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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越做越大，隐私也就越显眼，销路也就越好，传播也越快，所以，没有一个远离和绯闻的好名声，就很难再往上走。
有许多人根本就是被新闻媒体判的死刑；报纸不管你是谁，它的煽动性会让整个事件失控。
得罪了媒体后患无穷，对无孔不入的媒体是防不胜防的。有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就是因为媒体的作用，最终倒台。（刘平）
在当今社会，在相当一部分党政官员眼中，能上媒体（尤其是央视之类的主流媒体）已经成为宣扬政绩、树立威信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至于当了几年官、做了那些事情、在领导眼中印象怎样、在群众心里形象如何这些事情，与其煞费苦心地一一落实，还不如请媒体来大肆宣传报道来得省心实在。媒体是面向大众的，只要媒体说你好，上级总不会反过来认为你不好吧？久而久之，媒体工作者在众多官员心目中就成了自己的吹鼓手兼智囊团了。
世界上没有不可以说的话，关键在于什么时候说出来，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会说话的人，看时机、看场合、看背景、看听众。
事情背后的原因，常常比渲染的原因要重要一百倍。渲染的原因，甚至可能不是原因，只是烟幕。
出版回忆录的自由度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开明度和政治透明度。任何人或者组织、机关，不管级别多高、权力多大，即使认为某人的著作有“错误”，也不能擅自进行审查或者禁止出版发行。
在大陆，按照正常流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出版，首先要当地出版行政部门或者主管主办部门审核，并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再由新闻出版总署报中共中央办公厅并经中央批准。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陆没有关于政治出版物正式的程序化审批制度和出版流程。只有毛泽东的文集和相关传记才需要特别审批。
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版物的产生过程，一直被视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相关的程序性规定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书籍出版规则。
想让报道失实的新闻单位向被报道单位赔礼道歉是不可能的；最好的道歉方式就是由媒体再做一次正面报道。
在民主法治的社会，每个人都要同样遵守游戏规则，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尺度的裁判不是政府，或者是认为有高于人民智能的特定团体，真正的裁判是有完全言论自由，可以表达意见，有充足公开信息作为判断政府或者财团行为标准，有全民共享资源的公共领域观念与智能的所有人民。
转型期的中国，以媒体的报道自由与作家的表达自由为代表的言论自由不仅面临传统体制的压力，而且日益面临以资本为后盾的某些利益集团的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封杀。一个温和的、自由言说的舆论平台是通往公民社会的唯一道路。
树立先进典型这种事情，官员们都知道其中的政治价值：你树立了一个典型，你自己就是一个准典型；典型得到的是荣誉称号，准典型得到的是政治光彩。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或重大会议的报告，往往吸收著名学者参与决策或起草。因为政府官员拒绝接受采访，因而学者就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据《南方周末》等著名媒体的记者说，在党和国家一些重大决策出台前，媒体基本没有途径得到官方的说法，只能找参与决策的学者间接地了解决策过程和目的。目前，媒体从学者那里挖掘的新闻主要是国家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和重大决策的出台经过。
在中国，因为各级政府决策不公开，参与决策的学者往往成为媒体的主要信息来源，又往往不同媒体对同一事情的报道矛盾百出。学者比较大胆的发言与政府有限的信息披露必然产生矛盾。参与政府决策的智囊学者，在应对媒体时越来越尴尬：不透露信息，有悖学者的良知；透露有关信息又会受到政府的指责。而媒体又常常借学者之口善意曲解中央的意图，借以表达自己对政治改革的要求。
媒体找学者了解有关信息，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各级政府缺少与新闻媒体的固定联系渠道，尽管各级政府部门都设立了宣传处或者新闻处，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受权发布本部门的公告和领导讲话，并不负责接待记者，答复媒体的提问。有时，其作用恰恰是阻挡媒的采访。现在不少地方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而有的地方把它当作封锁新闻的手段。不少记者去有关部门联系，往往被告知所有的事情都去找新闻发言人，本部门不接待。
中国媒体更多地找学者透露信息，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信息公开制度造成的。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统一的相关立法，有关政府公开的具体规定都散见于一大批法律、法规之中。在美国，政府公开是民众的一项权利，即民众有权获得政府的信息，政府有义务公开信息。在中国，政府公开往往被视为一种政府的办事制度，办事制度的改革只是政府自己的事情，是政府的一种“社会承诺”，如何公开、怎样公开、公开什么都是政府机关的决定，公众本身并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加以改变。
