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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么讨厌台湾？』
“很多人都讨厌台湾吧！不只是我。何况，国外的天空比较辽阔。”
『我觉得想到国外求学或生活，是自己的事，没必要扯到台湾的环境。』
我深吸了一口气，企图让自己的胆子强壮一点。
『台湾的环境确实很烂，但也不用说成好像因为台湾太烂，而“逼”你
不得不到国外去求学或生活。』
『每个人当然都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或求学机会，』我看了她一眼：
『但追求的同时，也该勇于承认自己的欲望，而不必找代罪羔羊。』
“你教训得很好。”她的口气依旧冷冰。
『对不起。这是一个想出国却又无法出国的人的酸葡萄心理作祟，你别介意。』
“我是说真的。我一直很想出国，却从不知道为何要出国。”
她的声音变得柔和：
“而通常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就是”台湾很烂“，或是”大家都出去“。”
她用右手摸了摸右耳垂，叹口气说：
“有时想想，去国外镀了一层金，好像也不能改变什么。”她呢喃说着。
『那你男友怎么办？』
“他？应该快分了吧！”
『啊？为什么？』
“跟他在一起时是年少无知，现在我想离开他了。”
『不会是因为上次在台北火车站的事吧！？』
“即使没发生那件事，我跟他仍然是名存实亡。所以，我很庆幸。”
她又用右手再摸了一次右耳垂，彷佛松了一口气地说着。
顺着她的动作，我不禁瞥了一眼她的耳朵，透明水晶的耳环却已经不见。
穿了耳洞的耳垂，似乎透露出一些空虚。
『今天怎么没戴耳环？』
“谁规定穿耳洞就必须戴耳环？”
『嗯…我只是问问，没别的意思。』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也只是回答，不代表我不高兴。”她淡然地回答。
交谈似乎结束，只剩下火车的引擎声，和后座小孩吵着要吃鱿鱼丝的哭闹声。
这种沈默的气氛，从嘉义持续到新竹。
她左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她的视线总是停留在远方。
而这种远方，随着火车的移动而移动。
天空中飘过的云，铁轨旁奔驰的树，农田上矗立的广告标语，
都不能干扰她的视线。
“那个水晶耳环是他送给我的情人节礼物。”
在火车快到新竹，列车长用客家话提醒要下车的旅客别忘了随身的行李时，
她突然开了口。在我还来不及反应该接什么话时，她又接着说：
“我还为了这副耳环，特地去穿了耳洞。”她又摸一下右耳垂。
如果我没算错，这是从开始沈默的嘉义算起的第六次同样的动作。
“那时我们南北相隔，想念他时，我总会戴上耳环，抚摸耳环上的水晶。”
第七次了。
“今年毕业，到台北补托福，刚开始时很高兴，因为不用再忍受相思之苦。”
『现在呢？』我终于掌握住空档，插进一句话。
“现在发现，一段不再需要思念的感情根本不叫感情。”
『有点难懂。』
“思念是用脑子想，相处是用眼睛看。可以思念的感情总是比较美。”
『为什么呢？』
“因为脑子容易美化，眼睛却只能笨拙地反应现实。”
她终于叹了一口气，在第八次之后。
“算了，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去思念他了。”
我不忍心再去计算她抚摸右耳垂的次数，沈默地思考她刚刚所说的话。
一如沈默的她。只是沈默的我正在思考，沈默的她是否正在思念呢？
我想她一定以为拔掉耳环就可以抛弃曾有的感情，断绝所有的思念。
但即使透明水晶的耳环已经不见，她仍会不知不觉地抚摸着她的右耳垂。
她希望给她自己所有不思念他的理由，却还保有思念他的习惯。
有形的耳环易丢，无形的感情不是说抛就能抛的。
因为可以轻易抛弃的，又怎能叫感情？
“终于到台北了。”她穿上外套，微笑地看着我：
“一起去吃个东西吧！我该请你。”
『Why？』
“唷！讲英文喔！难道你忘了我还没给你车票钱吗？”
她突然很灿烂地笑着。我不禁看得呆了……
也许因为她的笑容很灿烂，也许只因为我没见过她如此轻松而不带低温的笑容。
虽然我知道在南极的冰山上也会看到太阳，但总无法将冰山和太阳联想在一起。
“车票是571元，我们去吃顿好一点的吧！”她兴致勃勃地提议。
『你不是要“请”我？』
“你觉得可能吗？”
『我想一定不可能。』
“知道就好。因为认识我算你倒楣，所以还是把这571元用掉比较好。”
『好吧！』
我们在台北火车站附近找了家西餐厅，那是一家服务生微笑地很夸张的店。
通常这种西餐厅的价位会跟服务生的微笑成正比。
我们边吃边聊，她开始诉说她的大学生活，还有她在台北的悲惨岁月。
悲惨是她用的形容词。
对我而言，一客500元的牛排才叫悲惨。更惨的是，还得加一成服务费。
『要加一成服务费真的很没道理。』走出餐厅，我有点不情愿地抱怨。
“当然要加呀！不然人家为何要很有礼貌地微笑说着：”欢迎光临“呢？”
『我倒宁愿服务生骂我：“干嘛要来”？然后省下这一成服务费。』
“你的幽默感比我还奇怪。”她又灿烂地笑着。
