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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手如果工作平常，他又疑心副手在泡自己。副手周围有几个得力的人，他怀疑副手在拉山头；副手事事向自己请示，他又认为副手没水平；副手如果不事事向自己请示，他又认为副手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弄得副手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天长日久没有不产生矛盾的。
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这些传统中常常充满心计、权谋，与民主社会的要求南辕北辙。民主社会限制个人独断专门行、为所欲为，要求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不允许为官者为个人谋私，使丘陵处于监督之下。中国的许多正手与副手之间的冲突，其实是民主与专制的冲突，所以，要想消除正手与副手为敌的现象，只有真正实行民主，否则，这种现象不会消失。
领导干部排名确实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它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很多地方都存在这种现象。排名是一种“政治风向标”。你在当地的排名，表明了你的政治地位。排名靠前了，说明你上升了；排名靠后了，说明你的地位下降了；如果在媒体上长期看不到你的名字，说明你出问题了。现在，排名的意义更加深刻了，排名靠前的，有好事总是先享受；排名靠后的，遇到坏事总是你先出头；坐好车是排名靠前的先享受，排名靠后的只能坐淘汰下来的车子。秘书长是最谙此道的，因为他必须专门对排名学进行深入详细的研究，开会、吃饭谁排名在前，座位怎样安排，都很讲究。如果不懂得排名学，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长。
排名对工作的影响太大了，不是因事定人，而是因人设事。这是许多基层政府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痼疾。排名在前，发言权就在前；排名在后，发言权就在后。
排名在中国的官场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做官要明白排名学，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更不能错位。许多秘书长和行政工作人员必修的“基础课”就是“排名学”。如果这一课没有学好，从政就是不称职的。
做官，首先是官位的级别太重要了。正部级、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正处级、副处级，还有享受某个级别待遇的。不仅仅是级别的高低，在同一个级别中，排名的先后也是至关重要的。无形之中，这似乎也是一种等级，甚至尊卑。排名在前者当然是尊，这些年，中国的一些学术机构似乎也热衷于此道，好象过度看重排名已经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排名对于官员的实际意义在于：有好处的时候，排名在前的人先享受，排名在后的人后享受；有难题的时候，则是排名在后的人先遭遇，排名在后的人后遭遇。
有难题的时候，排名在后的人先说；有荣誉的时候，排名在前的人先上。政府组阁者的水平就体现在这方面，领导者的高明似乎就是善于充分运用排名手段。当别人把不好的话说尽了，领导者总是做总结，当好说的话要说的时候，聪明的领导是不会让排名在后面的人去说的。于是，怎么运用排名就是一门艺术。
排名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是有更深厚的政治内容，文化大革命中就有过深刻的表现。政府讨论任何议题也是如此，而决不是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重要程度来区分，而是取决于提出这件事情的副市长的排名先后。有的问题在没有时间讨论的时候，就只有摆到下次会议讨论，可下一次依然是按照排名先后，周而复始。
所谓“排名”，就是按照一定的次序将某类人的名字进行排列，其显著特征是次序的先后。如以职务大小为序、用年龄长幼为序，或者以姓氏笔画为序，总之必须有先后。这排名确实很重要，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会议和宴会。一旦摆错，没有将领导该坐的位置弄准，那是一个态度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们从排名中看到的则是“官位”。
官场上显性的腐败很可恶，但不干事、不负责这种更普遍的隐性腐败更可恶。
进入官场，忍辱负重是为了承担更大的责任。人的很多主观愿望要变成客观现实，要有勇气和胆略，并运用智慧获得上级的认同，你的思想才能冲出牢笼获得自由。
官场这个东西就象必须收费的三陪小姐，你不花钱就不可能对你微笑，你不投入就没有产出。
现在世道变了：以前大款流行包二奶、养小蜜，现在真正的大款对养着几个领导干部；而领导干部以前流行钻门子、找靠山，现在真正有头脑的干部对在结交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
1。5 关于合法伤害权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说：“造就潜规则的力量，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
“合法伤害权”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穿小鞋”、“整人”、“打击报复”等等。
学者吴思在《身怀利器》一文中描述：“合法伤害权”或者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具有橡皮筋一般的特性。合法地伤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张居正是明朝最能干的大臣，有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他讲述的一个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有个兵部（国防部）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报告兵部的官员，说字有涂改，按照规定必须严查；等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小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还是一字，并无作憋；于是兵部的官员也不再追究。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都在这个小吏手上，你不贿赂他行吗？人们怕那些小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小吏，并不是想从他们手里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合法伤害权”的厉害。这恐怕也是人们常说的“县官不如现管”。
