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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历史， 我们看到的现象则是——统治者越反贪污，贪污越是层出不穷；统治者越提倡清廉，可清廉者却那么稀少。
做清官的难度
皇帝并不真正喜欢清官
中国帝王表面上遵从儒术，内在的实质却在使用法家之术。常言说，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英明的帝王不约而同地“乱世用人才，治世选庸才，太平盛世出奴才；政治标准第一，道德部长第二，知识技能其三。”
法家说：君主本人要独断专行，众人称赞的人不必喜欢；众人反对攻击的人，君主不必憎恨。皇帝只是在贪风甚炽，影响政权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的时候，才反贪的。
就是在现代社会，我们也经常发现，所谓的清官，经常遭遇到明升暗降的所谓提拔重用。
当清官的经济难度
从经济角度看，当清官就有难度。明朝朱由检发出“文官不爱钱”的号召后，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上疏发起了牢骚：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花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现在都责备郡守县令不廉，但怎么能够廉？有数的薪水，上级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都要花费大量的银子，想廉行吗？韩一良说的是大实话。
当清官的道德难度
官员想要模范一把，清官一把，从道德方面说，也是有很大难度的。要做到六亲不认。只顾自己做清官，老衬托别人都是贪官一样，所以其他官员看不惯，暗地里使绊子自然不在话下。海瑞和于成龙就是例子。最后，自己陷入不洁官吏的包围之中。于成龙就发现了那个真理：做官难，做清官更难。
当清官的体制难度
清贫的决心和道德的操守并不是做清官的充分条件，充其量只能构成做清官的充分条件。集权体制下，做清官还有很大的组织难度。
常言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从表面看，看到的是清官的决心，但从背后看，看到的则是做清官的无奈。清官为民做主，谁又为清官做主呢？清官本身就没有任何有保障的安全。
海瑞是执拗的，但一个官员的执拗，抵抗不过整个官僚组织与集权体制的执拗。
清廉不是对抗体制的有效药剂，相反，一个官员的清廉程度与官僚组织的执拗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越清廉，来自组织内部的阻力越大。
如何评价清官文化与清官情结
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由于贪污形势严峻，导致下层人民对清官的呼唤，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清官文化。
把“宝”押在一个官员的廉洁上，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清官政治”的典型体现。
清官文化的民本政治内涵
清官文化里有一定的民本政治内涵——以民为本，爱民如子。但是这种内涵是无奈的选择。这关系到王权的来源。王权来源于暴力。既然王权来源于暴力，那么王者必须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而且这种证明，会随着人类社会集体智力的增长而作适当的调节。
爱民、亲民、抚民，永远都不是民主，它只是圣明的统治者对愚昧无知的草民的赐福与驯化；从某个角度上讲，它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古代的君民关系恰如现在的人类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对环境的糟蹋，相当于古代君主对子民的蹂躏；人类对环境的爱护，还是出自于对环境对人类报复力量的恐惧。古代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君主对人民所拥有的颠覆性力量的清醒认识。
也有把君主比做牧者，而把人民比做家禽的。哪有牧者不爱自己家禽的，可是，又哪有牧者不吃自己家禽的道理？这就是民本政治的真实内涵。这个内涵决定了，清官的内涵与民主法治相去甚远，一句话，民本不是民主，顶多是个“为民做主”。
百姓的清官情结
有人说，跪着的人民，才期待清官。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百姓是跪着的，不会为自己作主，所以才会成全清官。
有人说：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出现。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出人意外，中国人的清官情绪，是对意外的憧憬。
人民对清官的感情越深厚，讴歌越热烈，法律的悲剧性也越沉重。
一句话，有没有清官情结是奴隶与现代公民的根本区别。
《老残游记》第十六回有段评说：
脏官可恨，人人皆知，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脏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复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清官身上有一层保护膜性质的道德光环，这光环导致人们不能对清官做辨证的事实评价。清官“一清遮百丑”，即使客观上有什么不是的地方，也说不得的。
宋明以后，清官文化大发展。不要自作多情地以为，清官文化大发展是社会的进步，相反，清官文化越发展，越说明君权制度的腐朽与官民的水火不相容关系加深。统治者越是在无法继续维持统治的时候，越强调清官文化，他们希望通过清官爱民清政来修补制度之弊病，创造出一种官爱民，民拥官的假和谐来。
