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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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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叫她先垫付一下。第二天逼得没法,想拿母亲给我的一只金镯子去当掉,但是徐先生不肯上当铺,他的理由是一个男人拿着女人的首饰去当,人家会怎么想呢?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去。一出门就是后门大街,大街上有当铺,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帘,我在门口梭巡许久,一方面缺乏勇气,一方面又怕熟人碰见,最后我想起不进去不行。这才在四望无人的时候,一头钻进了棉布门帘,抬眼一望,当铺柜台比我的人还高,我举起手将金镯递给朝奉,他接过掂量一下,说是可以当四块钱,我一声不响,拿了四块钱和当票就回家。”后来这金镯子还是被徐悲鸿赎了回来。
    蒋碧微说:“我和徐先生结缡二十年,生活过得一直很苦,日本、北平和巴黎的困窘不谈,回国以后徐先生的名气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他从来没有卖过一幅画,倒是他收购金石书画的支出,反在渐渐的增加。他每个月将薪水交给我,我却要匀出一大部分去支付他收买艺术品或是裱画的费用,因此回国那么些年,我们不但没有储蓄,甚至经常捉襟见肘。”
    丁文江生前声名显赫,曾为拟议中的驻苏大使和铁道部长。丁暴病去世后,留下来的钱,仅为2000英镑的保险费。这笔钱由竹垚生负责管理,以供应其遗孀的生活。
    彭素民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总务部长、农民部长等要职。彭虽居高位,却“未尝为家谋”,1924年病故后,“家贫母老,子女六人俱幼弱,教养无资”。后经廖仲恺等努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决,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1000元并每月100元的定期补助,至其子女成人能负担家庭生计为止。
    顾维钧的续弦夫人姓黄,是南洋糖业大王的女儿,顾继承了岳父的巨大遗产。他在北京任代理国务总理时,公馆每月开支多达4万元,都由自己支付,从不动用公款,更无贪污之举。
    林白水成败皆因办报。他最风光的时候,家里有十个佣人,五个家庭教师,住着四五个院子,三四十间房子。平时出手之阔绰,常令人叹止。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当管理员时,月薪是8元。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大概能挣400元,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北大教授的工资都在二三百元之间。
    上世纪20年代末,柔石闯荡上海滩,靠卖文为生,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他在一封家信中说:“现金每月收入约40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元。又一家杂志,约廿元至卅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用去廿五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多少钱。”
    丁玲和胡也频同居后生活拮据。一次两人还剩一块钱时,有客人来,只好用这一块钱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时他们住在北平郊区的碧云寺,第二天一早起来,两人两手空空,徒步几十里地进城找熟人借钱。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说:“30年代中叶北平的中学名教员,收入一般在一百五十到二百元之谱,大都有辆包车,夏天晚饭或饭局后,最普遍的是公园、北海茶座上坐到半夜十一二点钟回家睡觉。要有竹城之好的呢?小四合院树下支开桌子,吊上电灯,八圈、十二圈八元十元底,轮流做东,更是家常便饭。牌桌上一夜下来,擦把脸、吃点东西来校上课、改卷子,是常事。”
    “左联”作家的生活与名气是不成正比的。即如左联领导人周扬,也经常靠举债度日。胡风回忆说,有一天早晨,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声调很急切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元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的妻子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林林等,像沙汀、周立波‘借’得更经常。”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但家里没钱送产妇进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天,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20元,解了燃眉之急。这种局面直到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周扬得了大约800元稿费,生活才有所好转。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直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撰稿人。有人给鲁迅算了一笔账,他在上海的最后九年,共计收入为国币7万多元。平均月入700多元,这大体是当时一个名牌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于上个世纪末的人民币两万多元。鲁迅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自然是越搬条件越好,去世前,他想再一次迁居环境更幽静的地段,曾致信友人:“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他在《病后杂谈》中也算了一笔账:“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银元)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
