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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豆豆，银豆豆，
豆豆不能随便投，
选好人，办好事，
投在好人碗里头。
这是中国解放区农村民主生活的生动写照。另外，《帮助抗属去打场》、《妇女们，生产忙》也都真切动人地再现了农村热气腾腾的生活面貌。前者抒情地写道：
秋风起，
谷子黄，
家家户户收成强！
互助组，
来帮忙；
有妮子，
有婆娘，
七手八脚打上场，
抗属老刘喜洋洋！
后者欢乐的唱道：
春天里来百花香，
妇女们，生产忙：
闹养种，又开荒，
妇救会里好主张。
纺纱生产度灾荒！
解放区的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了长期的斗争，经受了长期的革命实践和革命教育，革命的思想基础是坚实的，文化艺术上也接受了较多较好的影响，因此，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便显得成熟老练，批判旧世界尖锐的力，生动地揭示了旧世界没落的必然性；歌颂新世界豪迈坚定，形象地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胜利的前景。在艺术上，想象丰富，比喻巧妙，形式活泼，语言朴实有力，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总之，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农民群众歌唱艺术的新特点。
农民群众诗歌创作取得很大成绩的另一标志，是旧艺人获得了改造，新的说唱文学得到发展。这些旧艺人，出身贫苦，以说唱为业，且多数为盲人。他们在翻身斗争中也分得了土地，思想上深受教育。在有关部门的帮助指导下，他们抛开了旧的说本和唱本，开始自编新书或演唱新书，讲说新的斗争和新的人物故事，受到了广大农村群众的欢迎。陕北的韩起祥，河北的王尊三，就是这些获得新生的旧艺人的代表。特别是韩起祥，演唱技术高，创作上数量较多，质量也较好。人民文艺丛书《刘巧团圆》收了他几篇新书，是说唱文学的优秀作品，不但故事曲折生动，说白通俗晓畅，唱词优美形象，而且有思想深度。《刘巧团圆》通过刘巧赵住两个劳动者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叙述，写出了边区劳动妇女新的性格和新的命运，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在人民群众中还留有很深的影响，批评了基层工作人员不深入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赞扬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马专员这样的好干部。王尊三的《亲骨肉》、《晋察冀的小姑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晋察冀的小姑娘》）是两篇传诵很广的鼓词。前者歌颂了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后者歌颂了年仅十四岁的小姑娘李小香英勇对敌的斗争事迹。他的作品细节描绘很生动，语言也流畅明快，不足的是主题不够集中突出。
部队的群众诗歌创作，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这就是多数配合作战任务，有很强的战斗性，形式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枪杆诗”、“快板诗”等在部队里普遍盛行，从指挥员到战斗员都动手写作。这些作品往往在紧张的战斗间歇中创作出来，富于实际的战斗鼓舞作用。比如，在锦西阻击战中的某部，七天之中就编印了快板式的宣传品七十一种，二万五千余份（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战壕里的文化活动》一文）。又如华中解放军某部的“枪杆诗”是在紧张的练兵场上大量涌现出来的（注：见上书附录的《华中野战军某部的“枪杆诗”运动》一文）。指战员们的这些诗作，反映了人民军队各个方面的战斗生活：
一是歌唱革命的连队。《我是个贫苦的孩子》、《一枝钢笔一枝枪》（注：这些作品均见《人民战争诗歌选》一书）是战士们用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作品，歌颂了温暖如家的连队生活，用事实说明了人民军队是一个造就“文武全才英雄汉”的大学校。《我也有功劳》（注：这些作品均见《人民战争诗歌选》一书）用朴实亲切的语言，赞扬了连队里非战斗的炊事员的工作。革命战士大部分是翻身农民，每人家里都有一本血泪账。入伍教育和“两忆三查”的整军运动，提高了全军的斗志，也使连队战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更亲密地团结起来。《六条人命》、《恨蒋贼》（注：这些作品均见《人民战争诗歌选》一书）就是部队诉苦运动中涌现的好作品，歌颂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翻身，表达了革命战士为全国人民的解放奋斗到底的决心。
二是歌唱人民战争的胜利。高度的阶级觉悟和明确的革命目标，使整个队伍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因此，这里的每个战士都英勇善战，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战斗中创造了许多不平凡的业绩。象《打仗要打新一军》、《筛豆子》、《胜利条件说不完》、《人民功臣焦五保》、《好一个铁腿汉》、《山高路又长》、《一个班缴一连人的枪》、《运输队》（注：作品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和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等作品，就是热情歌颂人民战争胜利和英雄事迹的生动篇章，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如《打仗要打新一军》写道：
砍树要砍根，
打仗要打新一军。
兵对兵，
将对将，
翻身的好汉，
哪有打不过抓来的兵？
……
“新一军”是蒋介石以美式武器装备的王牌军，它在东北战场上曾经骄横不可一世。但它在获得翻身解放的人民战士面前立即暴露了纸老虎的虚弱本质。《运输队》一诗用含蓄活泼的笔调，把军民同上战场的景象和胜利喜悦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真切感人。
