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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老鼠用“鱼”把猫摆平了，实现了猫鼠“联姻”，猫对老鼠自然就“睁只眼闭只眼”；如果老鼠摆平了“大猫”，那么“小猫”甚至会怕老鼠。这种“猫鼠联姻”到“猫鼠一身”就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
现在是经商的羡慕从政的，从政的羡慕经商的，其实大家都不容易。
官商勾结的红顶商人有几个特点：一是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二是同社会各方面斡旋的能力；三是资本运营的能力。
如今在官场和商场有句流行语：“做官必读《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
明清两代，富甲天下，显赫一时的晋商盛极而衰，据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商跟进”。尽管权力运作是获取巨额利润的快捷方式，但官商勾结历来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乃至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形态中，诸多无法规避的商业悲剧的源头。
商人与政治有关系，原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商人作为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或个人对政治本身有欣赏和观察的兴趣，都无可厚非。但在我们的语境下，提到商人与政治，便直接将意思局限于商人与官员之间的勾结了。
商人与官员的勾结，自然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如果说，时下商人们遵循的全是潜规则，没有权钱交易就一定办不成事情，这话不负责任；但如果说，商人们都是在商言商，远离政治，似乎也不太真实。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得到好处，商人主动靠近官员；二是因为通行潜规则，你不靠近不行。
可以肯定的是，商人与官员走得太近，就容易有权钱交易的嫌疑。权钱交易当然与公共利益不符，也与法律相背。然而很多官员和商人还是愿意走得很近，即便有在法律面前输得落花流水的可能。这些人或许认为，现实中钱权结合体输掉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忘记了机会成本却很大。
难道是精明的商人不知道与官员们走得过近的代价吗？当然不是。但我们应当承认，在一个以权力结构为主的社会中，即便是有钱的商人，在公共权力面前也是弱者。在一个制度尚无法约束官员贪婪本性的市场环境中，商人们多少还是尴尬的。官与商之间距离的远近，事实上真切地反映出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
商人与官员之间距离的远近，依赖于民营家企业的自律程度，依赖于官员依法行事的自觉程度，依赖于相关制度的完善程度。最重要的是后者。在当下，所谓官商勾结的事情发生，板子应该更重的打在官员身上，打在拥有公共权力的人身上。因为没有制度的改良，没有执政行为的变化，怎么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出现呢？
目前许多合资企业中的外资部分，不是根本没到位，就是来中国打一个晃子又回去了。更有甚者，某些所谓的外资，不过是中方的某些单位，通过某个中介机构，找一个名义把钱打出去，然后再进来。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国家对合资企业有优惠政策，可以在这一进一出中，许多国有资产就被弥于无形了。
商人从来是用经济的眼光来分析社会，透视人生的。这种分析法可能最接近于一个物流横溢的社会。有了经济实力，还要会应用资本运营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市场经济不是原罪，恰恰相反，如果有原罪，原罪来自市场背后：社会内部非经济领域的权力不平等。是权力不平等扭曲中国的市场机制，是权力不平等造成中国的贪贿横行，是权力不平等造成人人关心的三农问题。
如何从体制内寻求资源成了企业运行的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大量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巨型项目因为选择地址不当，造成巨大浪费。多年来，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工作词语，这就是“跑项目”。打听到上级（国家、省里）准备建设或者引进一个项目，地方官员就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把它建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也有的是自己提出建一个项目，争取中央或者省里拨款。有没有能力“跑”来项目，“跑”来多大的项目，无形中成了评价地方官员工作能力和政绩的重要尺度。因此也因为“关系经济”、“诸侯经济”派生出来了“关系项目”、“首长项目”。
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官商勾结？
中国经济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市场经济，中国改革是一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改革，在这一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官与商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政府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商家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不与官家发生关系。有些企业家就是由官员演变而成的，有些官员也是从企业家转变的。
所以，在我国改革初期阶段…………初级资本主义阶段，官商有时是不分家的，在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任何活动都是官商勾结的活动。如果现阶段不要官商勾结，那就退回去搞计划经济，让政府的官员来唱独角戏，来直接指挥商（企业）。那种状态没有官商勾结，只有官商一体，官指挥商。
但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近30年，经济资源已经大部分私有化和市场化，现在再搞官商一体化，就有违背市场经济伦理道德之嫌了。
