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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对下有生杀大权，在官场一切都是上级给予的，有了上边的肯定就有了一切，反之就丧失了。对上的这种畏惧和服从是很有功利性的。人说在中国当官最容易，容易在“服从”二字上。这是中国官场的命门。在官场中人的第一要义是服从长官。“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不服从的没好果子吃，服从之中就打有诀窍。因为，人是经济人，人的趋利性表明服从要和功利相结合，就必须把服从变形，把自己隐藏，化上妆，尽心算计。需要揣摩上边，投其所好。欺上、瞒上、拍上是变形的通常有效方式。林彪的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岂不是做官的诀窍。“真”与“假”在官场完全失去了界限和意义。在官场中，讲究的是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要会理解上级的意图，按上级的意图行事。所以，服从就成了自己美丽的外衣，好去赢得自身的意义。“指鹿为马”的现代版就层出不穷。一切都让位于“唯上”二字，在官场就好游了。
2、特权观念把为官的目的和手段导向极端劣质化
在发达国家完善成熟的公民社会中，任何官员和整个管理机构都有自己的管理目标、目的和手段。目的决定手段，手段为目的服务，但他们有明确的法定程序，是透明的，有各方的监督，不好胡来。但中国的官场并不来自民众，加上“使民”、“愚民”观念的长期统治与渗透，当官为了发财，“当官不发财白到世上来”，就深入人心。官员的目的无非是两个：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与个人的利益，无非“功名”、“财产”四个字。在更深层次又是相对统一的。由于没有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制度和手段，为官的目的很容易私欲化，而特权又使手段卑劣化。为目的服务的手段也就可以为所欲为。官员的手段可以是极其丰富细致精巧的。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不会用手段，就是官场的最大失败，它不需要手段的法定、透明，只求有效性。由于文化特性使然，所以在官场使用什么损招都不足为怪了。有时甚至是不顾一切。比如官员发生过多少次雇凶杀人的事。发生过设陷阱算计对手的事。
另外，在官场讲究的是管制、掌控。要把一切都掌控起来，程序、手段只能是掌控的形式。凡事都要先制定一个为目标服务的掌控方案，各个程序为掌控好全过程服务。当过程中，有不同的民意表达时，就如临大敌，利用各种资源统一思想、校正方向、对好口径，掌控的目的达到了，但民意被抛弃了。
3、走捷径，少找麻烦
官员是有职责的。在民选政府中服务和责任的压力很大。中国的旧官场实行委任制，一级一级的只需向上负责，直到皇上。没有形成服务和责任的观念。把官员叫做当差的。“差使”就只能是“混”，不需要扎实去做的。只要上边看不出破绽，就万事大吉。最好的办法就是抄小路，走捷径，别给自己找麻烦。有利时冲上去。无利时撤下来。有了问题绕着走，应付上级、装好面子最重要。只要能混到公家饭碗里就好办，一份报纸一杯茶，网上聊天把伊眉儿发。真正干事的人往往是不落好，被指责的就是那些干事的人。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需要“较真”的时候，也是轻轻转几个圈虚晃一枪，带过而已。或是一通比喻、联想就游离了目标，看起来还是那么高雅潇洒。这就是官场最好的自保手段－圆滑。这些已成为官场的流行心态。
为什么会是这样？周梅森还有一段精彩的话：中国的官场是“最优秀的和最无能的，最高尚的和最卑鄙的，在同堂议事。这个队伍的色彩非常复杂，他们互称同志，在同一面旗帜下开会。我们最后只是看到一个决策出来了。但不知道这背后的真实逻辑。”官场由个体构成，以整体对外互动，在内部的互动就像是铁幕一般，无人知晓。档案又不公开，谁为历史背什么锅，也留不下公论。我们这个民族又多遗忘。最终只有少找麻烦是最好的结局。
4、名份为先，面子有钱
中国的官场最讲究名份，名份渗透在各个细节上。吃饭谁坐哪，说话谁先讲，进门谁先进，发言谁先发，排名怎么排。，都有一定之规，冒犯不得。那其中是包含权力等级的，有明显的阶位之差的。谁先讲话，不是话语本身内容的次序，而是一种规格、待遇和象征，是一个符号。符号的意义大于内容本身。由此，就形成了主流话语体系大多都是桌面上的摆设和象征，而主政者的内心理念却要起到主导作用。比如，胡耀邦当总书记时，和大伙一块照相有几次是不坐，而站在后排的旁边。马上就有高级干部讲，你看胡连官场的规矩都没了，他这个官坐不长。果真如此。
讲名份就更要讲面子。面子是权力影响力的表达方式。谁在公开场合说话对权力稍有冲撞，这不给面子的事会被记的很深。这些还都是现象界的情况。在官场面子作为一种权力影响力的象征，那是有价值含量的。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作为资本使用的。需要办事，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喂，老兄，我那事你就给点面子么”，事办成了，回头自有该有的回报。如果没给办，那也是对自己权力边界的一种试探。可以再用别的办法去进攻。当然，你老兄下次撞到我手下时再等着瞧吧。有权力的人不愁没人去求，总会遇到你来找之时。正如此，官场中同僚之间的事就特别好办。
当然，面子是有层级的，上对下，同层间有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权的人在各个领域都有效。一个财政厅的小科长，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小舅子小姨子都可有好工作，小孩都上好学校。也就不难理解了。裙带也就形成了，而且还有最合理的政策依据：关心群众，解决子女问题。
