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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刘师培住北京西单大同公寓时,一次朋友去看他,他正吃饭,满嘴乌黑。原来他吃饭时看书过于专注,一手持书,一手拿着馒头。本来是用馒头蘸菜汤,却蘸上了墨汁,刘竟浑然不知。
版本学家赵万里剃光头,穿蓝布大褂、布鞋,外表木讷,看上去就像个书铺的伙计。其实一接触即能发觉他十分健谈,十分精明干练,也十分精力充沛。
蒋、冯、阎大战前,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握着孙殿英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东陵盗墓)。”
关颂涛是协和医院外科医生,满族。关在医院只说英语,不说汉语。但在生活中是一个地道的老北京,一口京腔,旗人派头。他穿着洋服见了长辈,打个千,一垂手,一屈腿,尽显京味。
梁启超居天津时,一次其夫人得病,托人从北京请来名医萧龙友,管接送并包食宿。看病后梁大笔一挥:“礼金大洋贰佰元正。”
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时,一次在侄子陈封雄陪伴下到西单一家西药店买胃药。药品都为洋货,店员取出几种,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陈寅恪将每种药药瓶上的说明及盒内说明书都仔细看过后,选购了一种。店员见状,以为陈寅恪是精神病患者,陈封雄忙解释:“他懂各国洋文。”店员及顾客皆抱以奇怪的目光。
抗战期间,画家陆维钊避居上海友人家,适有挂号信寄到,身边无私章,他便找了块石头用裁纸刀现刻了一枚。陆后来成为名画家,这枚印章却没有被他舍弃。
林语堂任教东吴大学时,一次给新生上课,他带着一大包花生进教室,和学生边吃边聊,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
林语堂享有“幽默”一词的发明权,鲁迅却说:“林语堂是最不懂幽默的!”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送给蒋介石一套女人衣服,以示对其不抵抗的抗议;一·二八事变后又送了一套;《何梅协定》签订后再送一套。杨虎城出洋前,去何家拜访,当时已及热天,何香凝仍穿一件长袖的旧褂子,她对杨虎城说:“我把自己的衣服都送给蒋介石了。”
臧克家成名后,一次在友人余心清家遇见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余向李介绍说:“这是新诗人臧克家。”李是个大胖子,此时坐在藤椅上闭目点头:“唔,唔,大狗叫,小狗跳跳。”臧克家心里窝火,后来对余说:“以后对不懂新诗的人,千万不要再做介绍了。”
徐曾这样描述留法归国的刘半农:“他不是有一个善笑的脸,或者是在法国太用功吧?他的表情是缺少法国人之俏皮。在北河沿畔,他常常抽着雪茄烟;黑帽子遮去了脸,静悄悄地坐着包车或者慢慢地走过。当我在黄昏遇到他的时候,我常想起康德被人叫做时钟的故事,他是像个德国式的学者。”
巴金夫人陈蕴珍(后更名萧珊)是西南联大毕业,曾听金岳霖讲逻辑,感觉很枯燥,便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1932年,章太炎到北京大学国学门讲学。当时章已满头白发,穿绸布大褂,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等五六人陪着登上讲台。他向下一望,便讲了起来,满口浙江余杭话,嬉笑怒骂贯穿其间。章的这番讲课,由刘半农翻译,钱玄同负责板书。
当年,某北大毕业生数次去找周作人谋职,第三次去时,周正待客,被门房挡驾。该学生疑为周推托不见,怒火中烧,便站在门口大骂一气。几天后,他被告知去某处上班。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为什么还要用他呢?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太值得同情了。
温源宁是北大西语系教授,平时不说汉语。张中行说他的语调“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其夫人是个华侨阔小姐,有汽车,但温从来不坐,遇风雨天要出门,其妻让他坐汽车,他总是道谢后仍坐人力车去学校。
顾颉刚是燕京大学教授,但口才不行。讲课时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一急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速度快且字迹清晰。
1934年初,刘半农初见冰心,他在日记中称她“大有老太婆气概矣”。而冰心后来的朋友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曾去旁听冰心的课,他在日记里写道:“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髻,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兵而逃。”
北大教授、明清史专家孟森讲课时手持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然后照本宣科,从来不看台下。下课铃响后,他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就走。他的这个讲义后来确实用《明清史讲义》的名义出书,成为业内学者绕不过去的名著。
弘一法师一次去丰子恺家,落座前将藤椅轻轻晃动几下,然后慢慢坐下,丰不解其意,弘一法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林损在北大当教授时岁数不大,因而有些恃才傲物,常借着酒劲出怪语。一次周作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答:“陶渊明。”
余叔岩自己唱戏,却看不起唱戏的。他有个女儿,成年后一有人来提亲,他便说:“如果是咱们梨园行,就不必提了。”
田汉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教书时,一天拉着几个同事去小酒馆喝酒。席间有人表示不会喝酒,田汉说:“哪有文人不喝酒呢?”
