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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政治必须讲妥协、讲平衡，不论叫艺术还是叫权术，叫策略还是叫手段，往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牺牲道义原则。所以，古往今来，一些清高之士视政治为肮赃勾当，政治家为俗物，甚至比喻为“娼妓”；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政治理论家和政客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在西方就是信奉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就是信奉“成王败寇”的厚黑学。
当领导也是一种职业。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背景下，不管那一种职业都是同等重要的。一个地方官退与不退不是某一个人的道德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现代社会的地方官是在制度之下产生的，也应该是在制度之下退位。服从制度的安排，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道德准则。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现代社会的政治，是每一个人的事情，而不是有特权的少数人的事情。在社会公共领域里，尤其在公民政治的范围里，既要抑制邪恶的欲望，又要调控美好的愿望，这都是政治文明的要求。
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为清廉。
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文化，一则它成了习惯，是多数人的习惯或者说是大家的习惯；二则可以说它是无形的；三则大家的这种习惯是逐渐养成的。换句话说，先立制度，让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
任何一个高级干部下台，真正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政治。
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质是混合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统资源与西方现代模式的“四不象”。
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或者说评价政治的标准是什么？好象很复杂，其实也并不是那样深奥；如果我们从亲身感受来理解政治，也许会变得很简单。所谓好的政治，就是符合我们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并使其中的合理因素得到有效发挥的政治。也就是说，评价政治的标准还在于文化，如果能将这种文化的合理性发挥出来，就是好的政治。
政治与道德应该是什么关系？也许有的人认为道德应该服从政治，也许有的人认为政治应该服从道德。其实，二者的关系可以套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明，即没有政治保障的道德是不可靠的，没有道德基础的政治是没有合法性的。
政治强人的成功，离不开下属官员和普通百姓的俯首听命。但是，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前行，独立思考、不唯上、不畏权，敢于维护自身权益、勇于监督执政者的普通百姓正越来越多。
在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领导对你有了看法，你就完了。
与官员打交道，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首先要懂得政治、领悟政治，要对政治感兴趣。远离政治、厌恶政治或者对政治敬而远之都不行。投机取巧可以学点毛皮，但做不到将政治与经济有机相结合，也不会融会贯通于工作实践。政治是纲，经济是目，纲举才能目张。当今世界的文明与进步都是政治作用下的结果，没有政治的作用和进步人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中国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拨乱反正，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所以说，政治是经济的灵魂，是生命线。政治是策，经济是术，得其要领而昌；政治也可以是魔，助纣为虐则亡。
政治可以分解为大政治和小政治。大政治就是中央的红头文件，如果红头文件学不好、看不懂、领会不透，做什么事情都不得要领。小政治就是各级领导的脸色。
怎么学好和掌握小政治？
关键要掌握和出好两张牌。一是识别如何跟人、跟什么人，如何去跟人；二是如何用人，让人被自己所用。
如果政治是一张牌，哪面是阴面？哪面是阳面？是因人而事，还是因事而人？
政治何止是一张牌的两个面，政治是万花筒中的花花世界，但万变不离其宗。政治就是利益、利益就是政治，二者连笔画都一致，都是十七画。权大也罢，法大也罢，因人也罢，因事也罢，最后都要看谁的图章大，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权力和钱力。
搞经济的人万万不可不懂政治，摸不透政治走向和领导意图就不可能做好经济工作。所以精明的经营者不能光精明业务，还必须钻研政治，要把政治作为一门必修课。宏观上吃透政治的走向，微观上领会领导的意图。
在官场政治中，市场经济的残酷性不仅表现为竞争的激烈和反复无常，而且表现为等级分明的尊卑贵贱，表现为奉承中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色彩，表现为对无权势者毫无同情心的公开凌辱，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表现的习以为常。官场险恶，任何一句言差语错都会把祸事引向自身。
拿破仑说：政治是最肮脏的。这句话最常被无耻的政客引用。政治越是在它肮脏的时候，越是无处不在。在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内深刻的政治烙印，是肮脏政治自己暴的丑行。
政治是最无情的东西，它只能在终极的意义上去评判是非和道德。在它的过程中，的确需要许多的牺牲品去祭奠。包括英雄，也包括罪犯。不明白这一点，就永远不懂得什么是政治。
