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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年不如一年，当然你要准备好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企业年年亏损，麻烦很多，你的位置就不会对人有吸引力了，你的位置反而很安稳；四是要不断向上级报告企业的困难，巧妙的诱导职工到上级机关求助，当然你要做出积极化解矛盾的样子，取得上级的信任；五是适当的提出改制方案，即“管理层收购”办法，同时对企业的资产要尽可能地评估得低一些（这是你的关键利益所在），同时要利用上级部门急于成功的心理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当这一过程变为现实的时候，你就象做梦一样成了大股东，身价高达数百万甚至千万以上，多么神气。
在权力大规则控制的财富原始积累中，人们真的无法分清到底是体制资源的积累，还是企业人物的创造。人们真的无法分清这到底是一些政经通吃的“变形商人”、“产业政客”，还是一些忍辱负重的企业家。
新的政经力量登场后，国家战略开始走向寻求内部的均衡，意图防止急速的转型和过分的财富差距，将中国社会的秩序颠覆和断裂。
在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在艰难前进的时代，因为财富占有和分配的悬殊而被凸显的财富阶层，最终演变为秉持正义的媒体和 揭穿真面目者，追查不公正现象的重点对象，人们将被压迫和被限制的批判，过度倾泻到企业阶层，这往往能赢得大众的认同。
那些重大的企业丑闻，所彰显的“老板”的中国式权力膨胀，管理习惯的章法无度，与其生存的商业环境一脉相承。这表明，企业内部缺乏一场商业伦理和企业管理上的自我革新。曾经披着“全民所有制”神圣外衣的庞大国有企业，在政治、权力和官场规则下传承企业价值；而新生民企的价值传承，则回到血缘纽带上。
在这一场企业控制权的斗争中，中国企业界自发“管理老板”的倾向是如此微弱，以至于当老板开始代表的资本意志、财富、权力、秩序，以及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甚至人性对此无止境的贪婪上升为游戏规则时，他们就开始习惯于追求毫无节制的成长方式了。
国有企业更加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官企”。其典型代表就是近年来在中国经济中呼风唤雨，并作为中国企业改革标志性成果的央企。
这些官企，其第一位的属性就是其政治属性，就是其在政治差序格局中所享有的优势和支配性地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官企的企业领导人大多是有某种政治级别的。在央企，企业领导大都有部级、副部级、司局级的政治身份；而在地方，则可能带有厅级、副厅级之类的头衔。
“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政治的考量，而不是一种经济和利润计算。
不过，政治属性并非中国官企的唯一特点。在中国，官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产权名为国有，实际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资料显示，多年以来，这些靠垄断、权力甚至国家财政和金融救助积累起巨大利润的央企，竟然从来没有向它的所有者——人民，分过红。
作为硬币的另外一面，官企在追求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它们将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或者公共化的特性。诸多官企的巨额利润多半都是通过将成本转移给公众实现的。当今中国官企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在于官权，在于其超越经济优势之上的政治优势。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官企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其实力也越来越令人侧目。在这狂欢的背后，公众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虽然在前一段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改革面临的深层矛盾也不容忽视和回避。
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
二是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四大产权制度尚未落实。
三是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不够规范。突出表现在国企改革中的违规操作及“官商联手”。在党内和社会上腐败势力的干扰下，一些正当的制度安排，如中小企业MBO制度、职工持股制度等，有一定程度的“异化”，然后又将“异化”后造成的恶果扣到广大改革者的头上，既伤害了投资人和职工的利益，又给国企改革造成负面影响。
四是理顺劳动关系与追求社会稳定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产权改革中，按规则有些企业需要解除劳动关系，但解除劳动关系涉及人的利益问题，考虑到社会稳定，推进有一定难度，使一些地位处于停顿状态。
解决的办法：
一是推进以“突破垄断性行业传统格局”为重点的国有企业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二是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内部治理结构为重点内容的国有大型企业改革。
三是推进以“三个分开”为重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横向上实行“政资分开”；纵向上实行“上下权益分开”；经营上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
四是推进以解决“企业办社会”和“依法破产”为重点的国企配套改革。
22。5 关于行政垄断改革及反垄断
垄断划分为三大类型：市场垄断、自然垄断、行政垄断。
目前的改革，压力最大的是打破行政垄断；因为，我国当前垄断问题最严重的还是行政垄断。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行政垄断被群众称为“越穷越见鬼”，由于经济总量少，政府部门运作不规范和公共事业经费不足，一些部门就凭借行政权力进行寻租，造成行政性垄断和行业性垄断，破坏公平竞争，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什么是行政垄断？即基于行政权力形成的垄断；实际上是行政权力对行业的过度保护和干预，包括贸易保护、投资保护（提高进入门槛和审批制、地区封锁）、政治保护（官商一体，副部级、正部级待遇）等，形成政企同盟。行政垄断是当前中国垄断的主 要形式，也是反垄断的主要对象。