中国的政府公开是办事制度型的公开，美国的政府公开是权利型的公开。办事制度公开是法制的基本要求，是任何一个政府机关都应达到的基本目标。而办事制度以外的政府信息对公众公开才真正体现了政府公开的精神，是透明政府的集中表现。
政府部门对于学者参与决策的责任没有搞清楚。有关部门要求学者参与决策过程或者进入政府部门任职，但又不让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学者的学术生命在于讨论，不让他发言，学术生命就完结了。政府信息不公开，媒体采访学者，学者自然可以说话，学者不是官员，不受保密法的约束。
对于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政府决策，人们最担心的是学者在参与过程中成为政府和利益集团的依附阶层，不再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良知。
原贵洲省委书记、大贪官刘方仁在检讨自己犯罪的根源时说：“我以前看报纸，看领导的讲话，只是把它当作官样文章在浏览，完了就完了，不会认真去想，顶多 就是将其中的一些话变成自己做报告时的一些套话。”
什么是“官样文章”？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徒具形式，照例敷衍的虚文滥调。”按照《辞海》的解释：“谓象官场例行公事的做法，用以指表面堂皇，内容空虚，不切实际的言论或措施。”
在民众眼里，省委书记已经是很大的官了，然而，省委书记眼里的“领导”应该是什么级别呢？肯定比省委书记要大得多。那么，省委书记看上面“领导”的讲话是“官样文章”，“浏览一下”、“完了就完了”。那么市委书记看省委书记的讲话是不是也当作“官样文章”，“浏览一下”、“完了就完了”呢？那么，再下一级呢？如果每一级看上面的讲话都是“官样文章”，“浏览一下”、“完了就完了”，那么中国的报纸还有谁看呢？
第十章 官与女人
10。1 官与女人（女人与官）
本来性的问题是人类所有男人和女人所共有的问题，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不存在管不管的问题，但是，看一看贪官们几乎都与性的问题有关，几乎成为一条规律。
在政府正式文件中用到了“过美人关”这种字眼，可见目前“美人关”的确伤了官员们的脑筋。然而这终究只与那些有美人关可过的人有关，平头百姓不必自作多情。
如果男人不好色，上面就不会把过女人关当作重要问题经常在文件和报纸上提出。英雄难过美人关，乃是千古留下的经验之谈。（刘平）
对男人来说，人间的天堂是在圣经的经典里，在女人的胸脯上。美貌比金钱更容易引起男人的盗心。
一个男人，有两样东西一生都放不下：权力和美色。
男人在安稳下来之前尽可以放荡，有若干情人，但是选择妻子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性格甜美的、从无恋爱经历的女人。
女人要入党，先往床上躺；女人要提干，床上多流汗。（性贿赂）
女贪官绯闻事件，有些是真的，如“三湘女巨贪” 蒋艳萍；有些绯闻却经不起推敲，如尹冬桂和尚军，然而，不管是真还是假，女贪官总是逃不开绯闻的纠缠。我以为，追究这里面的社会根源，是我们更需要考虑的问题。
女贪官总是逃不开绯闻的纠缠首先是男权社会的思维作祟。我们的社会尽管宪法上规定了男女平等，并且几十年来我们也一直努力在推行男女平等，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男权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度，男人掌握了社会的主要资源，特别是权力资源，女性难得进入权力圈子的机会。
按理说，应当进行公开和透明的选拔，体现民主和公正，才能让男权色彩浓厚的社会中的人们感到信服。不过，与我们的愿望恰恰相反的是，一些地方在选拔女干部时，并没有做到民主与公开。在选拔方式中，以领导意志为主，领导钦定人选，群众往往被排斥在有权决定的范围之外；在选拔过程中，整个形式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人们不知选拔其真正的理由在哪里。而且，有时领导出于各种原因尤其是个人原因选拔女性干部，往往提拔女干部不遵守相关程序，飞速提拔干部，如尚军就是以水上派出所副指导员的身份调入太和县法院任副院长，此后也是两年一个台阶地快速升迁，让人疑窦重重。
女人有美色，男人有权力，权力行使又不民主与透明，贪恋权力的女子必然会通过美色来进入权力的圈子，当其因为腐败而下台时，当然是绯闻满天飞。“三湘女巨贪” 蒋艳萍用“性贿赂”得到权力不必再说，原荆门市委书记、湖南省政府秘书长焦俊贤为情妇陈丽，竟然指使有关人员弄虚作假，为陈丽伪造了党员、国家干部身份，并安排担任副局长。这种以美色进入权力圈子的做法也连带拖累了其他女干部，人们自然也怀疑她们也是利用这种渠道上升的，一旦她们因为腐败等问题而下台，社会上关于她们的绯闻便开始满天飞。尚军的所谓绯闻固然是小报给登出来的，但恐怕也不是记者自然编造出来的，想必社会上的流言飞语给了他们“灵感”的素材。
因此，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让领导干部的选拔更加民主和透明起来；其次就是让女性有更多从政的机会，不要再依靠男人的眼色甚至是依靠心怀不轨的男人的眼色行事。
女人跟权力一样，是心理的奖赏。
在无数的感激者中，有人送上一种十分特别的东西，那东西叫“色”，光芒艳丽，温柔迷人，叫人魂不守舍，怦然心动，浮想联翩，叫人挥之不去，却之还来，色成就了好多人的事，也毁坏了好多人的前程。
色这样的东西，一旦进入官场，就需要钱来滋润，夜夜笙歌、灯红酒绿、美女相伴，没有钱是不行的。
看一个男人的挡次只需要看他身边的女人就可以了。情人是身份的象征。
男人是来寻找刺激的，女人多半是受过刺激的。
男人在得意和失意的时候都会格外需要女人；前者是为了放纵，后者是为了慰藉，两者都表现出男人自私的一面。
男人有时候比女人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