上海最近暴露出来的挪用社保资金一事，以及张荣坤的福禧投资公司，就是官员参与市场和掌控市场典型。而地方那些小煤窑，每每暴露出一些官员兼矿长的报道。许多官员一边做官，一边办企业。这种现象说起来不合法，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却大量存在着。这种现象是一种历史性的过渡？还是中国市场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异化或说失败？它将存在多长时间？官商何时能够清晰地划分出界限来？能不能说官商勾结是我国一个不可绕过的历史性现象？如果说很难杜绝，那么怎么样才能将这种官商勾结的危害降到最低点？这些问题都有必要进行研究。
我们还要对“官商勾结”进一步进行分析，如果官商勾结发生在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那么这种“勾结”也许是很正常的一种勾结，这种勾结产生的后果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管理行为。假如官商勾结发生在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问题就复杂了，因为这里涉及的公与私的利益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这一改革阶段，官商勾结有不同表现。好的官商勾结意味着政府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政府为企业服务。特别是有些官商勾结所导致的结果是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使各种生产要素发挥了最大效用，从而产生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官商勾结应当说是良性的。
坏的官商勾结，意味着政府与企业合伙做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特别是做那些不平等竞争的事情。这种官商勾结使社会财富不公正地流入某些利益集团部门，或流入少数个人之手。这种官商勾结是罪恶的官商勾结，令人痛恨的官商勾结，必须加以杜绝。特别是在当前，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我国社会存在的官商勾结绝大多数是坏的官商勾结！
我们要分清官商勾结的不同内容。在这里面，起重要作用的是政府，是官员，如果政府意图是公正的、合理的，在这种意图指挥下的官商勾结就是良性的。如果政府的思想发生了问题，只是为了部门利益、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官商勾结的后果就是极其恶劣的了。
因此，我们要分清今天新形势下，官商勾结到底是为谁谋福利？官商勾结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政府官员不腐败，不会出现坏的官商勾结。如果企业家不腐败，也不会出现坏的官商勾结。但是，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腐败到无官不腐、无商不奸的程度，这种穷凶极恶式的贪婪、攫取和掠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独特现象。
中国如何走出这一历史阶段？什么力量能够挽救中国向堕落腐败的深渊滑去？中国社会从哪里还可以冒出正气？仅仅是物质发展和财富增长就能创造出一个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中国来吗？我们寄希望于当前的中央政府，寄希望于千千万万不甘堕落的人民大众。
中国的官商勾结活动至少还有一定的历史空间，这是一个权贵结合重新瓜分社会资源的历史阶段。或许这是一种中国不可避免的发展道路（有人认为），可怜的中国不是极左的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就是极右的权贵精英主义，这两种力量总是交替产生强弱变化。缺少了无产阶级的教育，资产阶级会变得无比贪婪自私，缺少了精英的中国，会变得愚昧无知。这一对矛盾体为什么不能相得益彰，互惠互利？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一种平衡各阶级利益的政治机制。
再不建立起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中国社会永远都是失衡发展，畸形发展。因此，中国要尽早走出官商勾结阶段，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是不成的。只有政治，善政，才能杜绝经济领域中的种种丑恶。
商业活动与官位、职务挂钩，或者借助官位来扩大商业影响，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我们社会的进步，是因为我们不再是依靠天生的身份与权势，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劳动，在契约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从身份到契约，我们人类的文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在今天，当我们看到在契约中仍然将官位作为一种交易的前提时，不能不感受到一种退步。
今天这种契约与官位的紧密结合，与以前的“社会身份”的情形有着很大的区别。以往的“身份社会”，官僚对于各种商业利益的获得，是基于公共权力介入商业领域，通过压迫他人从而获得特殊利益。今天，资本将交易与官位的结合，把官位作为信用贷款数额的标准，是资本的自愿结合，没有外在的公共权力压迫。 但正是这种反常的资本将交易与官位的结合，却深刻地反映了，在目前的情形下，权力能获得超额的收益。
在目前的一些地方，权力就意味着经济能力，得权得势意味着致富。有权力的人，随着其地位的增高，不但他的工资收入、福利大幅度攀升，而且根据其级别能享有的各种补贴和待遇也不断提升，所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其收入越多，偿债的能力也就越强。而上面这些仅仅是明处的，在暗处里，一些行政级别越高的人，所能获得的“灰色收入”可能更是无底洞。
在一个权力运用正常的社会，很难想像会以行政级别来区分信用循环贷款额度。因为，公务员并不是什么收入高的阶层，行政级别的高低更不是区分信用循环贷款额度多少的标准。
为什么这些“伪改革”能够成事呢？主要是因为有权的腐败分子和有钱的不法奸商利用权力优势和金钱优势所结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原有制度中的一些弊端，打着“发展”的幌子，“雇佣”了一批唯利是图的“主流经济精英”作“舆论吹鼓手”。结果呢？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最大程度地侵吞了改革成果，成为前几年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者”，而让广大百姓为这样的改革买单。
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富豪要完成原始积累，需要一百多年的拼搏、几代人的努力，而在中国，几乎是一夜暴富，一夜成名。靠什么？靠违法，靠权力，靠与腐败官员结成的“腐败利益同盟”。
企业家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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