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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说过，“目前只能说越写感觉越不错，知道怎么写才好。”既然知道，呵呵，那么你能透露一下，那你现在又是“怎么写”的呢？
要让我具体说，还真是不好说。因为说到底，小说是不可说的。如果愿意的话，还是看我的小说吧。六期《人民文学》上，我有两个短篇，《茄子》和《闪了一下腰》，都是我近期写的。
（4）我在提问中说，“而生活在众多的六七十年代作家看来，却是琐屑的是肉欲的是不崇高的甚至有时还是晦涩的”，你不觉得我问中有谬误吗？你是否赞同我的观点。
（5）“荆歌和朱文颖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在创作上比较勤奋，也各有特点，因而都还会有大的发展。”能具体“以朋友的身份”评析一下“各有特点”是各有什么特点吗？
荆歌在小说中，把游戏、荒诞、幽默和忧伤融和在一起，那么自然而然，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他最大的特点。而朱文颖的小说中有一股阴柔之气，它有着一种奇怪的力量，或者说杀伤力。
（6）你说，选择自由写作也就选择了一种最适合你的生存方式。而朱文颖也跟我说，“在现实生活里，作家其实都是些弱者。他们与世界对抗的方式是间接的，所以与其说写作是‘实现理想的手段’，还不如讲，写作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的生存方式。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应该、也只能生活在写作里。这是由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看世界的独特方式所决定的。如果硬是把他们抛到现实生活里去，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疯子、弱智者，至少，也是格格不入的一类人群。”——你是否觉得和她英雄所见略同？你喜欢“虚构”，但如果“把你抛到现实生活里去”，你会不会也不习惯？
我基本同意朱文颖的说法。就我个人的经验，我是努力把写作和生活分开的，起码在形式上是这样。
（7）对了，能具体评价一下和你同时代的陆离、魏微、金仁顺、赵波吗？你觉得你和她们一起能构建“她世纪”写作的脊梁吗？
你说的这四个人中，我读过魏微和金仁顺的东西，她们都是很好的作家，这不是套话。我所说的好作家，就是那种你会对他未来的写作有所期待的作家。
至于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由评论家来回答更合适。你说呢？
写小说像抽烟
简料：戴来：女，1972年10月生，苏州人。著有长篇小说《练习生活练习爱》、《爱上朋友的女友》和小说集《亮了一下》。2002年获首届春天文学奖。
我喜欢纯粹的写作
记者：你的小说名字给人的感觉怪怪的，比如《然后就杀了他》、《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什么的，有没有什么意图？跟小说的内容有没有什么瓜葛？
戴来：我小说的名字往往会是小说中某人说过的一句话，一个词，这句话也许很口语，像《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准备好了吗》、《顺便吃顿饭》，或者这句话有点意思，像《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一、二、一》，小说的名字当然得和内容有关，好的名字是能给小说添彩的。
记者：一般来说，女性作家的写作往往跟私人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在作品中的痕迹非常明显；你的小说似乎很不一样，有一种“大”的感觉，超越了私人内心的空间，有人评价你的作品时认为不像女人写的小说，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性别对于写作来说，是否重要？
戴来：我喜欢这样的评价，因为我喜欢纯粹一点的写作。
对于写作来说，性别应该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写出了好的作品，而好的作品与作家的性别以及写作的视角是没有关系的。
记者：身体写作往往是女作家创作时所标榜的姿态，你觉得自己的写作是否属于或者说倾向于身体写作？你认为真正的身体写作应当是什么模样？
戴来：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身体写作是种什么样的写作，是用身体的某一部分写作还是写身体的某一部分，如果是前者，那几乎每个作家都是身体写作，要是后者，那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很难避免会在作品中写到身体的某个部分。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男性，为什么不以自己或其他女人作为主人公？写作之前是否会对此思考一番？
戴来：我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我不太爱写女性是因为相对于男性来说，我对女性的了解和体会都要多一些，因此留有的想像的空间也就小一些，而男性的生活、男性的视角，对我来说多少有点挑战性吧，给我留的想象空间也更多一些，写起来觉得更愉悦，你会觉得你在创造这个人物，完全不是你生活当中的，甚至不是你经验当中的，我喜欢这个过程。
其实我也写过女性，像我发在今年《收获》长篇增刊。春夏卷上的《练习生活练习爱》，还有一个叫《等待》的短篇，写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在回忆和等待之中安详地死去。
我想我会在我以后的写作中尝试写写女性。
我愿意和自己玩
记者：阅读你的东西，有种这样的感觉：有一种安静而又残酷的因素隐藏在里面，不像一些作家那样把残酷的特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种处理方式源自什么？是否跟你个人的性格有关？
戴来：用轻的形式表现重的东西和在看似平淡的文字下面隐埋些小炸弹这是我喜欢的，但我觉得和我的性格没有什么关系。
记者：那些在你作品中出现过的人物，是否有生活的原型？或者是凭空构想出来的？像《准备好了吗》这篇小说中出现的做行为艺术家的儿子，是否真有其人？
