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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让邱飞带队过去拍宣传片，主要任务就是监督花钱，多省一分，就是自己的。
邱飞挣钱心切，也没和周舟商量，就答应了。
杨阳找的导演是丁小乐介绍的，叫付强，本科是学建筑设计的，是名电影爱好者，同时也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考研爱好者，考过五次，光报名费就交了近千元。
第一次考是2002年，他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考的，结果初试过了，复试也过了，但还是没让他上，因为这一年他刚大三，明年本科才毕业。
2003年，付强大四，第二次考研，顺利通过初试，如果再过复试，就将成为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他开始抽烟喝酒骂人泡姑娘，为成为一个导演做准备。结果复试的时候，北京正好闹非典，外地人不敢进京，电影学院的复试由以往的面试改成打电话聊试，电话打来的那天他恰好不在宿舍，是室友接的，老师说找一下付强同学，室友说那傻X出去泡妞了，老师说那让付强同学回来后回个电话，室友说：“他回不回来还不一定呢，泡完妞没准就在外面过夜了。”老师一听，觉得不能让这样的人当导演，本来演艺圈就乱，他就别再来添乱了，于是给付强的复试成绩是零分，付强再次落榜。其实付强并不像他室友说的那样，他确实开始泡妞了，但运气不好，总泡不到，初恋还迟迟没开始，是室友忌妒付强当了导演后将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所以才那么说。
2004年，付强毕业后没有找工作，继续复习考研，并开始戒烟戒酒戒骂人，他对自己能成为一名导演信心十足。此时他的同学已经找到了月薪三千的工作，年终还有上万的奖金，但付强丝毫不为其所惑，每天坚持背单词、看片子，沉浸在自己的艺术梦里。考试前三天，他来到北京，因为没钱，在电影学院附近找了家便宜的地下旅馆，准备圆梦。结果考试前夜，出去吃饭回来，发现房门是开着的，进屋一看，除了旅馆的床和床上未叠的被子还在，自己的东西全不见了。他退出房门，看了看门牌号，没错，是自己那间房，于是去找旅馆老板，问怎么回事儿。老板的屋里坐着两个警察，老板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快过年了，我就出去理了个发，回来抽屉里的现金都没了，这不，把警察叫来了吗？”
警察说：“贼也得回家过年，最近这种事儿频繁发生。”
付强说他的准考证和身份证都在包里，警察说：“贼只要现金和贵重物品，剩下的就随手一扔，扫大街的已经捡到好几个包了，证件还都在里面。”
付强在外面转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发现自己的包。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他空手走到电影学院门口，听到考研开始的铃声，他为自己惋惜了一下，然后去售票点买了张回家的车票。
2005年，付强没有考研，他只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挣钱。他说，这是为了日后更好的考研。考研是个体力活儿，消耗巨大，必须吃好点儿、住好点儿，这都需要前期积累。如果这一年他不上班，甭说考研，就是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虽然没有复习，但考前他还是报了名，他说：“万一要是蒙上了呢？”考试那两天，他正好在北京出差，头天晚上和客户喝多了，第二天下午才醒，当时正在考英语，他撒了泡尿，感叹了一声：不知道今年英语作文出的什么题目。
2006年，付强攒够了生活费，在电影学院高价租了一张床位，白天蹭课，晚上自习，此时他的同学已经有车有房，还有人已经有了下一代，也有了自己的作品——拔地而起的高楼。他们劝付强：“差不多行了，别光想着电影，忘了过日子。”
付强说：“电影就是我的日子。”
同学说：“想拍电影不一定非得上电影学院，有那么多导演都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
付强说：“但上了电影学院，就距离电影更近了一步，从电影学院出来的人，身上都镀了一层金，一个电影学院的保安，回老家后去地方台当了编导，这就是电影学院的力量。”
但是这次付强只考了一门专业课，另一门旷考。考完第一门专业课走出考场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剧组正在招聘副导演的广告，下午就结束了，于是跑去应聘，还真应聘上了，但一打听，是个学生作业剧组，这时第二门专业课已经快考完了。付强说，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我也不再强求了。
从这个学生作业剧组开始，付强认识了一些人，开始混迹于各个剧组中，一混就是两年多，各个工种都干过，虽然尚未独立执导电影长篇，但他说，目前国内比自己牛X的导演，屈指可数，即便四指儿。
付强的理想是赶紧拍片儿，要不中国电影就戛然而止了。哪怕为了让教电影史的老师有的可讲，他也得赶紧拍片儿，要不然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电影就一片空白了。
