纤尘。窗外小池假山，居然颇有幽趣”。
1935年，丁玲被捕出狱后，曾借宿于林学家傅焕光在南京中山门外苜蓿园的房子，这房子位于傅的私人农场的庭园中。庭园内有果树、紫藤及一些名贵花木，实际上是一个苗圃。傅家的房屋大小十幢，其中茅草盖顶的几间日本式房屋，墙壁呈粉红色，冬暖夏凉。窗外林木成荫，前面有一块大空地，四面是竹子围篱。园内的房舍，除傅家自住外，尚有一些余房被特务头目徐恩曾（傅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借走。后国民党的不少高官，包括蒋介石、于右任等常在假日到此休憩，因而一到周末，这里便车水马龙，但平时十分幽静。丁玲住在这里，实际处于“幽禁”状态。中统特务为了监视丁玲，还同时安排已变节的姚蓬子一家，与丁玲一家同住在几间西式平房里。其中就有姚蓬子四岁的儿子姚文元，丁玲当时曾给他吃过糖果。
冯玉祥曾在一篇回忆文字中提到蒋介石在南京汤山的浴室：“蒋介石请我到南京的汤山去洗澡，我看那里布置得好极了，门口外边有两个宪兵，院子里边有各种的花草，有一个厨房，来的时候，可以吃点心，也可以吃饭。里面是几个洗澡的池子，这就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不但民众进不来，就是小官也进不来，大官若与蒋没关系的也进不来。我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的手中了。’”
郁达夫和林语堂都对杭州的城隍山颇有好感，两人曾商量集资买地，在山上盖一个俱乐部。他们盘算用一千元买地，四千元造房。但当两人实地考察时，发现山上几处最好的位置，都被有钱有势、不懂山水的人侵占去了。再选址只能是南山之下，与山居的原意已属不合，遂遗憾地作罢。
抗战胜利后，一次田汉与洪深同游西湖，从岳坟入白堤，经过一个大宅子，洪深对田汉说：“这房子造得像不像一把手枪？宅主是常春恒。造好这房子不久，他被暗杀了。”
杭州刘庄系广东人刘向刍所建。刘靠豪赌起家，后又以豪赌败家。刘有妾12人，他在院内置一座大坟，本人的墓居中，四周为12妾墓环绕。刘败家后，除第12妾，众妻妾纷纷散去。
民国时期，杭州西湖边上有许多类似刘庄那样的私人别墅，有人悉心考察记录过。如徐庄，“临湖数亩，屋少而精”。如中行别业，原是王克敏第九妹的私产，后因负债而归中国银行，“占地不多，精致殊甚”。如青莲精舍，“依山面水，极见匠心”。如葛荫山庄，“门临大道，双环常掩，往来均由湖道。盖荷花深处，剌艇相迎，其中另有佳趣”。如孤云草舍，是一座红砖造的五层洋房，抗战爆发时，朱家骅任浙江省主席，借住这里，许多重要会议常在此召开。
浦江清初到清华时，系单身教工。分配到的宿舍朝北，不见阳光，冬天甚冷，房间也不大，故“人无有取之者”。浦江清搬入后，书架、床、桌、字画等一布置，顿显出几分优雅。他在日记中写道：“而搴帏外视，适临广庭，丝柳数株，天然韶秀。”
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的营业状况蒸蒸日上，张元济年分红在万元以上。他花5000元在极司菲尔路买了两亩半的一块地皮，请英国建筑事务所设计一幢三开间两层楼洋房，三层为尖顶阁楼。当时的洋房一般是红砖青砖相间，张家则是一色的青砖，门窗用墨绿色油漆，显得颇有特色。张元济在这里一直住到1939年。他乔迁时恐怕料想不到，十多年后，竟然与臭名昭著的“76号”魔窟为邻。
上世纪30年代，张元济七上庐山。他在贺陈三立80寿诗时，注有一句“先后三次亟思追随，终老于此”，足见他对庐山的留恋。后张元济花4000元买下牯岭路118号一所别墅。对面117号是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蒋介石夏天去庐山避暑时，有时也在熊家开会。如1934年蒋在熊府召开国防会议，恰值张也在山上，蒋曾去张家探望。
民国时期，北平一般人家，独门独院的，门口都钉着铜牌，刻有“赵寓”、“王寓”等。一些有点名气的文化人，则钉块木牌子，刻上自己写的名字。
陈璧为晚清邮传部尚书，民国以后一直在北京当寓公。他家光客厅就好几个，有“内外大小”之分。大客厅是把四大间房子掏空的中西结合式房屋，三面共计20扇大玻璃窗门，南北两面都有宽大的走廊，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中间用一个落地罩把长方形客厅分成正方形的两个区域。一个中式布置，靠墙是大紫檀螺钿官榻，三面雕花栏杆，炕桌，脚蹋，秋香色万寿贡缎坐褥。官榻左右两面各放一座八尺高的大紫檀螺钿穿衣镜。当间为大紫檀镂花圆桌，六个墩子。周边是三对紫檀太师椅并茶几。墙上挂着林则徐和成亲王的大对子。另一个区域是西式布置，五彩地毯，当中放着一大六小七张大皮沙发，前有茶几，后有多宝格、装殿版《二十四史》的檀木箱子。四面窗前都是红木琴案，上放花盆。陈去世后，子孙分家，同居这个宅子，客厅共用。后人陈绵成了导演，便将客厅用来排戏。不少名演员如石挥、张瑞芳、白杨、唐若青等都到过这里。
燕东园在燕园的东门外，是燕京大学教授宿舍。有近三十幢灰砖两层楼洋房，周边是围墙。小楼中打蜡地板、壁炉、地毯、水汀（暖气）、卫生间、冷热水、阳台、庭院等一应俱全。可谓北京当年首屈一指的宿舍区。
张恨水说，他择居的一个必需的条件，是有树木的大院子。
抗战时期，名报人张友鸾住在重庆大田湾，房子破陋不堪。张恨水曾为这房子题名“惨庐”。张慧剑赠名“未完堂”，意为此屋看上去一溜歪斜，似未完工；另一层意思是张妻连生“六个毛”后，又挺上了大肚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叶圣陶在上海一直住弄堂房子。1935年，他撰写一文，详述弄堂结构的房子：“前墙通连，隔墙公用；若干所房子成为一排；前后两排间的通路就叫做‘弄堂’；若干条弄堂合起来总称什么里什么坊，表示那是某一个房主的房产。每一所房子开门进去是个小天井……天井跨进去就是正间。正间背后横生着扶梯，通到楼上的正间以及后面的亭子间。因为房子并不宽，横生的扶梯够不到楼上的正间，碰到墙，拐弯向前去，又是四五级，那才是楼板。到亭子间可不用跨这四五级，所以亭子间比楼正间低。亭子间的下层是灶间；上层是晒台，从楼正间另一旁的扶梯走上去……弄堂房子的结构确乎值得佩服；俗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弄堂房子就合着这样的经济条件。”
梁实秋也曾专文谈及这种“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较之叶圣陶，似乎有所发挥，等于为叶文作注：“一楼一底的房没有孤零零的一所矗立着的，差不多都像鸽子窝似的一大排，一所一所的构造的式样大小，完全一律，就好像从一个模型里铸出来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