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人治社会，没有经过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公民意识淡漠，官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被公民委托来行使公共权力的。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就是官的资本，在人治环境下，很少有官不为自己用权的，因为道德的约束力，只有在高尚人那有效，高尚人太少。
名份还有一个“为尊者讳”的文化传统，被打倒的高官，就会有各种丑闻出现，在这之前这一切都被光环所遮盖。
5、双重人格
我们看到多少高官口中高喊反腐败，实际是大贪官的现象。实际上，官场就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角色比真实更重要，潜台词比台词更重要，效忠比原则更重要。在官场行走的人如在江湖一般，心不由己，平常而已。“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是最好的写照。按说深刻的内心分裂，是十分痛苦的事，一般人可能会得神经病，但官场你必须把这作为常态，能很好地作为常态的人，就会游刃有余，否则，你会寸步难行。
官场有官场的角色要求，个人有自己的内心需求，统一的情况很少。就需要学会按角色需求去做秀。过去一部电影《海魂》写道一位军官为了让当兵的看他爱护士兵，去抚摸受伤的兵，转过身就把有血的手套扔向大海，这就是“秀”。这种秀太一般了。真正的秀，是会把官方的理论、政策作为装扮自己的外套，作为为自己内心目的服务的工具。主流话语是一套语言，内心需求是另一套语言，能熟练的在这两套语言之间按需求随意转换，两套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只要有权力，就有运用选择和屏蔽的功能，符合我的就抬高，不合我意的就屏蔽，自然能形成一个“凹地”，手下你再有能耐，也抵不过我形成的水流方向。权力就是我的王国。所以，可以把主流语言变成为自己服务的载体和工具，这是最高明的。成克杰之流就属高明一类。学会了这套本领，不仅能为自己服务的好，还能更好的打击政敌，用主流话语去攻击是最有力量的。一旦主流话语成为装扮自己的外套时，成为谋私的工具时，谁也无法抵御他的巨大作用。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谁也无法让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成为官员的自觉行动。
独特的文化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场，进入这一场的个体必然被这一场的特质的所通化。就是俗语所讲：谁变蝎子谁蛰人。尽管可以在操守上不至沉沦太深，但在政治作为上，他不得越雷池太多，否则就会被淘汰。个体的政治主张永远不得超出官场的限制。
6、傍势
“势”在官场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追求 处于上风头，就是一种势。傍势，就是不使自己处于被边缘化。钻研“势”是官场的一种本领。过去讲：跟对人，顺风行，跟错人，苦不尽。就是这个意思。台湾也有西瓜傍大边的说法。这是因为官场中，门派观念盛行。再好的人才，也抵不过出于好的庙门。当你处于上风头时，不用愁，自然就有门徒挤上来。所以，官官都追求自己要处于上风头，拥有势。处于下风头的人也要找准势，行顺风船。
傍势，就会把自己当作变色龙。随机应变是一种官场能力，及时与政治气候对表，及时按政治气候调整自己是需要。如周梅森写出《人间正道》揭露官场腐败时，有40多个厅局长写告状信反对，但得奖后马上就变成自己用事实支持周的写作。总之，总是要寻找自己的正确性，不知他们内心认识如何。深得官场之道的人一般是要失去自我的，固执的坚守自我，会是一个正直的人，但可能不适合当官。
7、人脉比原则更重要
官场作为一个场，首先是由人组成的。会做官的人，都把拢好自己的人作为关键，哪一任的长官，都是把上台后任用自己的人，作为重要步骤。我们有一个说法，知人善任，前提是必须要被上级所“知”，知后才能被选上，不“知”连选的可能都没有。所以被“知”是下级的首要功夫。而善于发现效忠于自己的人，能把人拢在身边，又是当官的一大功夫。有了自己的人，就有了自己的领地，什么原则不原则，都不重要。再有才的人，只要不是我的人，那对我有何用？原则是公众的，领地是自己的。
8、功夫在诗外，善打“太极拳”
能做好官，功夫下在哪？不在行官的作为，而在做官之外。搞政绩也不是为民服务，而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是让上级先“知”，再称好。在委任制下，如何抓住上级，是真正的功夫。投其所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让上级称好，也不容易。遇到难事怎么办。好办，就是打太极拳，架势很大，内功不小，但就是出于无物之阵，使劲很大，满头大汗，但就是未伤分毫。上级又不会事事处处跟着你，动不动真格的谁知道？你的架势看到了就行了。
五、官场潜文化形态存在的深层原因和应对
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是鄙人所力不能及的。
对于原因，我只能提出两条原则性想法。一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皇权思想，权势观念是总根子。 二是缺乏监督，使得官场道德评价的缺失和道德责任的弱化。
对于应对，也只能提出两条原则性想法。一是，文化的问题只能由文化的改造来解决，不能祈求用突变的方式，文化改造是任重道远的事。二是，民主是抗拒官场潜文化形态负面作用的根本办法。委任制承载着官场潜文化形态的延续和发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