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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惩治贪官不一定非要用重刑，也不应以贪污的数额而论，大贪官也是由小贪官发展变大的。如果能及早被发现和惩处，他 也就不会变大了，小贪官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变大。所以对于贪官，不管它贪污多少其性质都是一样的，只要查出，就应立刻让他丢官，再稍微严重点的就应开除公职，并没收一切赃款赃物。贪官一般都是煞费苦心、钻营巴结当上的官的，如果丢官、罢职，再一无所有，那对贪官来说就简直就是生不如死。这样处之既人道，难度也降低了，有利于大面积打击，才更有威慑力。除非极特出的一般都没必要追究刑事，更不要用死刑，这样也能与国际接轨，使引渡更顺利，让贪官们在国外也没有安身之地。
降低惩处贪官的难度，也能减少举报的难度。群众举报往往只能列举出皮毛，而在当今这种体制下，群众怎么可能知道详细呢。致使许多贪官因“查出”的贪污“不够严重”还照样当官，而举报人可就惨了。这样的结果使贪官们更加猖狂，人民可就寒心了，导致了社会上的麻木和荣辱观的丧失，也使社会风气日下，使人民对现实感到无奈与悲哀。
看贪官“作秀”的十二种伎俩
“作秀”是从港台娱乐界引进的新词。其本意是指各类“星”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故作姿态的种种自我表现。其实，作秀并不是“星”们的专利。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们，也时不时地表演一把，“作秀”一番。明明是视钱如命、贪得无厌，却要装成超凡脱俗、两袖清风；明明是好色之徒、男盗女娼，却要装成正人君子、道貌岸然；明明是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却要装成正直无私、清正廉明……揭示一下贪官的作秀伎俩，对我们认识“庐山真面目”、揭露腐败行为，不无裨益。
“信誓旦旦”型：江苏省邳州市原市委书记邢党婴受贿案发生后，省纪委和组织部派人找他谈话，要求他如实说清问题，可邢把胸口拍得山响：我绝对没有收过人家送来的钱。他还在会上声称：“现在省里根据人民来信在调查揭发我经济问题，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我已上交了9万多元。我想，他们最后一定会查出个廉洁奉公的干部来……”；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曾以写血书的方法，表示“我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事”，可一年后，他就成了受贿30多万元的罪犯；福建省上杭县原女副县长罗凤群的“表演”更绝：“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而事后查明，罗凤群共受贿人民币20。3万元。按她当初在生活会上的上述发言，不知该“枪毙”多少次。
“大言不惭”型：有些贪官大言不惭，逢会必讲廉政建设，遇人常谈拒绝腐败，竭力塑造自己坚决反对贪污贿赂的形象。中央电视台1994年夏拍摄《东方之子――成克杰》时，成克杰面对镜头装出一副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样子，声泪俱下地说：“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呀！这些人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他们好苦呀！”又慷慨激昂地说：“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怀，认为我没有偷懒，正在努力为他们作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然而，就是这位“一心为民、无私奉献”，誓死要书写让老百姓永不忘怀的贡献史的“好官”，五年后，竟稳稳地坐上了“中华第一贪”的交椅。为此，央视特又为其制作专题片――《成克杰的毁灭轨迹》，记录下他与情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鲸吞民脂民膏的贪污腐败史。前后对照，国人虽感滑稽可笑，但也不能不为他的精彩表演所“折服”。
“清贫穷酸”型：有的贪官衣着朴素，言语“老土”，把穷酸当保护色，以节俭作遮阳伞，大贪若廉。被称为“廉政局长”的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局长明九斤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明九斤有着众多“廉政铁事”：穿廉价的衣服，袜子上甚至还有窟窿；他明令禁止干部在外就餐，自己也尽量赶回单位吃饭；他对亲戚朋友“铁面无私”，弟弟、妹妹都下岗了，弟弟拉人力三轮车，妹妹帮人守摊。然而，明九斤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47万元；陕西省宝鸡市原公安局长范太民，经常脚穿解放胶鞋，身背绿色挎包，被人们称为“挎包局长”，他小心掩盖受贿行贿，蒙蔽他人，因窃贼多次光顾而露出嘴脸，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南川市原五交化公司经理金荣中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偷税，罪名可谓“品种齐全”，涉案金额总计164。4466万元。他用的手机，是最老最老的款式――“大哥大”，而即使在这样的手机的残破处，他还用胶布包了又包。此外，金荣中和妻儿常拣亲戚的旧衣服穿，他最“体面”的一件皮衣，竟是其姐夫不要后送给他的！
“小廉大贪“型：看不上眼的贿赂不收，动不了心的礼物上交，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廉则碍大贪，待价而高沽，择机而狂捞。广西柳州市邮政局办公室原主任王铁权，在任柳州市邮电局基建科长期间，在邮电局系统第一个采用招标、议标发包工程，深得领导和职工的称赞。在管理本局基建项目过程中，还主动向局里上缴回扣100多万元，但他暗底里却索贿30万元；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在本地以“清廉”著称。一次，澳星公司派人将100万元给他，他专门让厅纪委和保卫处将这百万贿赂退回给澳星公司。还有几次他让门卫把前来行贿者轰出大门，从此他得了个“廉政厅长”的好声誉。然而当检察机关搜查刘家住宅时，大家都惊呆了，这座豪宅里不仅停有一辆价值140万元的奔驰，而且财产总额已经超过了1300万元；原广东省揭阳市委常委、普宁市委书记丁伟斌在位四年，光是每年中秋、春节、“五一”、“十一”等八个节日，他上缴的红包就高达人民币58万多元、港币8万多元、美金2000多元，当然这只是他收受红包中的一小部分，虚虚假假，真真实实，以假乱真，以真盖假。
