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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的成功与否，政变成果的巩固与否，成为封建正统观念评价政变者的主要标准。政变成功者，不论其政变的性质多么恶劣，动机多么可耻，手段多么卑鄙，仍然不失有开国君主的桂冠；政变失败者，则不论其政变的性质多么进步，动机多么高尚，手段多么光明正大，都难以逃脱人们对于“逆臣”的谴责。
政变的后果和影响
政变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自从它在人类社会政治斗争史上崭露头角以来，当权者为之恐惧不安，野心家为之心驰神往。政变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脱离政变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经济政治条件、脱离政变对当时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就无法对政变作出正确的评价。
政变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一种爆发形式和手段，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社会矛盾激化、统治危机加深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会趋于激烈。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统治方针、政策和策略方面产生尖锐的分歧，各派政治力量企图通过夺取最高统治权来贯彻自己的政见。在这种时刻爆发的政变，往往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加速或者延缓历史前进的步伐。政变纯粹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再分配的争斗，政变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决定皇帝姓张还是姓王，新君主应该是哥哥还是弟弟，如此而已。政变是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历代统治集团贪婪凶残本性的暴露。
关于驭臣之术
中国古代的驭臣之术，主要是指君主驾驭和控制臣属的诡诈手段。同时，驭臣之术的基本原则和手法，也运用在官僚阶层内部的各种上下级关系之中。作为一种政治斗争手段，驭臣之术受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驭臣之术的运用，无非有着两个方面的用意，一是驱使臣属为君主效力；二是防止臣属犯上作乱。其主要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笼络赏赐之术。君主控制臣属的基本手段，不外乎利诱和威胁两种。笼络赏赐是中国古代最常用、最基本的驭臣手段，主要作用在于诱臣、用臣。统治者在实际运用笼络赏赐之术的过程中，一般具有如下原则：选择施慧的内容、分割施慧的过程、掌握施慧的时机、注重施慧的姿态。
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下，官职即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地位、名望和财富。对于沉浮在宦海之中的臣属来说，追逐官职无疑是效忠君主的最主要动力。所以，中国古代的君主们通常选择官职作为施慧的主要内容。但是，臣属升迁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而官职的晋升却不能没有限制。在这个难题面前，狡诈的君主奉行“分割”恩惠的原则，就是把官职分割得越来越细，种类尽可能地繁，等级尽可能地多。只有让臣属们在众多的仕途台阶上一步一步地逐级攀登，就等于增添了他们不断升迁的希望和心理满足的次数。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中国古代官职制度的发展呈现出种类越来越繁多细密的趋势。
二是防范惩罚之术。防范惩罚与笼络赏赐一样，也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最基本的驭臣手段，它的作用，主要在于防臣、制臣。古代君主防范惩罚臣属的基本手段有罚重而必、刑于将过、心理震慑等原则。对于君主来说，需要防范的重点，当然是那些重臣、功臣、能臣。专制君主无法容忍权势声威超过或者才干能力超过自己的臣属。当重臣的权势足以与君主相抗衡时，他们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那些持才自傲、锋芒毕露的能臣，则是君主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三是树威立尊之术。威严是有效行使权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君主只有保持一种威严的形象，才能够服臣和威臣。为了树立自己的威势和尊严，促使臣属产生尊敬、信赖、服从、畏惧之感，中国古代的君主们经常使用这些手段。
显示才能和政绩、刻意制造神秘感、利用法律维护尊严、运用权力增加威严等。权力与威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威严有助于权力的有效行使，权力的诡诈运用同样有助于增加威严。
四是平衡牵制之术。平衡牵制之术是中国古代君主驾驭群臣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的基本原则是：在君主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寻求权力分布的某种平衡，形成便于君主所操纵的权力结构；利用臣属中不同集团和派系之间的矛盾，实行“以臣制臣”，以便于君主处于超然的位置。
主要手段有抑制相权、以微臣制重臣、以近臣制权臣、以酷吏制重臣、利用臣属之间的矛盾等。臣属中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集团和派系，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君主经常玩弄的政治平衡术之一。只要不影响到君主的利益，君主不仅不会努力去消除臣属之间的矛盾，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制造和保持臣属对立的状况。群臣互斗，只会造成君主居上操纵、分而制之的有利态势。
所谓驭臣之术，实际上就是处理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政治斗争手段，应该说它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结构中，官僚集团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君主的绝对专制，必须通过官僚阶层的中介才能得以实现。因而，对于君主来说，驾驭和控制官僚比直接统治民众更显得重要。中国古代的所谓“政治之术”，实际上主要内容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驭臣之术。“君主治吏比治民更重要，术的作用则在于治吏。”君主和官僚虽然同属统治集团，但在具体利益方面则难免存在种种矛盾冲突之处。