大多数“枪杆诗”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对某种武器的“赞美”或“批评”，表达指战员们参战的决心和态度。如《这次不能打白掉》、《不能再落后了》、《我的旗子红通通》、《我的七九枪》、《我的号》、《炸药包》、《刺刀》、《手榴弹》（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等，都是短小生动的作品。战士们是把武器当作“战友”来看待的，爱护它，赞美它，或是批评它，正表明了他们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再立战功的决心。比如：
我的七九枪，
擦得亮堂堂，
这次去反攻，
拚命打老蒋。
据记载，这位战士自从贴出这首诗以后，“他就天天擦枪练武，某次战斗中出击令刚下，他就跃出阵地，大喊‘我的七九亮堂堂！’一股劲冲向敌人。”（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华中解放军某部的“枪杆诗”运动》一文）这个例证说明了许多“枪杆诗”在实际战斗中都是发挥了具体作用的。又如：
我的号，
真是行，
只要一响全连动，
滴滴哒哒连声叫，
全队同志往前冲，
冲得敌人好象老鼠找不着洞，
乱碰乱窜当了俘虏兵。
这里生动地表现了人民战士对自己的作战武器——军号的感情，同时有适度的夸张手法，形象地写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威力。
揭露敌人，嘲笑敌人，分化瓦解敌军，是部队诗歌的另一内容。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真理在他们手里。因此，他们不但用实际战斗击败了敌人，而且还在前沿阵地上开展了活跃的宣传工作，用诗歌揭露敌人的致命弱点，分化瓦解敌军。《嘴巴仗》（注：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傅钟的《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一文）一诗对前沿阵地的对敌宣传工作作了生动的描绘：“嘴巴仗，很重要，能顶几门迫击炮。”这样的“作战”方法，在实际战斗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淮海前线的战沟里，战士们教敌军士兵唱起了“为老蒋卖命太冤枉”（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淮海战役火线文艺活动》一文）的歌，使敌军士气沮丧。他们在革命政策感召下，有的蹲在地堡里哭，有的干脆跑过来投诚。此外，象《三笑敌人》、《送年礼》（注：见《人民战争诗歌选》）等作品，用含蓄风趣的语言，把敌人愚蠢无能的丑态写得淋漓尽致，抒发了人民战士乐观豪迈的喜悦情怀。
在广大指战员诗歌创作的热潮中，产生了战士们喜爱的诗人。其中以毕革飞（1920—1962）最为突出。他自一九三八年参军以后，就一直在部队里做政治工作，曾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快板诗是他最得心应手的写作形式，他被称为“快板科长”。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敌我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参加过山西地区的艰苦的攻城战和解放太原的外围战。建国以后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他的二十四年的部队生活经历中，有十四年生活在战斗前线。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政工干部，对战士的生活、思想、愿望、要求都很熟悉。他的快板诗就是从革命战争实际需要出发，为革命战士创作的，因为这些作品“好懂好记有趣味”，深受战士们的欢迎。赵树理为他整理出版的《毕革飞快板诗选》收作品八十二首，只是他创作中的一部分。《给蒋介石打个小收条》、《“运输队长”蒋介石》、《土飞机》、《咱是造飞机的老行家》、《再把刀刃力些钢》、《学习李海水》、《两挺歪把机枪》、《人民军队大会餐》、《洋灰碉的自我介绍》等，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品。其中讽刺敌人的作品更为出色。比如《给蒋介石打个小收条》是从“批评”的角度来讽刺蒋介石的：“不是我来批评你，你的工作不算好。质量低，数量少，以后可得作检讨。”在《“运输队长”蒋介石》一诗中，则是用“表扬”的形式，通过反语来讽刺敌人：
“运输队长”本姓蒋，
工作积极该表扬，
运输的能力大呀大增强，
给咱们送来大批大批美呀美国枪；
亮呀亮堂堂。
“运输队”的规矩好，
枪炮人马一齐缴，
一次就送十呀十来万，
步兵、骑兵、工兵都呀都送到；
捷报当收条。
灵活的笔调，风趣的语言，尖锐地揭露了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的腐朽无能，同时也反映了解放战争摧枯拉朽、迅速发展的形势。《人民军队大会餐》以巧妙的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山西解放战争形势的巨大变化，是鼓舞斗志的生动作品。毕革飞的作品，确如他自己所说的，是鲜明的战斗性、群众性、趣味性和煽动性统一在一起的。他很善于构思，每个作品篇幅不长，但描写集中，决不拖泥带水。语言洗炼，又善于设喻取譬，因此，形象而又有风趣，很符合战士的口味。比如，他批评影响了战斗的某些不正确的思想，比作“火车开到公路上”，要“结束他的伙食账”，都是采用战士口语来取喻的。取喻近而寓意远，因此概括了一些普遍现象，便为战士们广泛传诵。
工人群众文艺运动的兴起较之农村和部队要晚一点，创作的数量也不及农村和部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工人群众的诗歌创作才日渐蓬勃地发展起来。许多大中城市获得解放后，工人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在文化艺术上也要求翻身。他们要用诗歌、戏剧、美术、音乐等等文艺形式来表现他们翻身的喜悦和对旧社会的控诉。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党派出了许多得力的文艺干部到新解放的工厂中去，推广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