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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上介绍官员时，有一些不成文却被大家自觉遵守的规矩。官员身上最值钱的也最被别人和本人看重的无非就是身份。身份不同，分量和地位也就不一样。
重要领导和一般领导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度字：速度、态度、风度。速度慢的是重要领导，快的是一般领导；态度冷的是重要领导，热的是一般领导；风度大方的是重要领导，委琐的是一般领导。
正职一般不到副职的办公室去，这也是官场一种人人明白，人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越是层次高的人物相互之间越是有戒备心理，表面上都是言不由衷而又习惯成自然的笑脸。官场的恶斗往往在背后，这就造成了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权谋之术，正面的说法叫政治手腕、政治艺术。因此，官场上久而久之养成一个心照不宣的习惯，同一层面的官员彼此不串门。这恐怕主要还是避免拉帮结派的嫌疑。
政治与权威的荣誉是要大家分享的，这也体现了一种合作精神和政治作风。
一个领导最可悲的有两点：一是贪污受贿，那是人格的丧失；二是说话没人听，那是权威的丧失。真正想在官场上混得人模人样，在社会上能挺直腰干走路，那就只有一条：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一般说来，单位的重大方案出台，一把手是要提前与副职或者其他领导商量沟通的，先把思路理顺才能上会研究。否则出现众人反对，一把手就下不了台。这也是游戏规则。
官场上的放长线钓大鱼，是指前期的感情投资，为以后奠定基础。
所谓领导工作，实际上许多时候是做人的工作。领导班子团结了，凝聚力就是生产力。如果领导班子四分五裂，人心背离，精力都用在勾心斗角的个人教量中，哪还有心思搞活工作。
官场中的悲剧人物，大多下场不光彩，无一不与他们的亲信和心腹有关系。一旦有了心腹，就会有心腹之患，一旦有了亲信，就会有亲信之祸。所以，千万不要做别人的心腹，也不要培养自己的亲信。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帝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帝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形势大好，你权力大也没用。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说上司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很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乡骗区、区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下边的官员经常糊弄皇帝，皇帝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来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帝。这些监察官员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帝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的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来说，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
糊弄皇帝的结果是给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皇帝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帝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贪官污吏。
学者吴思在《晏氏转型》中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明规则向潜规则转变的故事。其中包含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通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通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二谗”在晏子那里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自然不会传递对晏子有利的话，甚至还会编造对晏子不利的话。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结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他们有点象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齐景公不满意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后来晏子让“二谗”和“三邪”都达到了目的，自然在信息通道中传递的就是美言了，得到齐景公的称赞也就不难理解了。
官员们每月都有例行奏报，向皇帝报告气候、物价、民情等社情，有事则尽量隐瞒欺饰，报告“平安无事”；战争难以隐瞒也大事化小，尽在掌握之中。
君主专制的绝对集权统治，信息反馈是系统内部由下而上的单向反馈，这个渠道被各级官员所控制。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封锁、过滤信息，皇帝对其统治对象的实际情况十分隔膜，皇帝常常处于各级官员制造的幻觉之中。粉饰出来的太平假象是朝野皆知的，但谁也没有勇气揭穿。道光皇帝一手提拔的政治明星李星沅就说：“官场无实在话。”