驭臣之术的高度发达，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产生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在政治制度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最为明显。驭臣之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现形式的制度化。制定政治制度的出发点，仅仅建筑在如何便于君主驾驭控制臣属的基础上，这种状况势必会造成既定制度的不合理，并会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种种弊端。
在政治道德方面，一切权术都是重“术”不重“德”，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君主驭臣之术尽管常常披着“制度化”、“道德化”的外衣，但却无法完全掩饰阴险毒辣、狡猾诡诈的本质。
在政治关系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更为直接。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之一。这种关系处理得妥善与否，常常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兴亡和某个特定政权的生死存亡。实际运作中的驭臣之术，或者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调节斡旋君臣之间的关系，维系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或者可以起到“腐蚀剂”的作用，激化君臣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造成政局的动荡不安。除了君臣关系之外，在官际关系中同样可以看到驭臣之术的影响。在等级分明的官僚制度下，上司对下级无异于一个个小“君主”，君主驭臣之术难免上行下效、推而广之，成为广泛意义上的以“上”取“下”的手段。
驭臣之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身的对立面，即臣属的弄君之术的产生。其具体手法有：抗君之术、欺君之术、避君之术、谀君之术等。
关于愚民之术
历代统治者为了欺骗和愚弄人民，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这些神话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关于君权的神话。
一是君主人种神异化；
二是君主人身神秘化；
三是君主人格神圣化；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政治权术的万宝囊中，愚民之术大概是最具分量的。其他或者权术，大多在统治集团内部使用，主要用于调节和解决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矛盾。愚民之术的用武之地主要是在统治者对付人民大众的场合。所以，愚民之术的特殊用途使它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格外青睐。
关于谄媚之术
谄媚是人际关系中常见的现象，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经常应用的权术之一。谄媚者为了的一定的目的，采用不正当的手法，奉承巴结，吹捧讨好，博取被谄媚者的好感和欢心。谄媚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一定意义上讲，谄媚是人格不平等的产物。谄媚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主要运用在统治集团内部。谄媚是以“下”事“上”的手段。谄媚的对象必然在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等方面高于谄媚者，否则也就失去了谄媚的意义。中国古代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形成了多种层次的上下关系，从而为谄媚之术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和广阔的表演舞台。
谄媚之术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实用性、无耻性和技巧性。
所谓实用性，是就谄媚之术的目的而言。谄媚不是在做无谓的表演，也不是甜言蜜语的浪费，谄媚者之所以卑身曲意，是出于实用的功利性目的。运用谄媚之术，有时不是为了一时一事的具体目的，而是着眼于潜在的、长远的利益，即所谓“放长线、钓大鱼”。谄媚作为一种早期的预付投资，期待着未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在政治斗争中，谄媚之术还是臣属自我保护的手段。谄媚之术的实用价值，深受古代官场中人的重视。
所谓无耻性，是就谄媚之术的本质而言。谄媚的最大特点就是极端地厚颜无耻，为了巴结讨好权势者，可以将自己的人格尊严剥落得一丝不挂。他们所巴结的实际上并不是谄媚对象本身，而是谄媚对象所代表的权势和地位；一旦这种权势和地位发生变化，谄媚对象也就不成其为谄媚对象了。
在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中，上下关系是相对而言的。对下为上，对上为下。谄媚者与谄媚对象之间的位置也可以互相转换：对上是谄媚者，对下又成了谄媚的对象。谄媚者同时又是谄媚的对象，无耻谄媚“上”的同时又需要来自“下”的更加无耻的谄媚。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官场普遍存在，起到了加剧谄媚手段无耻程度的作用。
所谓技巧性，是就谄媚之术的手段而言。中国古代的谄媚，具有高度的技巧，谄而有术、媚而有方。谄媚的技巧首先表现在它的欺骗性，为了达到目的，无耻的谄媚在表面上常常装扮出一付堂而皇之的模样，仿佛是一种出自真实情感和忠诚意气的言语举动。谄媚的技巧还表现在它的灵活性，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机，谄媚可以做出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不同表演。
谄媚手段之一：奉承吹捧。奉承吹捧不同于发自内心的真诚赞扬，它是为“利己”而“誉人”的。谄媚者利用人们喜欢被人赞扬的天性，以奉承吹捧为手段，通过种种溢美之词，满足谄媚对象的虚荣心，从而达到讨好巴结的目的。奉承吹捧的范围相当广泛，凡是谄媚对象的一切：门第、相貌、品德、才华、政绩、能力、语言、行为以及子孙后代乃至生理缺陷，都可以成为谄媚者吹捧的对象。
谄媚手段之二：自我贬损。这种手段与直接的奉承吹捧有着明显的区别，谄媚者主要通过语言和外在行为公开表现出一种奴性的臣服和屈从，自我降低人格，以此反衬出谄媚对象的高贵尊荣，使其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
谄媚手段之三：取悦讨好。唯上之所好而为之，也是谄媚的重要手段。投其所好，须要“投”得准，否则便会“费力不讨好”。谄媚者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