这与我国转轨经济特征分不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政企分开”。在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行业，例如电力、铁路、电信、邮政等领域，行业主管部门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表，仍然以其属于自然垄断为借口，拒绝开放市场，引入竞争。
长期以来，人们把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混为一谈，把政府行政管理与现代监管相提并论，使决策层对垄断行业的本质问题难以准确把握。破除行政垄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反行政垄断，在实际操作中，将不可避免地触犯相当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常常与“国家经济安全”、“政府监管”、“公共利益”、“国家竞争力”等名目纠缠在一起，难以识别和区分。
经济理论和实践一再证明，是垄断导致短缺，而短缺又不断为强化垄断提供借口，造成恶性循环。
暴利并非市场化所致，服务低劣和短缺更不是市场化的必然。恰恰相反，持续性存在的暴利、服务低劣和短缺只会是垄断的结果。这几乎是一条屡试不爽的铁率：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改革经验反复证明，越是市场化的领域，越能够适应社会需求，也越是在长期上趋于社会平均利润。市场本身的存在就是最大的社会福利，只要市场充分放开竞争，价格并不会超出合理水平。
非国有化与市场化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市场是不同主体交易的场所。
从总体上看，垄断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有的行业仍然是政企不分、独家垄断；有的行业虽然引入多家竞争，但在主要业务领域仍然是一家独大，真正的竞争尚未形成；所以，打破行业垄断，促进市场竞争，既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又是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方面。
垄断分自然性垄断、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三种。自然性垄断是指具有网络性经营特点的行业，如电网、自来水、电话、煤气管道等；经济性垄断是指经营者依靠经济实力、专利以及市场经营策略等取得的垄断地位；行政性垄断是指企业采用或者借助非市场手段（主要是行政力量）实现的市场垄断，包括地区封锁、地方保护、设立行政性垄断公司、政府限定交易、国家指定专营等等。由于行政性垄断限制市场竞争，具有极大的不公平性，因此受到经济学家和公众的普遍反对。
垄断导致服务质量低下，服务价格高昂，消费者对此意见很大，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发达国家的反垄断主要是针对经济性垄断，以防止私人通过合并、杀价、价格联盟以及将其在某一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扩大到其他市场等手段，损害消费者和小公司的利益，阻碍创新、服务质量改善和技术进步。
我国的垄断行业所取得的垄断地位，不是靠技术创新，也不是靠资本投入，而是依靠行政权力阻挠市场竞争的结果。一些行业表面看起来似乎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但实际上是搞行政垄断、部门垄断，谋取部门利益，或者力图使部门既得利益固化。更有甚者，一些部门往往打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加强“政府监管”以及提高“国家竞争力”等名目，维护行业和部门利益，使人难以识别和区分。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反垄断的主要任务是反行政性垄断。
与经济性垄断相比，行政性垄断对市场秩序的危害要大得多。比如，行政性垄断直接导致以行政权力或行业优势地位配置资源，妨害自由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扰乱市场秩序。
重要的是，行政性垄断容易滋生腐败，损害政府形象。垄断导致政府主管部门行为企业化，产生大量收费和审批项目，加重企业和个人负担。这种腐败其实是制度上的腐败，它比个人腐败更为隐秘，危害性更大，最终受害者是国家。
行政性垄断构成了目前中国最严重的腐败形式，其造成的损失已经远远超过官员贪污受贿造成的损失。另外，行政性垄断不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行政性垄断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时代，电信、电力、民用、铁路等部门是高度集中的行业，改革开放后，这些部门转变为企业，但同时仍然是行业主管部门。在利益的驱动下，它们自然会利用手中的管理权，构筑市场准入壁垒，尤其是在经营业绩差时，垄断经营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可以说，行政性垄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行业垄断部门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演变为利益集团，他们对行业发展政策的形成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游说力。打破行业垄断不仅需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更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规制，使得公众对垄断部门的行为缺乏可行的法律制约手段。
表面看，暴利行业全部都有市场特征，只要经营主体遵循守法，诚信、公平的原则，就已经很道德了。但是，暴利行业几乎全部都有行政垄断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们空有市场的形式，并且借“市场”的名义大肆捞钱；但它们又几乎全没有市场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真正属于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表面上是自由交易，实际上却隐藏了强制消费的成分。而强制不仅是一种不道德，而且是一种恶。强制之所以是一种恶，是因为它否定个人选择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