戴来：我小说中的人物基本都是虚构的，在我生活中和视野里实实在在的人反而进入不了我的小说，因为太具体的人和事反而让我写起来觉得受限制，很别扭。
《准备好了吗》的艺术家儿子当然也是个子虚乌有的人，其实这个人是谁长什么样都没关系，关键他是个被别人和自己父亲看成疯子的行为艺术家，更为关键的是他是个儿子。
记者：写小说往往需要生存经验的积累，否则难以入味，这样就造成了一些作家为写作而生活，你呢？
戴来：生存经验的积累对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也不是所有写作的资源都来自于经验的积累，对于更关注内心世界的作家来说，生存经验的积累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其实我更愿意去体味自我经验之外的生存景象和精神状况。对我而言，写作是一种发现，只有陌生和有趣的地方才会让我产生奋力抵达的愿望。
记者：请谈谈你迄今为止的生活经历。
戴来：在21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苏州，从93年开始我以读书的名义在上海、北京各呆了一年，95年我到了河南，尔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河南一个叫新乡的地方呆着，老老实实地呆着，眼下又以学习的名义来到了北京，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做一年访问学者。我的生活经历其实特别简单，基本上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不用和外界社会打什么交道。
我运气很好
记者：你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春天文学奖的第一位获奖者，对于这次获奖，感觉怎样？意外，还是情理之中？
戴来：说实话我对这个奖没有一丝期待，后来接到电话说把这个奖给我了，我还是多少有点意外的，因为它是第一届，又只奖励一个人，但就因为是意外的快乐所以也就格外地快乐。
记者：对于文学界大大小小的评奖，你有什么看法？这些奖项对文学有没有什么促进作用？
戴来：得奖是对一个写作者的写作的一种肯定，但是好的作品和得不得奖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当然得奖后会有更多的人注意到你的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奖是有意义的。
记者：有评论家对你的《准备好了吗》、《别敲我的门，我不在》评价很高，你个人喜欢自己的哪些作品？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有没有你喜欢的？谁曾影响过你的写作？
戴来：我写过一个叫《外面起风了》的短篇，可能没人注意，我自己就挺喜欢的，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意思。还有我去年发在《收获》上的《亮了一下》，是说婚外情的，夫妻俩貌似和谐地生活着，其实各自在外有着情人，有一天，刚从情人那儿偷完情回来的丈夫正好撞上了在安排和情人幽会的妻子，于是有意思的事发生了。
余华的东西我一直挺喜欢的，而且他给读者带来期待，你会觉得他是个能不断写出好作品来的作家，尽管这几年没读到他的新小说。还有朱文，在我还没有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喜欢他的小说，后来我自己也写小说了，并且从写作中摸索出了点所谓的经验后，仍然觉得他是个好的小说家，可惜他现在不写了。像余华、朱文、格非和苏童早期的小说都曾影响过我的写作。
记者：除小说之外，写其他文体的作品吗？好像你曾经写过一段时间的诗歌。
戴来：写过剧本。写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想几乎每个写作者的写作之路都是从写诗开始的。
记者：是否觉得写小说比写诗更过瘾？诗歌的语言对你的小说创作是否有所帮助？
戴来：对我来说，写诗像喝酒，人会处于一种很有激情的状态，写小说像抽烟，整个状态是冷静的，理智的。我觉得写诗是对一个写作者最好的语言训练。
记者：准备出国“修炼”吗？很多作家都出国了，在国外当作家似乎比国内滋润。
戴来：我想近几年我会老老实实在国内呆着，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我应该尽可能多给他一点时间。也许是因为没有比较，反正我觉得在国内也挺滋润的，而且我总觉得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有个好的心态、踏踏实实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失败者和他们的城市——戴来短论
1；戴来的小说里到处都是失败者：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对这三种最具普遍性的身份，戴来执念甚深。
面对一个人，戴来首先并最终想到的是：他是中年、老年？或者还年轻？年龄界限是她的世界观的基准点，生活是人与时间的战斗，时间如栅栏圈禁着生命，一个人如何处置他的生活、他的身体与欲望、他的信念与梦想，说到底就是如何面对时间。
所以，戴来的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抽象模式皆是“存在与时间”。
在这个模式中，人无分老少，都是失败者，他们不甘心于失败，他们愤怒、焦虑，弄出种种故事。
在戴来的一个中篇小说中，当安天在另一个城市邂逅了与自己如此相似但依然年轻的陌生人之后，他看到一群小学生正在跑步，“落在队伍后面一个像豆芽菜一样瘦长的男生和第一个差了有五六百米的距离，他身后另一个骑着车同样驮了一大堆衣服的男老师嘴里还在喊着口令：一、二、一，一、二、一……”
这是时间的节拍，是生命的节拍，也是戴来小说的节拍，这种节拍有双重的强制性：时间是不可抗拒的，但人必须跑下去，就像领头的那位老师喊的：“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在她的同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戴来这样看人生，而且这种看法坚决、彻底、持之以恒。
2；所以，戴来的小说中总有一种残酷的笑意：一切是可笑的，一切是徒劳的，一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