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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不信任通常是导致集体无规则的渊源。当制度性不信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时，人们往往选择忍耐，但当忍无可忍之时，一些人又会将暴力视为解脱的途径。没有合理的官民利益和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搏弈机制，社会很可能回到无规则的原始状态。
制度性不信任所导致的集体无规则，不仅在弱者身上广泛发生，也不仅广泛发生于强者与弱者之间之间，而且也发生于强者与强者之间。“山西民警打死北京民警案”就是证明。对某些部门和国家公职人员而言，对权力运行的骄纵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正是这种惯性种下了制度性不信任、集体无规则的种子，并成为点燃社会内耗、社会暴力的炸药包。
在现代社会，信任是一种交往、交易的润滑剂。然而不信任却是生活中的常态。形容的破坏可以在几年、几十年之内，但恢复信任的时间却是要以“代”来计算。
信任的两大结构——系统信任和人格信任，在中国当代社会都遭到严重破坏。信任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备。
在中国，从假水泥到假钢材、从假烟到假酒、从假药到假种子、从假发票到假学历、从毒瓜子到毒大米、从潲水油到假奶粉、从买官卖官到假意上市到真心圈钱、从假执法到假评估、从假GDP到假政绩、从假爱情到假婚姻。。。。。。中国，终于完成了从官员到商人、从学者到农民，从精神到物质再到精神的“普假教育”，使做假害人之风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每一个中国人，既是社会伤害的承受者，又是道德丧失的推波助澜者。这个群体象一把双刃剑。当太多来自官方腐败的丑恶开始掠夺我们的善良时，加入这个群体的人就越来越多，自觉和不自觉、有意识和无意识相结合，终于导致了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集体麻木和对生命尊严的漠视与践踏。那些监管部门的官员不会忏悔，因为那本来就是整个链条的腐烂，不会有人承认单是自己的这一环无力。
造假的结果是，报复会落到每一个造假的头上，大家的饭碗都要砸。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最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停止造假。但是团体理性和个人理性在此发生了冲突：每个造假的个体都有理由在最终的报复来临之前，努力捞上最后一把，反正自己不捞别人也要捞。这种个人想法是合理的，于是这个产业就会真的完蛋了。市场机制并不能摆平个人眼前利益和团体长远利益的冲突。
注重政治诚信建设
今天，诚实守信似乎已成稀缺资源，社会交往和经济生活诚信缺失现象令人深为忧虑。但我们可以说，政治生活中的诚信缺失现象，比其他领域的诚信缺失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更加根本的影响。这些年间，有的地方官员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谎报数字的行为时有所闻；在有的地方，一些弄虚作假行为已不只是官员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级机关的集体决策，不解决问题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多有所见，发生重大事故不如实提供信息，在关系公众利益的重大事项上不向群众报告实情，采取欺骗手段应对检查和监督，有的甚至达到明目张胆的程度。
更令人担心的是，没有足够多的人将这些弄虚作假行为放在政治诚信的高度来认识，而只是视为一般的歪风邪气。在讲到诚信建设时，人们甚至很少讲到政治诚信，而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风气和经济行为的诚信。政治领域中弄虚作假的行为公然招摇于市，不仅使有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在人民眼中丧失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形象，而且使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诚信缺失现象益形泛滥。可以说，政治诚信建设已经成为社会风气启衰除弊的关键问题。
政治诚信是基本的政治道德。民无信不立，同样，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政治与行政组织，如果缺乏诚信，它就难以说得上有什么威信，就不可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当他的诚信形象瓦解以后，就难以被他人所认同；一个组织如果诚信形象动摇，就更加不可能得到人们由衷的支持，人们不可能将自己的命运托付于它，不可能将自己的利益寄望于它。政治不是尔虞我诈，不是欺骗哄瞒，不是相互撒谎，而是通过信任、理解和共识管理众人之事。一个官员、一级组织、一个政府，不维护诚信的政治形象，政治品格就会破产，政治道德就会崩溃，从而政治正当性就会动摇。
政治诚信是政治风气的基础。把政治问题仅仅理解为政治立场、政治路线上的异同应该说是狭隘的。对一个官员和一个政治组织而言，行为不端不能仅仅从“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或一般的“不正之风”来理解，而应该视为政治问题。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公众对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的评价都是政治上的肯定或否定，而所有这些行为不端，都将损害人们对官员和政治组织的政治评价。
良好的政风，必然建立在政治诚信之上；没有政治诚信，就没有良好的政治风气可言。实事求是、不事虚浮，艰苦奋斗、不事奢华，言行一致、不尚空谈，言而有信、不口是心非，行为公正、不偏不倚，任用公道、不政出私门，理政清廉、不贪污受贿，行己有耻、不混淆荣辱……良好的政治风气表现在很多方面，政治诚信可以说是政治行为正当的前提条件。
政治诚信是社会诚信的示范。在一个社会中，政治风气与社会风气、政治诚信与社会诚信，不只是简单的相互影响。社会风气和社会诚信的水平，会反映到政治风气和政治诚信水平中来，但政治风气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政治诚信对社会诚信的影响更加强大。