『不敢不敢。在你面前，我的幽默感只是比较具有人性而已。』
“你拐弯抹角地骂我喔！”她用开玩笑似地口吻说着。
没想到她也跟一般的女孩子一样，会开这种正常的玩笑。
“还有21元，吃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天气的缘故，她的语音有点发颤。
“哇！那里有卖红豆饼的，”她指着一个在对街的欧巴桑：“吃红豆饼好吗？”
『Of Course，Why not？』
“你又讲英文了。别忘了，正在补托福的我，可是处于英文程度的最高峰呢！”
『是是是。以后不敢献丑。』
“其实你只是发音不太准，语调不太对而已。我还是听得懂你讲的英文。”
开口说英文，除了发音和语调外，还能剩什么呢？
我们各买了20元的红豆饼，一拿到红豆饼，她就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
『你刚刚没吃饱吗？』
“有呀！刚吃得好饱。”
『那你怎么还吃得下？』
“女人如果能够抗拒美食的诱惑，就不会有那么多间的瘦身中心了。”
我点点头，算是附和。
“还有一块钱……”她摸了一下右耳垂，低头沈思一会，最后说：
“我乾脆给你电话号码好了，你待会打公共电话给我。”
她拿出纸笔，写了8个数字，递给我。
『我怕一块钱不够用。』我笑着将纸条摺进外套的口袋。
“是吗？敢跟我打赌吗？我绝对不会让你投第二块硬币的。”
她又回复冰封状态，原来南极就算会出太阳，也仍然有黑夜。
而我突然发现，她摸耳垂的动作和那只水晶耳环的淡蓝光彩一样，都有点刺眼。
『很晚了，你怎么回去？』
“我在这附近租房子，用走的就行。”
『需要我送你吗？』
“不需要。我不喜欢让人知道我住的地方。”
『嗯。那么再见了。』
“你还是可以用英文说bye…bye的，不要怕被我笑。”
说完后，她又笑了出来，拿出一块钱硬币：“记得打电话给我，路上小心。”
我回到家，随手把红豆饼搁在餐桌上，拿出口袋中的纸条，再出门打公共电话。
『请问……』
“不用问了，这里只有我。”她很快地打断我的话：
“你到家了没？”
『已经回到家了。你呢？』
“废话！你电话打假的吗？”
我打了一下脑袋，暗骂自己的愚蠢，然后思考着要怎样继续？
“那你干嘛还跑出来打公共电话？”
『不是说好要打公共电话吗？』
“那么你身上也一定只有一个一块钱硬币罗！”
『对啊！』
“真笨！我们又没打赌。给我你的电话，我10分钟后打给你。”
我不加思索地念出电话号码，连该犹豫该怀疑该兴奋或该婉拒的考虑时间也没。
“嗯。是我。”10分钟后，她在电话那端的开头就是如此简单。
『你的电话只有你，我的电话可未必只有我喔！』
“我相信你一定会乖乖地待在电话旁等我的，不是吗？”
她的笑声透过话筒，反而有种稚嫩的感觉。
『你说对了。』被她的笑声感染，我也轻松多了。
不晓得是因为电话线可以提高她声音的温度，还是电话中的她原本就不冷，我觉得跟她在电话里聊天是很安全的。
所谓的安全，是我不必担心我脱口而出的任何一句话，会引她射来一支冷箭。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忘了我们只能算是不熟的朋友，或甚至连朋友也谈不上。有点像是入了戏的男主角，当他情不自禁地搂住女主角并发誓一生一世爱她时，却忘了在导演喊Cut后，她可能只是别人的黄脸婆，拥有与他无关的喜怒哀乐。
或是急着坐Taxi去宾馆和有钱人幽会。也许她甚至会抱怨刚刚男主角的拥抱太紧。
我只记得她打电话来时，刚过午夜12点。
这时的Cinderella应该已经换去一身的华服，脱掉那双玻璃鞋。没有华服和玻璃鞋的伪装，Cinderella才叫灰姑娘，而非她自以为的高贵公主。而当我挂上话筒时，仙女的魔棒失效，我才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
“早上10点整，台北火车站西三门口见！”记得她是这么说的。我却忘了我是如何答应的。
我甚至忘了我是否有答应。
我只是看看墙上指着四点的钟，然后计算着还剩下几个小时的睡眠。
我知道她不喜欢等人，所以我提早到西三门等她。但不喜欢等人的人通常会有个坏习惯，就是会让人等。就像会嫌饭不好吃的人通常都不会煮饭的道理是一样的。
『嗯，你好。』我打声招呼。
“唷！这么客气？好像我们是陌生人一样。”她歪着头微笑着。
『去哪？』我问她。
“你听我的？还是我讲你听？”
『那还不是都一样。』
“当然不一样呀！一个是请求，一个是命令。”
她煞有其事地说着，好像很认真地在区分两件容易混淆的事。
“不过不管是请求还是命令，只要让我当家就好了。”她笑得有点狡猾。
『好吧！当家的，您作主就行。』
所以，我发现了跟她在一起的好处：我永远不必担心要去哪里杀时间的问题。她总是可以临时想到要去的地方，然后挑选出当时她心理的第一志愿。俗语说：万事起头难。起了头后，以后似乎就不难了。从那天起，上至看电影逛街，下至坐那班4：55的火车，我们都会在一起。这样算约会吗？有时我心里会闪过这个问题。如果从旁人的角度，我们可能像是不做肢体接触的恋人。除了我们的肢体一直没有交集外，其它情侣们约会时该会出现的现象我们都有。
唯一缺乏的是，我们从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