无论正式规定是怎么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如同鱼肉，所以有“鱼肉百姓”来形容这些人与老百姓的关系。古代民间有句“官断十条路”的说法，是指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也体现了橡皮筋一般的特性。
总之，“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财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即使这规则不合法，也没有转弯抹角将它装扮起来。
“合法伤害权”是一个能帮助我们洞察隐秘和真相的词，借助这个词，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就顿时了然。“合法伤害权”威力巨大，成本低廉，人们几乎可以无中生有，凭空攫取利益；相比之下，造福的权力却有限得多，离不开实际资源的支撑。因此“合法伤害权”对社会和历史的实际运行影响深远，也是潜规则形成的根据。
对暴力的掌控才是最终的根据。“合法伤害权”不过是对合法暴力的合法应用。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各集团内部，就是根据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种资源也是追随这种能力流动的。施恩者能不能得到回报，取决于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无法控制受益者的良心；加害者则可以单方面控制局面，因为加害只需依赖对方的恐惧。任何人都有恐惧，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
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而当贪官污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害格局决定的。这种利害格局又进一步决定了挤进官场的利润很高，于是我们看到无法竭制的官僚集团的膨胀。
合法伤害权的最大受益者是整个官僚集团，连皇帝都算不上；而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民集团。如果用现代工商社会打比方的话，那么最大受益者不是老板而是经理层，而最大的受害者是消费群体。官僚集团内部分肥的油水，最终都出自老百姓。
因为权威——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权力，也能使其变异。人群中不乏有其他领域的权力拥有者，但在特定场合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已习惯于遭受无礼的回应。“习惯”的可怕在于意识深处已经认同了这种荒谬的自然反应，于是参与彼此践踏尊严的循环——当离开那里，回到自己权力可辖的范围内，也换成同样的一张冷脸。其实权力的本质伴随着的则是责任与义务，如果缺乏内在人文良知与外部管理监督的双重制衡，极易转向威风等同威信，权威扼杀尊严的歧途。
清代官场上有一些小人物，他们不是官，而是官手下的办事员，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很重要，起的作用很大，有的甚至操纵权柄，挟制官员，横行官场。这些小人物就是幕宾、胥吏、长随等。
胥吏又称书吏、书办、是官衙中掌理案牍的小吏，包括京吏和外吏。书吏对于清代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其表现主要有执例弄权、舞文章伪、敲诈勒索等。
书吏执例弄权是清代的一大弊政。清朝的官员对大量的案牍文书都是不熟悉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不习法令世务。书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都谙熟例案，因而实际权力很大，常可执例以制长官。官员们因为自己不如书吏，只好“奉吏为师”。
由于书吏权大，便可放手作奸，大肆索贿纳贿，所谓“官凭文书吏凭贿”。中央六部衙门的书吏权力更大，人谓之“无异宰相之柄”。吏部掌握官员任免之事，求官者便纷纷打点吏部的书吏，书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肥瘠决定索贿数目，然后再上报。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提出和阐述了“合法伤害权”这一概念。在《灰牢考略》中又进一步通过对监狱的白、黑、灰的演变，使人们对“合法伤害权”有更深刻地认识。
《辞海》对“班房”的解释是：“看押犯人场所的俗称，指看守所、监狱等。”但从古书和史料上研究，在最初的意义上，班房是官衙或私人府第里的差役们值班或者休息的地方，后来这地方用来临时关押人了。清朝著名师爷汪辉祖在《学治说赘》里提到班房时说：“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万不得已而用之，随押随记。”这就是说，监狱在法律上是有正式地位的，班房却没有；班房中的关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关押。这就不能叫“白”，但这是由合法官府“万不得已而用之”的，又不能叫“黑”，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关押场所，就是“灰牢”。“灰牢”就是非正式监狱的意思。清朝末年，浙江省南浔镇的乡绅自发设立的“洗心迁善局”，将一些不够绳之官法的人禁锢其中，也是类似“灰牢”的地方。
从灰牢制度中获利最多的似乎是衙役。衙役们很善于利用在押人犯牟取利益：可以利用盗窃嫌疑人夜出盗窃，得脏分肥；可以利用民事诉讼，作弊诈骗；可以向命案牵涉人敲诈勒索；可以调戏奸污在押女人；可以私下收钱放人；以关班房为威胁手段敲诈平民；向在押人犯收取高价饭钱等等。
“灰牢”发展到现代，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因为向国务院总理上书，为农民负担沉重叫苦而成为知名人物。他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里，谈到了因为办“学习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