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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老王的青苗法同样也不是首家独创，李唐王朝在中后期囊中羞涩时就小范围实行过政府放高利贷增收的办法，只是像王安石变法这样推行范围之广，制度之完善，当然是史无前例的。
老王长时间不愿进京做凤尾，而宁愿呆在地方充鸡头，就是因为在地方上，他可以对他的改革良方进行临床实验。老王在鄞县当县长时，就在他的地盘上试行过青苗法，效果好得一塌糊涂，农民渡过难关了，政府增加收入了，高利贷富户干瞪眼了，死账呆账也很少，这坚定了他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青苗法的决心。
但理论上万无一失的良策在全国实行下来却是一地鸡毛，怨声载道，被旧党认为是变法中最具危害性的毒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是王安石无法解决的：
一是基层官吏层层加息，成为了贪官敛财的重要手段。原来中央规定只收二分息，有的地方却收到了六分七分，或缩短还款周期变相加息，帝国对此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
二是各级行政部门为了完成行政目标考核，部门领导为了突出政绩，强迫富户农民在不需要借贷时贷款，变相加重了农户的负担。
三是如果遇到水灾旱情，自然灾害地区颗粒无收的农民无力偿还贷款，政府强行索债，还不上钱的农民只有当流民逃难。
这些问题在王安石在鄞县当县长搞试验田时都不会遇到：第一，老王为官清廉，不图钱；第二，上头没有行政目标考核，农户完全可以凭借个人意愿决定借不借钱；第三，王安石在鄞县任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自然灾害，死账率自然小。再说，两袖清风的王介甫也不会逼迫还不上账的农户当流民。
事实上，青苗法的致命弊病，那位老于世故的司马君实看得非常透彻。他说的那句话或许漫不经心，却一语中的：
——民间为富不仁的大户之家放高利贷，都会被世人所唾骂，何况是政府呢？
虽然你的利息低，可五十步和一百步有本质的区别吗？
青苗法，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的问题，由政府出手救济，但是这个救济手段是有前提的——有偿的。说白了，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即政府放贷收取利息，这注定了青苗法的价值取向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即达到王安石所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
作为一个县长，如果没有青苗法，那么他或许会烧香许愿希望全县都风调雨顺，农民都有饭吃，他业绩声名财富三丰收。
但在青苗法实施后，一旦该县长的梦想成真，即这个县的农民都有饭吃，就无人向政府贷款，那么年终，该县长青苗贷款业绩则可能为零，可能会被戴上“阻挠新法”的罪名，以致乌纱帽不保。
就像所有的棺材铺老板都喜欢死人，所有的花店老板都喜欢情人节，而所有的雨伞店老板都喜欢下雨一样，作为青苗贷款执行人的官吏们肯定希望每年有很多人需要他们的贷款。
从根本上说，这和他们作为一方父母官的基本职守是相悖逆的。
因为不是每天都有人需要青苗贷款，完不成任务的基层官吏们，可能几乎是潜意识地使用一项东西——权力。
这正是司马光苏轼之类的旧党最担心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拥有权力的政府放高利贷犹如开着坦克向各家商户要保护费的超级怪物，远比民间拿着水果刀的小混混危险得多，虽然他们要的钱可能比较少。
司马光的话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意思：借钱，当然就涉及到还钱的问题。
凡是借过钱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向外借钱的人，借钱时是大爷，要钱时是孙子。
在欠钱人眼里，当从借钱人手里拿过钞票时，他眼中看到的是恩；要他还钱时，他眼里看到的是恨。
如果还的钱比借的多几分，这个恨同时就会跟着多几分。
一个聪明的媳妇就对自己的老公说过，咱们永远不能借钱给公婆，选择只有两种，有钱孝敬，无钱不给，千万别提借字。
因为一提借字，还不上时，不仅伤面子，更伤感情。
当年在嘉祐时期还是好友的司马、王二人任馆职期间，他们的共同上司是包拯包龙图。一次，老包请手下这两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吃饭，无酒不成席，老包开了好酒，结果两个年轻人摇手说自己不会喝酒，老包说今天高兴，就破破例，咱仨开怀畅饮一回。
上司很热情，司马君实最终拗不过，喝了两杯，王介甫则再次显示出了他的固执，始终不肯抬酒杯，让当时就很让人人敬仰的包大人下不来台，也成为了王安石同学不通人情世故的经典例证。
而喝下酒的司马光知道，他喝下的其实不仅仅是酒，那还是包大人的一片热情，更是包大人的面子。
所以他宁伤身体，不伤感情，更不愿伤面子。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国，统治者们一直在对他们的子民们宣扬一个理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和谐的封建大家庭，君使臣（民）以信，臣（民）报君以忠，一团和气。
而君民之间提到借字，同样也就不那么和谐了，因为还不上的时候，既伤面子，也伤感情。