愚民们的无奈，只好呼唤清官，御用文人们投其所好，拿清官大做文章。其实，清官文化是统治者凶恶面目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清官本人是祭台上的牺牲。这种牺牲，对无能的上帝、弱智的百姓提供了感情上的安慰，意志上的迷惑，进而也构成了本质上的愚弄。中国现代史专家李新说：清官乃不详之物。
清官意识实际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让老百姓沉浸在一种幻想当中，因此是绝对权力的道德护身符。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有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繁复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海瑞一生的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然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以抽象的道德取代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者“非法”。
海瑞想固守原则与信仰，可这些东西与现实和世俗又常常冲突，坚持原则信仰与周围人容易格格不入，容易被人认为迂或痴，把自己置于和别人对立的位置上，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而要放弃原则信仰，与世俗同流合污，内心又会感到压抑和痛苦。一心孝忠，却不为主子理解，真是一大悲哀。
不会变通，不讲究策略，认死理，即使是为主子孝命，主子也并不感激。想当官的那么多，谁不愿意用几个听摆布的？谁愿意专找和自己过不去的用？古人说得好：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决定一个官员升迁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一两个当权者。有些人明明深得人心，只是由于忤逆了当权者，结果不是调离就是撤职。世上人有几个真正能出于污泥而不染。多数人都不免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既没有痛苦也没有人指责。
真正的官吏应该审时度势、知进知退、能屈能伸。海瑞的品格在舞台上万人敬仰，可在现实生活中却未必吃得开。
从古至今，用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管你过去是谁的人，只要你有本事并肯为我所用，我就用；另一种是，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只要你不是我的人，对国家有利我也不用。许多人就作了这种观念的牺牲品。
阳为道德、阴为利益
海瑞的清廉耿直、不畏权势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仔细分析他的自身条件，这几乎是他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自保，进而扬名立万的最佳方式。在重科第资格的明朝，只有进士，特别是选入翰林院的庶吉士，才可能顺利封疆进而入阁。海瑞出身举人，在官场上同年、座师这类最重要的资源没法和进士比，他在官场生存靠什么？最理想的方式称为道德的标杆，成为舆论普遍支持、百姓十分拥护的模范清官。但这样的标杆对那些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从来就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包括皇帝在内，别人没必要冒着舆论的压力去整治这样的标杆。海瑞对朝廷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为广大官员树立一个可望不可及，可颂而不可学的模范，让他处理实际的政务，多半会处处被掣肘，处处碰壁。因为为政的实际操作和对政治人物提倡的道德不是一回事，甚至十分矛盾，用口里说的那套办法去为政，在明朝那种政治生态中，不会有什么成就。就如剧中胡宗宪告诫高翰文所说的那样，当官和读圣贤书完全不一样。徐阶、张居正和后来的申时行，都是知道权变深谙时务的人，明规则和潜规则都会玩，所以才能当首辅。难道海瑞就不明白文官集团阳为道德，阴为利益（黄仁宇的总结）的潜规则吗？但他这种举人出身的官员，如果玩潜规则，也就是能做一个日子过得富庶的县官，这显然不是海瑞的追求，人家张居正16岁中举，23岁中进士，自小有神童称呼，有老师徐阶关照，又当过隆庆帝登基前的侍读官。海瑞玩张居正那一套，只会湮没在成千上万的中低级官员中间，哪能流芳百世。
所以，海瑞干脆不玩这些，就只玩圣人所言、被朝廷所提倡的那一套明规则，反而是剑走偏锋，无人能挫其锋镝。当然，这样玩代价也是很大的，自己和家人生活清苦异常，一点贪污奢侈也不能有。清廉得不近人情是海瑞的公众形象，是他立足于官场最重要的利器，没有这点他什么也不是。所以对这些清廉的细节，他一刻也不敢放松。这一点，皇帝和其他大臣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上疏那样骂皇帝，皇帝都没法杀他，能杀掉夏言、杨继盛的嘉靖帝，哪有什么仁义之心，不杀海瑞这个小小的户部主事就是不中海瑞的圈套，遂了他做千古死谏忠臣的愿望。皇帝都对海瑞这样，其他文臣惹他干什么？所以他反而官运亨通，做过管理最富庶的南京周边的应天巡抚，做到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大员，主管监察，虽在南京是闲职，但政治待遇上去了）。如果海瑞不这样玩，一个举人哪能企望这样的高位。但他一旦有实权，办具体政务就不行了，那种行事方式只能激发矛盾。在当应天巡抚时，打击豪强地主纯用刚猛之法，搞得鸡飞狗跳，拿对他有恩的徐阶家开刀，最后没有什么建树就被调离。所以这样的道德标杆，只能是系而不用的葫芦。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数引不起特别的注意。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