丁小乐是在剧组里认识付强的，她当时还以为付强是导演，导演是副导演，后来才知道，付强是副导演，导演才是导演。导演总问付强这样拍行不行，付强就告诉他行，为什么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导演听完，点头称是。私下里丁小乐对付强说：“我觉得他应该给你当副导演。”
付强说：“哪里，我是来学习的，还差得远，但是也差不太远了。”
丁小乐觉得付强靠谱，就介绍给杨阳，杨阳一聊也靠谱，就拍板决定了。
因为一起住了，衣柜不够用了。周舟在宜家看上一个新衣柜，想周末和邱飞一起去看看再买，没想到下班回家后邱飞告诉她，他明天要去趟深圳，让她自己去买。
周舟有些不高兴，“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邱飞不以为然，“也不是个多大的事儿，俩礼拜就回来，说不定都用不了，柜子要是不着急，就等我回来再买。”
周舟说：“不是柜子的事儿，你什么时候接到杨阳电话的？”
邱飞说：“上午。”说完后悔了，应该说，“就刚刚。”
周舟说：“那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明天一早就走了。”
邱飞说：“我这不是刚看见你嘛，行了，吃饭吧。”说着去拉周舟的手，饭已经做好。
周舟自己走到饭桌，“你完全可以打个电话告诉我。”
邱飞说：“后来我就出去买菜了，回来又洗衣服，洗完又晾，给忙忘了。”
周舟说：“你告诉我一声耽误不了你一分钟。”
邱飞有些不耐烦，“我告不告诉你能有什么区别呢，不就是去趟深圳吗，又不是生离死别，和下楼买趟菜没什么区别，别生气了，要不然我不去了，菜都凉了。”递给周舟筷子。
周舟接过筷子说：“我不是不让你去，我希望的是你有什么事儿都跟我说。”
邱飞说：“好，下不为例，从明天我走出家门起，一个小时给你发一个短信。”
周舟说：“不可能。”
邱飞说：“说到做到！”
周舟说：“至少飞机上那三个小时你就发不了。”
邱飞说：“不行我把飞机票卖了，坐火车去。”
周舟说：“你还是坐飞机吧，早去早回，早点儿把柜子买了。”说着拿起筷子，夹口菜，扒拉饭吃。
邱飞给周舟盛了一碗汤，“慢点儿吃。”
周舟说：“吃完赶紧给你收拾东西，早点儿睡觉，你明儿还一大早赶飞机呢。”
第二天早上，邱飞带着行李和一条“中南海”出发了，当年大学宿舍同屋的齐思新为了淘金去了深圳，中南海是给他带的。
杨阳开始谈他的“大活儿”，这个老板有一个特点，就是谈事情不能干谈，必须干点儿什么，比如洗澡、唱歌、打牌，一干就是一宿，说这是他们的习惯，而且经常一周若干次。杨阳总觉得，丫就是为了洗澡、打麻将找伴儿才以谈事儿为借口。
但为了谈好事情，杨阳只能陪着，反正不用自己花钱，有时候还能赢点儿钱。
丁小乐对此抱怨不止，说杨阳没尽到一个男朋友的责任，没陪她逛街、没陪她吃麻辣串、没陪她在家宅着。杨阳说：“男人是干大事儿的，别老为你那一点小事儿耽误我干大事儿。”
丁小乐不高兴，说：“你陪我逛街陪我吃麻辣串陪我在家待着就是大事儿。”
杨阳说：“那是你眼中的大事儿，是妇人之见。”然后穿上鞋，说，“好好在家待着啊，我去干大事儿了。”
丁小乐说：“我跟你一块去吧。”
杨阳说：“我们老爷们儿谈事儿，带个女的不方便，再说了，万一丫看上你了怎么办，你说我是揍他还是不揍他？”
丁小乐说：“那你老给我一人搁家，又那么晚回来，我害怕。”
杨阳说：“早点儿睡着了就不害怕，饿了自己点餐，不用给我留门。”说完推门而出。
丁小乐只好自己逛街，她常去的地方是华威，花三百块钱能从脑袋装扮到脚。二十块钱买一个帽子，饶一副手套，十五块钱买一个胸罩，饶一条内裤，上衣七十块钱，裤子八十块钱，再花二十块钱买一条亮晶晶的皮带，剩下的钱买鞋，这一套穿在身上，能穿出几千块钱的水准，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出身豪门。
要搞定这一身，得花上一天的时间跟摊主砍价，每次丁小乐回来后都筋疲力尽，但依然乐于在杨阳面前炫耀自己的战果，把一堆东西摊在床上说：“你看这鞋，他要一百八，我就给他七十，他死活不卖，我跟他侃了两个小时，讲了半天故事，才卖我。你再看这皮带，才二十块钱，商场怎么着也得两百多。还有这帽子，我戴上好看吧，也二十，对了，我还拿了他一副手套，老板说赔钱，谁信呀，要是赔钱他能让我拿吗？你再看这裤子，颜色不错吧，我挑了半天呢，老板见我要买，非说少二百不买，华威哪有两百的裤子啊，蒙谁啊？我就跟他侃，最后八十拿下。哎呀，累死我了，我得喝口水。”
杨阳听着都累，说：“你多花两百块钱，能省多少事儿啊！”
丁小乐说：“那不行，那得少多少乐趣啊。”
后来杨阳陪丁小乐逛了一次华威，觉得一双鞋在商场怎么也得四五百，结果摊主儿开价一百八，丁小乐也不多说，伸出五个手指头，问能不能拿，摊儿说你再填点儿，丁小乐说就这么多，摊儿主给鞋包上说，拿走吧。这还不行，丁小乐还得再让摊儿主送一双毛袜子，摊儿主说本来就不挣钱，再搭双毛袜子，就亏了，问丝袜行不行。丁小乐也不说不行，放下鞋就走。摊儿主又给丁小乐叫回来，说：“毛袜子就毛袜子吧，幸亏我这不卖毛衣。”
杨阳问丁小乐：“这么卖东西摊儿主能挣着钱吗？”
丁小乐说：“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挣不着他就不会卖，本来五十能搞定的东西，你非要给他一百五，等你走了他还说你傻X，这种人，绝不能便宜他们。”
杨阳问：“你怎么知道五十肯定能搞定，万一他不卖你呢，你还得回来。”
丁小乐说：“回来就回来，再给他添五块钱呗。”
杨阳问：“添五块也不卖呢？”
丁小乐说：“不可能，上回我同学就五十五买的。”
丁小乐和她的同学都热衷去华威打砸抢，哪家卖什么，底价多少，门儿清，还经常交换心得，以求下次能更大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