思想家拉贝尔有一句名言：“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
政治家，没事的时候别轻易挑事，有事的时候也不能怕事。不敢面对群众，叫什么政治家？政治家是依靠群众成就事业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是毛泽东说过的名言。
每临大事有静气，是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素质。
解决政治危机的灵丹妙药只有一个字：拖。
在政治斗争中，不败就是胜利，不败就证明了强硬的实力和存在的价值。
官场上的很多陋习，如行贿受贿、结党营私、弄虚作假等不会也不可能很快被割除，所以，没有自我修养的人最好不要从政。
政客：一切为我所用；用一切手段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深藏不露；用刀子杀了人，刀刃上依然明澈可鉴，笑容依旧、诚挚亲切。
政客绝对不为感情所左右，绝对不为人两肋插刀，绝对不允许自己得到的比付出的少；政客的语言只能选择着听。
官员的软骨病，怕硬的，压不住歪风邪气，导致了恶势力的上升。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政治载体，离政治都是很近的。并不是当官的才与政治有关。为什么对处以死刑的人要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可见一个人的政治权力跟生命是同等的重要。
从政的人不要太圆滑，不要太世故，当然也不能太老实。太圆滑太世故了，就容易玩弄权术和使用心计，导致互相欺诈。太老实了也不行，必须学得聪明一些，否则容易受骗。
实事求是的说，野心家在中国确实有很深的渊源。
在中国，“野心家”是最容易被人用来整人的罪名。因为野心家处心积虑地想获得的是某种权力，直接威胁的也是某种权力的拥有者。因此，野心家便是权力拥有这，特别是最高权力拥有者的心头之大患。在权力场上，谁想扳倒自己的对手，说他贪赃枉法、贪图女色都没有用，而说他是个野心家，却是立马见效。因此，“野心家”又是官场中人最惟恐避之不及的罪名。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有野心的和没有野心的，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野心家”这个称谓。
“野心家”这个称谓，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其底蕴，都很值得人们深入研究。人们不难发现，“野心家”这个称谓常常与“觊觎”二字为伴。通过词典可以知道，“觊觎”是非分的希望或企图的意思。总说“觊觎”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的是野心家，这话反过来说，就是希望或者企图获得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之于一般人，都在“非分”之列。所谓的“野心家”，其实也就被解释为对于权力地位有“非分”的希望与企图的人了。然而，既有“非分”，也就必有“本份”，这个本分则是特定的包括最高权力在内的某种权力的继承人。按照有权就有一切的逻辑，有最高权力的，就有最大的利益。于是，这最高权力，也就成了权力场中最具有诱惑力也最使人想入非非的东西。“野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萌生的。
因为“非分”而被称为野心家，也因为“非分”，想使野心得逞就得玩弄非常手段，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阴谋。总之，大凡被称为野心家的，又往往被称为阴谋家——不采取非常手段，那“非分”永远都成不了“本分”。
4。2 关于官僚政治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中国人见得最多的坏政治作风是官僚主义作风。
王亚南1948年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办法提供了启示。
第一个方面是官的方面。
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既不代表封建领主贵族的利益，又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封建剥削者。它的各级成员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所以，官僚政治基本上没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或规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坏全系于官吏一身，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人民荣枯，最后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这就是官僚政治从官的一方面来看的规律。
依据这一规律，统治阶级讲究吏治者为防治官僚政治的流弊，历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安排，按其从人治向法治过渡的程度，可以分作五等。
最低级的，就是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既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对帝王负责的同时，不仅忠君，而且爱民。
较低级的，就是惩治贪官污吏，既当官吏的劣迹被人发现，引起公愤，造成统治不稳时，杀一儆百，以平民愤。但在官吏是特权的社会里，官官相护，无官不贪，上级要求于下级的主要是忠而不是廉，所以历代严厉惩治贪脏的法令并不能阻止王朝的灭亡。
中庸的，就是官僚政治本身有意识地实行一套自我调节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较进步的，就是对帝王百官的权力从体系外部而非内部加以强制性的限制，即所谓君主立宪制。但除非有足以与王权相抗衡的新兴政治经济力量来支持，否则君主立宪制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最激进的，在资产阶级时代，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以法治取代人治。即废除君主专制，实行分权制；取消行政官吏终身制和实行职业化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