王安石的青苗法，农民来借钱（粮），是在青黄不接揭不开锅时，平日里高利息都忍了，官府这点利息确实不算什么。到秋收时，遇到好年头，还掉本息还剩三五斗，今年也算过了，可是万一天公不作美，来个什么洪水旱灾之类或是家中出了一个阮小五一样的败家子的话，完了，血本无归，除了破房薄地老牛，什么都没有。
这时候官府要钱就是一个问题，要就得撕破脸皮来要。民间借贷者不管，有房收房有牛牵牛有地要地有老婆抢老婆，高利贷们没有后顾之忧，把债收回关系两清，你要死要活都不关我事。
可官府就面临两难：要还是不要？
要，农户破产成为流民，国家从此多了一个负担和不稳定因素；不要，官府的账面上多了一笔死账不说，如果所有的人看到借钱可以不还并且不用承担什么责任，那即使在好年头，也会有很多人赖账不还，搞青苗法就变成了发救济——政府有那么多钱来发救济吗？
帝国本身作为借贷者，其风险是远远高于普通的民间借贷者的。这种风险基于他和借款人的双重关系：他不仅仅是债权人，他还是他们的庇护者和监护人。
作为借贷者，最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风险规避，帝国搞青苗法，同样不能免除。事实上，法条刚出台，就有旧党尖锐地指出，既然你王安石说搞青苗法的初衷是为了“抑制兼并”，那为什么要对贷款用户分信用等级，最需要钱最穷困的农户是第五等，一次只能贷一贯钱；而最有钱最不需要借钱的富户则列为一等，一次却能贷十五贯。
王安石无法回击这一指责，因为他无法掩饰青苗法的终极目的——生财。
既然中央都考虑到了这个风险规避问题，那些关心自己前程和乌纱帽的官吏们更会注意这个问题。借钱给一个一等富户完成的工作任务相当于给十五个五等贫户，一样的过程不同的结果，那么你愿意做十五次还是愿意做一次——当然是后者。何况，一等富户良田万亩，是永远不可能还不起钱的；而那些等着米下锅的穷人们，看起来随时都可能破产。
于是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官吏衙门想着法逼迫不需要用钱的有钱大户“贷款”，而另一方面是急需用钱救命的穷人们借不到钱，就算是借到了，那点钱也不够他们渡过难关。
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转头向高利贷伸出求援之手。但这时，他们看到，高利贷的利息已经从原来的七分涨到了现在的十分。
为什么？因为富户们当然得把官府强贷给他们的那三分息给累加上。
司马光就是那个聪明的“小媳妇”，看到了青苗法里面“借”这个字的太多不和谐因素。他更为心疼的是青苗法对原有抑制兼并机制的破坏，青苗法用的本钱是原来常平仓和惠民仓里的粮食。之前，政府设置常平仓和惠民仓，在丰收粮贱时平价向农民收购粮食，在粮荒时则同样以平价向农民出售粮食，在抑制粮价操控粮价、防止地主屯粮居奇和商人投机倒把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司马光认为是“三代圣王之遗法”。
而现在，有偿的青苗法代替了无偿的常平仓、惠民仓，帝国的百姓们抬头看他们的君王，脸上写的再也不是那个信字，而是一个利字。
谁叫赵家皇帝手头紧呢？
“散青苗之害犹小，坏常平之害犹大。”
应该说，对于整个帝国来说，实施青苗法所获得的利益是小，而对帝国社会链条和道德链条的破坏是大。
千年以后，有人替王安石叹息，说当时青苗法的实施，帝国如果设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来代替政府进行青苗粮款的放贷，那么或许这场改革就不会带来那么多的弊病和负面影响。
他们所说的那叫国家银行，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千余年后才出现的产物。
除此之外，青苗之害，帝国无药可治。
第七章戴宗和马
引子
戴宗从懂事起，年迈的爷爷就告诉他，马比人贵。
当然，马腿也肯定比人腿稀罕。
戴宗七口之家，有几亩薄地，除去官府赋税，每年所剩无几，度日艰难。
戴家的希望都放在那匹红棕色的种马身上。
这是方圆百里最好的一匹种马，膘肥体壮，生繁能力强盛，附近村里的母马交配都瞄上了戴家的马。
官府也发话了，养好你家的马，一年赋税全免。
那不是马，是戴家的命。全家里当老太爷似的供着，舍不得骑，舍不得打。
一次，小戴宗牵着红棕马出去溜山吃草，这匹红棕马却发疯似的像团火般奔向山崖，坠入了深不见底的谷底。
小戴宗追赶不及，眼睁睁看着爱马坠崖，不禁哇哇大哭，不知回家怎么向父母交待。
哭得昏天黑地的小戴宗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他看见了一位白胡子神仙，说孩子别哭，你是天速星下凡，那马儿是你的坐骑，本应下凡侍候主人，但如今被某位大神看中，调到更重要的岗位去了，我给你个宝贝来代替吧。
白胡子神仙给了小戴四个甲马栓，并教授了使用方法。
戴宗醒来，身边已多了梦中神仙所赐之物，戴宗按梦中神仙所教方法使用，果然健步如飞、日行千里。
戴家少了一匹好马，却从此多了一个神行太保。
一招鲜、吃遍天，凭此特技，戴宗后来混进了公务员队伍做了司法干警（两院节级），后来又随宋公明反上了梁山，在一百零八位好汉中排名第二十位，当上了梁山泊情报部门的头目。
宋江被招安，戴院长本也混了个兖州府都统制的官职，不过一下山，帝国军界老大童贯就找他，说你那四个甲马拴能不能贡献给国家，让相关人员研究一下，看能否在军队实行批量化生产，那样帝国军队就再也不缺马了。
当年马是戴家的命，现在这四个甲马拴是戴院长的命，怎么可能奉出。
为此戴宗干脆连官也不做了，申请到泰安岳庙陪堂，了此一生。
只要宝贝在他身边，在哪里他都可以睡上安稳觉。
至于帝国缺不缺马，关他戴宗鸟事。
一
马力，其实也是国力，这是中国两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条被验证过无数次的真理。
从战国中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