    画家黄宾虹寓居上海时,生活颇为艰辛。他租了间陋室,屋里无任何设备,房租却一再看涨,以至终于负担不起。“常因觅屋不得,为之栖栖惶惶。”有时因为买不起菜,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车自然也坐不起,多远的路都走着。
    李大钊遇害后,家中每况愈下,后来不得不以出售李大钊的藏书来维系生活。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适:“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肄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蒋梦麟)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
    邵洵美生在豪门,又娶豪门之女(盛宣怀的孙女、也是邵的表妹)为妻。据说盛去世时,家里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邵家五口人,仆人有三十多个。他年轻时,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餐馆,他每年的生日都在一品香过。邵属虎,每过生日,必事先在一品香定做一只与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作为生日蛋糕。
    7.家事
    盛宣怀病故后,家人花40万巨金买通工部局洋人,获准把灵柩抬到大马路(南京路)转了转,致丧事盛况空前,轰动了上海滩。张謇恰好因事到沪,就去盛家吊唁,谁知盛家出来应酬的都是亲戚和门客,一问方知,家属全都去看梅兰芳的戏了。张遂苦笑而出。
    鲁迅去世前一个多月,即1936年9月5日,写了一篇题为《死》的杂文,当中一段话,被普遍认为是鲁迅的遗嘱:“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公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时,驻徐州。一日,胡的父亲从浙江孝丰老家来看他。卫兵去报告,胡说:“此人我不认识,叫他回去。”卫兵出来回报胡父,胡父甚诧异,对卫兵说:“他是我儿子,我是他老子,他怎么会不认识我?你再去对他讲,叫琴斋(胡宗南号)自己出来见我。”卫兵只好再进去报告,胡宗南立马翻脸说:“哪来的混账老头,如此无赖,快把他撵走!”随后又派一心腹副官跟踪其父,认准所住旅馆。当晚,胡宗南才换上便装去旅馆看父亲,给了老人300块钱,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到司令部来找我,快回家吧。”胡父大骂儿子势利,竟不认亲生父亲。一怒之下,钱也没要,向老乡借点盘缠回了老家。
    段祺瑞讨过几房姨太太,这与当时的军阀政客们看似无二,所不同者,是段已经有了尊重女性的意识,他娶姨太太,从不采取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的手段。他的第四位姨太太入门时愁眉不展,段一打探,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段便吩咐妻子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太出嫁,一时传为佳话,也多少能体现出段在私生活上较为检点的一面。
    军阀范绍增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庭,光姨太太就三四十个。范绍增专设了总管事、管事数人,其下配汽车司机、弁兵,花匠、跑街的、打杂的,中厨、西厨和饲养员等各色人等,林林总总,不下百十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一时权贵云集。范绍增为了让太太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专门从上海聘来一帮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当中较有文化的两个姨太太赵蕴华、何蜀熙,随即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花使,对范后来的飞黄腾达,起了不小的作用。范尤其宠爱十七姨太,两人常在球场、游泳池等场合追逐嬉戏。关于十七姨太的风流韵事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写成《十七姨太外传》出版,一时重庆“洛阳纸贵”。
    1933年春天,范绍增的小妾紫菊(原为小老婆张绍芬房里的丫头),在重庆开明学校读书时,与尚未成婚的校长王世均产生私情。后事情败露,王世均被范抓到范庄关起来,眼看两人大祸临头。这时,被张绍芬请来的两位亲家王瓒绪、陈兰亭求范饶他俩一命,王母也在一旁叩头求情。范绍增虽说是个粗人,但重人情,讲义气,粗中有细。寻思再三,他决定把人情做到底。当众宣布:一、收紫菊作干女儿,王世均作干儿子;二、备办几桌酒席,为二人道喜;三、送紫菊大洋5000,作嫁妆费。全场皆大欢喜。王瓒绪连声赞叹:“范哈公,你搞得漂亮!”
    抗战期间,宋氏家族的姊妹兄弟一度都在重庆。蒋介石对宋美龄说:“我想让子文、子良、子安他们邀请阿姊和大阿姊一起到黄山聚餐。”宋美龄打电话给宋庆龄,宋庆龄没答应,宋美龄劝道:“这是我姊弟自家聚会,其他人没有呀……”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啰,这两天我正犯病,身体很不适意。”宋美龄一听即说:“我马上派医生来给你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这次由蒋介石提议的家宴,宋庆龄最终也没去。
    林森虽贵为一国元首,但生活上简朴之至,得过且过。林的夫人郑氏早亡,林便终身不再续娶,家里因此也无直系亲属,长年独身一人。这与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国务总理们动辄妻妾成群形成鲜明对照。林平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经常独自上街购物。抗战期间在重庆,林坐车经过上清寺,路旁有一卖木桶的小贩,即下车买了个洗脚盆拎回车里。
    康有为晚年,家中成员庞杂,除元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还有五个妻妾和六个未婚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个女仆、30多个男仆以及厨师等雇员。他家还有两个印度人看门,以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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