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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劳动妇女的代表，在她身上，体现了广大妇女要求婚姻自主、忠实于爱情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她们渴望革命胜利的急切心情。
作品对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崔二爷的刻划也是生动的。他形象丑恶，内心更狠毒狡诈，他依仗伪政权，勾结伪军，豢养走狗，自立反动武装，任意草菅人命，妄图霸占李香香。他干了种种罪恶勾当，正说明了他是腐朽的封建统治的社会支柱，是广大农民凶恶的敌人。在土地革命烈火面前，他极端恐慌，极为顽固，也极其愚蠢，进行了疯狂的挣扎和反扑。最后，他和他拚命维护的腐朽的封建统治，一起遭到了覆灭的下场，这是历史的必然。作品是通过他自身的合乎生活逻辑的言论和行动来揭示地主阶级反动本质的，夸张和漫画的艺术手段的运用，并没有使形象脱离生活真实，这是一个有个性特征的反面形象，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化的反面人物。
王贵和李香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革命斗争的觉醒了的农民形象。他们为了自己的和阶级的利益进行了勇敢的胜利的斗争，他们对于革命的拥护，是发自内心的。这样丰满生动的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本身就是对于人民革命胜利的赞歌。这样的形象在新诗作品中出现，意义尤其重大。自“五四”以来，我国新诗创作经历了长期的演进和变化，其间经历了许多斗争。革命的诗人们，为了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歌唱他们的英勇斗争，作过许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诗歌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缺点，就是从艺术形式、语言到思想感情的知识分子气，与劳动群众还有着较大的距离。自从延安文艺整风以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出了一条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使革命文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王贵与李香香》较之《兄妹开荒》、《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等优秀的人民文艺作品的出现虽然要晚一点，但它在诗歌创作上运用劳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并塑造了如此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不能不说是一个划时期的创造性贡献。郭沫若称赞这首诗是“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注：《〈王贵与李香香〉序》），道理也正在这里。
整个作品将近一千行，全部采用陕北民间流传的“信天游”写成，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信天游，不断头”，它常常是由两句组成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短小抒情诗，联唱起来，变化多端，需要驾驭能力。诗人对于这种民歌作过大量的搜集和深入的研究，并由此得到启发，决定采用这种形式来描写这个“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作品相当于把几百首“信天游”连缀成章，运用得十分圆熟自如，使得诗作在革命的政治内容和民族形式的运用方面相当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是作者遵照《讲话》精神，深入斗争生活，向群众学习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表现手法上，作品也从民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这采用了民歌中许多精彩的句子，在描写人物形象和表达主题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兴手法的运用，本是“信天游”的特点。作品对此作了多方面的吸收，在具体运动上，也呈现活泼多姿的状态。比兴常常用在每节诗的首句，兴中有比，因比而起兴。如果首句是叙述句，第二句必须用“比”，否则诗句便显得呆板不形象，作品是力求避免这种情况的。此外，同一个事物还可引出多种比兴意义来，比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是兴中有比，为下句赞美香香人材起兴作比的。“山丹丹花来背洼洼开”，也是兴中有比，是为刚刚开始的“交好的心思”不能公开而起兴作比的。作品对于比喻的运用，不但精彩贴切，而且运用得很广泛很自如，这就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诗句的节奏流畅明快，同时也显得自然和谐，没有生涩干硬的毛病。这些都说明作者对于这种民歌形式和群众语言很熟悉很了解，善于从中吸取营养，致使作品的语言在朴素中具有形象美、音乐美的特点，成为真正艺术化了的诗歌语言。
这个作品在当时出现，确如陆定一同志所指出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出来了新的一套”，它在诗歌创作领域里“表示了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封建的买办的反动的文艺运动的胜利”（注：陆定一：《读了一首诗》，1946年9月28日《解放日报》）。这是在《讲话》精神照耀下产生的第一首优秀的人民的诗篇。