大凡在官场上“混”过的人，都深谙上司脸色的厉害。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每天多看看上司的脸色，而且要看准上司的脸色，因为他有时候伪装得不让人看出他的喜形于色。在中国官场上“混”得久了多少可以悟出一点“为官之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服从（甚至干脆说是“屈从”或“臣服”）领导，那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谁欲混迹官场，谁想青云直上， 谁就得象奴仆一样地任意受领导的摆布、嘲弄、吆喝。在领导面前绝对不要逞能，事事要按照他的指令去把折不扣地办好。
当领导的应该是帅才，而不是将才。使用好下级就是帅才。自己再能干，不会用人就最多只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
在工作中，一步一请示，样样都请示，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很多领导在领导的位置上，不论行政还是业务他都得是权威，一定要顺着他的思路，也就是领导的思路。他这个思路的正确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期权威。只要是领导的决策，下级只能照办和服从。有的领导处于“偏要领导你这个内行”的心态，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以领导的权威为重。
一个主意被否定，并不一定是这个主意不好，而是提出的人有问题。许多事情，决策者心里很明白，但由于是别人提出来的，他就不去做，甚至反对去做。用此显示自己的权威，显示自己的功德。好事可以不办，权势不能动摇；为了自己的权势，什么民族利益、人民利益都可以牺牲。社会晚进步几年又有什么，只要权势不受到损害，其他一切都无所谓。
具体推卸责任，抽象承担责任，回避实质问题，大谈空泛道理的手法是当领导的遇到问题时的惯用手段。
中国的官场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男盗女娼的人进到里面，就变得盗貌岸然；一身正气的人进到里面，就变得委委琐琐；无论多好的筹划，在那里都会无限期搁浅；不管多荒唐的决定，在那里都会获得通过；上级在下级面前可以幽默，可以训斥，可以挖苦；而下级在上级面前，就只能必恭必敬；同僚之间，象贼一样互相防着，面对上司，又都变得争风吃醋。
在官场上，人容易失去自己，变得不由自主，因为官场上另有一套是非标准；百姓衡量当官的，看他给不给百姓做事情，而当官的往往只在乎你听不听话，甚至只看你送不送礼。
到了官场，就知道官场的复杂，社会的复杂，上上下下，盘根错节，今日为友，明日为敌，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尽管在历史上，官场常常把人划分为君子和小人，可实际上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限并不那么分明，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君子，而对手是小人。
在官场上，有能力、德性好的人不一定升迁，没能力、德性差的人也未必被贬。甚至正好相反。溜须拍马的人常常春风得意，特立独行的人往往处处碰壁。在那里没有绝对的是非，今天是错误的，明天可能就变对了。
在西方，谁是总统谁挨骂；谁是领导谁挨骂。在中国，谁被人领导谁挨骂。只见过上级骂下级，没有见过下级骂上级。这也是一条规律。
我们生活在一个骂与被骂都不可怕的环境之中。但要记住一点，下属千万不要骂上司，除非你不想再干了。凡属脑袋没有问题的人，都不会当着领导的面骂领导；背后骂的不算，领导也知道背后没有不挨骂的官。你如果当面骂了领导，他千方百计都要找机会让你感受到他的权威的厉害。
被领导骂并不可怕，特别是你的上司骂你，说明上司没有把你当外人；真正受到相敬如宾待遇的部下，往往都是得不到提拔和重用的。凡是受到领导严厉批评甚至破口大骂的下级，大多都有光辉的前途。
不要动不动就骂前任。骂前任你就给自己出了难题：你必须处处反前任之道而行之，而且要比前任干得更好；骂前任就把自己摆在了处处与前任相比较的聚光灯下，这对你其实并不利。
骂你的下级，只能暴露你自己的无能、无知，暴露你自己既不会团结人，又发挥不了大家的积极性，一句话，暴露了你自己的不称职。
不要动不动在下级面前流露对上级的不满。有那么一些人，专门窥测上级的矛盾，以便利用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基本上没有批评的声音了，少有领导对下级的批评；更罕见下级对上级的批评。
需知在官场上，从处长到副局长，就象从举人到进士一样，绝对不是一个档次。
官场中有惯例，谁入主一个地方，总会先去拜访当地的老领导，稳住他们的情绪，以免惹是生非。
你有权他有势的时候，可以互通有无，来往密切；当你失势以后，没有利用价值，人家早就忘了你的存在，还去打扰别人，就是自讨没趣。
干部的升迁与调动，一把手说了算，这无疑是官场盛行的一条“规矩”，这条“规矩”是对民主集中制和法律法规的无视。
领导为了通过下属对其的考评，采取“我管你时放你一马”，以便“考评时你投我一票”。这样，领导的考评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是“称职”的，而这最终可能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利益共同体”，考评就失去了意义。这种考评机制和“官官相护”的官场“规则”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的官员，都说是组织上栽培出来的，其实组织上并没有栽培过谁，几乎都是他们自己拳打脚踢才如愿的。
社会是个大舞台，但这个大舞台却没有给聪明人提供多少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园地。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聪明人永远不会得志，这是弱者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上级绝不会喜欢比自己高明的下级；交朋友都喜欢老实人，同事中凡聪明的人都要被人提防。经过挫折和失败，人们吃一堑长一智，便产生了一种畸形的聪明，这种畸形的聪明便是“假装不聪明”，这“假装不聪明”里面的学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