“慷慨自诩”型：一些贪官热衷于开会作报告，上广播电视做访谈，在报刊杂志上登文章，把自己标榜成反腐倡廉的英雄。江苏邳州市原市委书记邢党婴曾在市委民主生活会上津津有味地介绍自己如何抵制“逢年过节送钱”这一腐败现象的“经验”：“我对过节行贿的处理办法：一是躲，二是拒，三是退，四是交。”他也真上交组织9万元，成为名声在外的“廉洁干部”。可判决书上写着：邢党婴因先后收受贿赂35起计31。2万元被判无期徒刑。当然，他上交的那9万多元并不包括在内。就是这样一个贪官，竟敢在全市大会上多次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一个不贪钱、不贪权、不贪色的“三不贪”干部。
“涂脂抹粉”型：一些贪官为了伪装自己，不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方法、力量，来为自己“歌功颂德”。广西钦州市交警支队原副队长兼市公安局机动车检测中心原主任黄祥欢，靠走私、贪污受贿获赃款1200万元，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竟花费百万余元买通媒体，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华改革英杰》、《中国当代改革者》和《中国改革者风采》上，还花大价钱在广西一家报纸上以《能人黄祥欢》为题进行大肆吹捧；河南灵宝市地税局原副局长卫建设“歌颂术”的工夫做得更加到门，这样一个受贿16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达300万元的大贪官，却恬不知耻地让人以他为原型，编造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小品《稽查局长》，说是一个税务局长勤奋工作，身患重病，因清正廉洁而无钱治病，女儿为治他的病到处去拣易拉罐卖了70余元，结果还捐给了希望工程。
“荣誉贴金”型：有不少贪官，拥有各种荣誉，笼罩着耀眼的光环，使人真假莫辨。湖南涟源钢铁厂原厂长、总经理宋焕威是全国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有杰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还是湖南省八届人大代表，荣誉一大堆，但在其许多荣誉的后面，在辉煌的光环照耀下，做出了非法收受贿赂310万元的不是之举；河南省灵宝市原地税局副局长卫建设，受贿索贿160万元，另有300多万元财产来历不明，此人竟是连续十余年的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这些贪官们在“荣誉”这把“红伞”的遮掩下，狮子大开口，即“零存”又“整取”，即“批发”又“零售”，吃个脑满肠肥。这一招绝、险、狠，一般“小腐”玩不转，只有“巨腐”才玩得得心应手。
“附庸风雅”型：胡长清把自己“秀”成一个文化人，在办公室里自书一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悬挂起来装点门面；“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李太银，他不但发表了《碑魂》、《梦魇》等长篇反腐小说，而且发明了“10…1=0”的廉政公式，即“我们哪怕用十分之一的权力谋私，就会丧失全部的威信”，俨然一副清官模样；曾任深圳市宝安区区委书记的虞德海喜欢读书，很爱看《历代警世格言》。爱好填词绘画，在几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上，都有他画的荷花，暗示自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不喝酒、不抽烟、不好色，只有收藏名人字画、古玩和瓷器的“爱好”。然而，正是这种“爱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准空子，用古玩、字画等打通行贿之门，与之成为所谓的“朋友”。
“循规蹈矩”型：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在大多数人眼里是一位行事低调、做事谨慎、很讲“规矩”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各种场合不失时机地教育下属或新提拔上来的年轻干部，告诫他们不该要的财物一律不能碰。徐国健在公众场合的“大圈子”里，即使是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始终保持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正常关系。多年来，他身边组织系统的人在升迁上很少能得到他的格外“关照”。实际上徐国健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460万元和8000美元，接受礼金10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常务副主席刘知炳，平时衣着朴实，不讲排场，没有架子，总摆出一副体恤下级的谦和态度，同上下级的关系也处理得不错，关于他违纪违法的举报不多。刘知炳工于心计，善于伪装。他滥用权力，但从不批条子，不留痕迹，不让第三者在场，设法做到“进退有路”。若不是震惊全国的柳州骗税牵涉到他的女儿，进而涉及到他，人们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腐败分子。
“勤政爱民”型：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丢帽掉头之前，贯以“清正廉明”自居。他在位期间每次回老家，都不带随从，坐的是普通型的桑塔纳轿车，总是摆出一副平易近人、清正廉洁的样子，既不抽烟又不喝酒。每次到乡下老岳父家，总喜欢到附近的村民家里去走走，他会到地上满是鸡屎的村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