《漳河水》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另一首优秀长诗。作者阮章竞，出生于广东中山县一个贫苦家庭，抗战前即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到太行山区，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过许多剧本。一九四七年春，连续创作了长诗《圈套》和《送别》、《盼喜报》等短篇诗作，受到人们的注意和称赞。《圈套》一诗作者标明是“俚歌故事”。这诗确实是用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写成的，简明朴实，不事夸张，反映了土地改革运动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露了地主阶级“好皮好面藏黑心”的反动阴谋，也如实地写出了农民群众身上存在着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某些缺点。阶级敌人正是利用了旧传统思想的影响，展开了反攻倒算的罪恶活动。经过斗争，敌人的阴谋破产了，人民群众胜利了。这场斗争早已成为历史，但作品用现实主义手段描绘出来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斗争场面和人们的思想状况，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今天读来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送别》是“记豫北某村参军小景”，描绘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妈妈送儿子参加解放战争的动人情景，她确信这个革命战争是“砂锅捣蒜就这一槌，把蒋介石狗们连根拔！”因此，她语重心长地鼓励儿子走上前线：“去吧孩孩你去吧，去当咱毛主席个好部下！你娘今年七十八，还相美美的活到整一百。往日的苦时光都死了，如今的好日子我丢不下。”老妈妈的话语，真切地反映了翻身农民的喜悦心情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盼喜报》是拟一个士兵的妻子给丈夫写信，鼓励他在前方杀敌立功，夫妻之间的关怀爱护和爱国热情交织在一起，表现得真切感人。
写于一九四九年三月的《漳河水》，是继《王贵与李香香》之后，采用民歌形式写成的又一部长篇叙事诗。这是一部妇女解放的颂歌，反映了太行山区妇女在封建传统习俗的野蛮压迫下遭受的苦难，热情地歌颂了她们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和新生。作品刻划的荷荷、苓苓、紫金英这三个妇女的形象是栩栩如生的，性格是各自不同的。当她们还在“毛毛小女不知道愁”的时候，她们都有各自的生活理想，渴望美满称心的家庭生活。但在封建统治下，她们的命运如“断线风筝”，婚嫁象“押宝”一样，结果“三个人的心事都走了样”，陷入了各自不同的痛苦境地里。她们哀怨幽深地倾诉着：
声声泪，山要碎！
问句漳河是谁造的罪？
桃花坞，杨柳树，
漳河流水声呜呜！
戏鼓咚咚响连天，
唱尽古今千万变。
唱尽古今千万变，
没唱过俺女儿心半片！
恨咱不能拔起山，
把旧规矩捣成稀巴烂！
……
革命胜利了，人民解放了，封建的古牢冲塌了，“漳河水，九十九道湾，毛主席领导把天地重安”，“妇女飞出铁笼来”，她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各自不同的性格也更加明朗地呈现出来。
荷荷是作品中最富有斗争性的最先进的人物。她首先冲出了封建“恶婆家门”，果断地和那个年岁悬殊的“黑心肝”老头离了婚。她积极参加互助组劳动，找了对象，组成了新家庭，她还积极热情地帮助姐妹们翻身解放，走上新的生活道路。她对解放后的新生活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敢作敢为，敢于向一切旧传统习惯作斗争。在她的身上，闪耀着翻身妇女的光彩。苓苓是获得解放的妇女中另一个类型的人物。她聪明能干，积极劳动，活泼而又富有风趣，在用“家庭训练班”的方式和丈夫的大男子主义所作的斗争中，更表现出她是一个善于办事的“巧媳妇”。紫金英已经成了一个寡妇，个人的遭遇更其不幸，命运的摆布使她无可如何，她在精神上受旧社会旧思想旧习俗的摧残比荷荷、苓苓更深重些，因此，她的思想觉悟过程更为曲折缓慢些。她心地善良，但又怯于反抗；旧的婚姻制度给她造成的创伤太深重了，她又不愿再婚，一心想抚养“墓生娃”成人，忍辱负重地“厚着脸皮偷偷活”，“日月糊涂过”。在荷荷、苓苓的鼓励带动下，她终于摆脱了旧的生活状况，投身于集体生产劳动，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尺度。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妇女从封建传统习俗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指出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正确途径。但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品用了较多的笔墨描写了苓苓的丈夫受到教育，获得了转变；并且还通过他对群众中仍然存在的轻视妇女的思想展开批评，反映了劳动群众在政治翻身以后，逐步从传统思想中解放出来的生动情况。这个安排使作品更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描绘出解放区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是空前未有的真正自由解放的新生活。
作品不但成功地描绘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表现形式上也有许多新颖独创的特点。诗人把流传在漳河两岸的许多民间小曲如《开花》、《四大恨》、《割青菜》、《漳河小曲》、《牧羊小曲》等，加工改造，杂采成章，表现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她们情绪上的变化，既无拼凑割裂之感，又在和谐统一中显得活泼而富有变化，比如前边提到的三个姑娘哀怨幽深的倾诉的曲调，和作品结尾用欢乐含蓄的调了，赞美光明幸福的新社会，便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漳河流水唱的欢：
桃花坞，长青树，
两岸踏成康庄路，
千年的古牢冲坍了！
万年的铁笼砸碎了！
自由天飞自由鸟，
解放了的漳河永欢笑！
此外，诗人在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来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上，也是很见功力的。作品语言个性化的特点很突出，语汇很丰富，表达得也流畅贴切。写景抒情，衬托人物的情绪变化，都能做到景随情变，物随意迁，互相映衬，相得益彰。总之，这是一首人民革命胜利的赞歌，朴实的风格掩映着华美的内彩，明丽复兼清新，刚健而又柔婉，它是从民歌和群众语言的土壤中生发出来的一朵鲜花。
第三节：其他诗歌作品
解放区的许多诗人，有些本来就是投身于革命的战士。在抗日根据地的初创阶段，他们之中不少人就写过街头诗、诗传单和其他诗歌作品，宣传群众，鼓励抗战。延安文艺整风以后，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诗歌更成为革命战士的战斗武器。在这期间，解放区涌现了大批新的诗人，产生了大批诗作。这些作品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诗歌创作相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显的变化。在内容上，大体都是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文艺整风前那种单纯写身边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