1924年暑假,蒋廷黻曾与鲁迅等同去陕西讲学,他后来谈及对鲁迅的印象时说:“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傅东华在陈望道的婚宴上自我介绍说:“我叫傅东华,我在北平有一座城门,题作东华门,你们进城以后,别忘记住我的东华旅馆;在旅馆里闲着无事,却不妨翻一翻我编的《十一朝东华录》。”
民初,戴季陶一度想到美国留学,托蒋梦麟向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老了,还读什么书。”蒋梦麟据实转告戴季陶,戴便直接找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好,好,你去。”边说边拉开抽屉,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孙中山说:“不,你到虹口去看场电影好了。”
乔大壮执教台大时,一女生见其面容憔悴,拿来一只家里养的鸡,要工友做给乔吃,乔说:“我是不杀生的,拿回去,寄养你家,给它个名字,就叫乔大壮吧。”
抗战时期,一次西南联大在广场上开文艺晚会,几千听众在草坪上随意地席地而坐。朱自清在晚会上讲“五四以来的散文”。他说:“什么是散文呢?像诸位这样地坐法就是散文的做法了。”
西方学界有一个说法:“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辜鸿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北京访问辜鸿铭,问辜如此高才,为何不问世事,辜的英文说得很快,对方的思维跟不上,辜鸿铭便用手指蘸着唾液在桌子上写了一连串的“老”字。北大西语系主任温源宁在《辜鸿铭先生》一文内写道:“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礼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努力标志(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辜鸿铭一次出席一个宴会,座中皆社会名流或政界人物,一外国记者问辜:“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答:“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张中行说:学者孙楷第“人清瘦,总是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我个人的感觉,是有学问,像是也不想学问以外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听见他一边走一边吟诗”。“凡事都会有得失两面,博而精,考证有大成就,是得的一面。还有失的一面,是容易成为书呆子。从20年代后期我认识孙先生的时候起,到80年代前期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止,我的印象,除去书和他专精的学问以外,他像是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知道。”
章克标说,郭沫若“有点驼背弯腰,眼睛也有毛病,而且耳朵半聋”。
一次,吴稚晖和王璞为国音字母的事相互争执,王璞气极了,拍桌子大骂:“王八蛋!”吴稚晖慢慢站起来说:“鄙人不姓王。”
熊希龄和熊佛西在北平的住处相距不远。某大学欲请熊佛西去讲戏剧,请柬却递到了熊希龄家。届时熊希龄到场,校方问他讲题是什么,他答:幼稚教育。满堂哗然,熊希龄马上明白过来,对学生说:“搅错了,你们要请的是熊佛西,不是我这个老头子,我去替你们请来罢。”
民国初年,黄远生在北京兼任《申报》特派员。他常去八大胡同吃花酒打麻将,在鬼混中把具有远见深思的政治通讯和评论写在花笺上。
一次清华开师生同乐会,赵元任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折入山西、陕西,东出潼关,再由河南至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山东,跨渤海到东三省,最后入关回京。沿途每“抵”一地,他都操当地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及土特产。这一圈转下来,说了将近一小时,不时引发哄堂大笑。
1928年后,一次张继到清华视察,并在大礼堂演讲。他说:清华有这么考究的房子,这样好的设备,一年花这么多钱,却没造就出一个有用人才,试看,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各部部长中,有哪个是从清华毕业的?张讲完后,清华学生会主席张人杰即起立接着张继的话茬说:“听了张主任的训话,我们有一个疑问,不知所指的人才,是按什么标准?如果按学识、专长和成果来说,清华的毕业生中,却不能说没有。就连孙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筑图案,不也是清华毕业生设计的么!如果人才是指党棍和官僚,清华的确一个也没有。”
1929年陕西大旱,《大公报》发起募捐赈灾活动,报社编辑徐铸成被派到营业部帮助收款。某日,来了一个瘦高老头,小胡子,袍子马褂,腰板直挺,臂上挂着手杖。他进门后掏出20元钱,让徐铸成登记。徐认出此人乃大名鼎鼎的郑孝胥,便装不认识,请教其姓名,对方用浓重的福建口音做答,徐仍装听不清楚,抽出一张纸请其留名,哪知郑孝胥惜墨如金,也很狡诈,掏出一张名片留下,随即出门登车离去。
梁实秋说:“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喜欢。”他还回忆说:“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飞路寓所来看我,看到桌上有散乱的围棋残局,便要求和我对阵,他的棋力比我高,下子飞快,撒豆成兵一般,常使我穷于应付。下至中盘,大势已定,他便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