上行下效是一种普遍起作用的社会行为方式，政治是社会生活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引导着社会发展的趋向，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当一个地方的政府为了应对上级检查而公然作假的时候，它也将被下级的作假行为所欺骗；当一个地方的政府为了显示“安全生产”而隐瞒重大死伤事故时，必然会有更多的人去效仿，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当一个官员总在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又大享威福、贪腐奢靡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违心说假话；当官员能够弄假升官时，必然让很多人认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当官员一面力陈“心底无私”一面奔竞权门，一面讲五湖四海一面树山头搞宗派时，还怎么能要求别人对社会风气的扭转抱有信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政治诚信的问题。提倡诚信的政治人格，建设诚信的政治制度，戒除不诚信政治行为，社会诚信才有希望，政风好转才有可能，社会和谐才有基础。
通过政治结构自身的纠正机制和人民的广泛监督，使不诚信的官员受到处理，使不诚信的组织得到改变，是建设政治诚信的基本途径。让政治行为具备基本的道德品质，让公民们真切地感受到各级组织和官员的政治主张、政治宣告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体现。给公众一个道德的、诚信的政治，社会就会激发出强大的公共精神和负责任的政治态度。
权贵者并不先天具有被谴责的劣势，穷人也不先天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只要是犯罪，就应该同样接受社会的裁判、良心的谴责。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贪官污吏的伤害是纵深的，而民间的伤害是广泛的；贪官污吏是可数的，而民众的数量是广大的。人性的向恶要突破两道防线：道德和法律。道德约束群体，法律制裁特例，当社会道德彻底丧失以后，法律就变得相当脆弱，纵然死刑再保留一万年，又能吓倒几个人？
不承认就是没有发生过的——或许我们只能拥有这样一种真实。在问题逐渐生活化、技巧化的时候，我们所能拥有的真实就越来越只能是设定的。
有意思的是，再精妙绝伦的慌言也是会遗忘的，只有真相不会被遗忘；因为慌言表达的不是真相，而说慌者往往记得真相，因为只有真相是经历过的；这是真实与慌言的最大区别。因此说慌者要能不露破绽，不仅仅要记得真相，更要记得慌言。说慌者要有很好的记忆力。所谓“信任危机”也意味着人际间慌言多多。在传统的价值体系里，慌言往往是对合理价值的否定，事实上就是对谬误的承认，起码也是纵容。在慌言泛滥的时候，我们是否就必须将慌言当作真相？在慌言可以被当作真相的时候，绝对价值就可能被连根拔起。这样一来未必就天下大乱了，很可能是天下更太平了，但是我们的智慧和身躯也就要渐渐离开大地了。
社会互信的建立和失去，都是一个长时间、多事件的积累过程。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常常说社会把人给害了，却从不说人把社会给害了。
人的成长要接受四个方面的教育——父母、老师、书本、社会。有趣的是，后者总是与前三者背道而驰。
太平不是安宁，太平更多地表现为压制下的服从状态。
23。8 关于道德问题
盗窃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但只偷钱不害命并主动返还其他物品以避免失窃者更大的损失，这好象又是“道德”的。社会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以往那种把人分为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分成好人和坏人的简单方法已经不适用了，我们不能要求人人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楷模，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犯罪和各种丑陋现象消灭干净。于是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次道德现象。次道德现象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应当提倡，因为它可以把犯罪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次道德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只能承认或者正视这种社会存在。在现实社会，既然犯罪无法消灭的，我们只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次道德也是一种“道德”。
在中国，普遍存在着一种“看客现象”，这是一种社会病态，是和谐社会建设中刺耳的“不和谐音”。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幸灾乐祸的态度，拔一毛以利他人而不为，充当“冷血看客”而不知耻的现象，作为一种恶俗风气正侵蚀着社会机体的健康。
看客的基本心态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人生观。；还有精神空虚、百无聊赖、过度寻求感官刺激的“看戏心理”以及“金钱至上”的心态；此外，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心理不够健康等，都可能构成看客的微妙心态。
道德家满世界都是，而满世界都在缺德。
他人的不道德，绝对不能成为自己不道德的理由。中国人能不能有所长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服从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绝对命令”。
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
不讲知识，道德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
所有的不道德，都是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
现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产生善者的时代，而是一个产生智者的时代。某件事情做与不做，并不取决于是与非的考量，而是取决于利与害的权衡。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他的道德水准，而是取决于他的智商。
对道德行为的逆向鼓励，不仅会暗示道德的严重贬值，而且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