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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办公室的声明，发人省思；徐四民的文章，利刃见血。两位大家所见何其相似，使世人猛醒。
英国人在统治香港一百几十年中，从来都是压制香港人要求民主，而在最后几年忽然十分热心让香港的中国人“民主”起来，尤其关心香港九七年以后的“民主”，这就难免使人怀疑他们究竟用心何在？真是关心中国人民主不民主么？这与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英国人有何关系？无非是想达到没有英国人的英国人统治的目的罢了。
英国在退出殖民地之前，总要留些祸根，以便日后插手。彭定康过低估计了中国对付诡计的能力了。中国百多年来吃了帝国主义不少亏，变得聪明多了。最近几十年按照和平外交五项原则，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与超级大国也反复交过手，难道还对付不了香港这个小小的局面么？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彭定康施政报告公布以后，发表题为《跛脚鸭想偷跑》的文章，批评彭定康不与中国政府合作，明显地违背了基本政治道义。作者给“跛脚鸭”摆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目前英国在香港的地位，奠基于一个很基本的政治常识，那就是“看守政府”，在西方俗称“跛鸭政府”。原因是不管1997年6月30日之前，港英政府的权力如何合法，1997年7月1日之后，英国在香港已不存在任何权力与义务。因此，“跛鸭政府”在道义上应具其“收敛原则”，与中国政府合作，平稳、顺利地实现政权交接。
根据“跛鸭政府”的政治道义，在“看守政府”期间，英国方面不能对现状进行结构性的改变，过去没有的目前不能增加，过去有的目前也不能放弃。况且，中英双方已有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在先，各方都有自己的承诺。彭定康在这段过渡时期，提出对香港社会进行“结构性改变”的建议，已跨越了政治中“跛鸭政府”的道义。
现在的问题是彭定康那套引发这场风暴的“政改建议”，到底出于他对中英联合声明不够深入了解，还是英国政府有意师效以前离开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的作风，在其过去的殖民地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当地人民和政府久久难以翻身？
前港督麦理浩1992年12月4日在英国国会上议院，批评现任港督彭定康的政制改革建议导致了中英双方对立。他呼吁双方学习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作风，放弃成见，求同存异。
12月9日，麦理浩又在上议院发言时指出，政府得为彭定康的施政报告作出回答，解释违反协议的原因，至少要说明功能组别选民由45万增至270万之原因，还有由选举团选出候选人这一点。这位外交家于高峰期退休，审慎考虑了数月才在上议院发言，英方当时未对这一严辞作出回答。
谙悉中国和香港情况的柯利达、麦理浩、卫奕信三位英国高级外交家都反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他们都公开说：我们违反了协议，回到原处吧，我们在伤害香港的利益。
国泰风潮
香港接连发生许多事件。首先，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挑起中英对抗，使香港社会发生分化，影响到股市投资者信心，股市接连下跌。到11月中旬，香港股市急剧下跌600点，从6400点的高位跌至5800点。11月末12月初，股市再次急跌，12月3日一天之内跌了433。44。恒生指数跌至4978点的低位，下跌近千点，股票市值损失前后达3000亿港元，使香港经济和居民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而在众多事件之中，最令香港600万居民不能忘怀的，是彭定康在国泰风潮中的表现。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属于英资太古集团，1993年1月13日晚，国泰航空公司机舱服务员工会宣布进行“野猫式”罢工——即事先没有通知的罢工。当晚参加罢工的人员为29人，一航班受阻无法开出。14日傍晚，参加罢工的空姐骤增至六百余人，国泰20班航机因此而取消或延迟，5000名乘客滞留机场。15日，国泰工潮进一步升级，二千余人加入罢工。但劳资双方却一直未有正面接触。
直至16日，经港府劳工处斡旋，劳资双方才举行会谈。但经过6次谈判毫无结果。
持续两周之久的国泰工潮，引起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社会人士对此发表看法，一些社会团体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起来。
香港社会人士呼吁资方放弃对罢工员工“秋后算账”的威胁，尽快解决工潮，减低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并指出：“国泰对劳方的秋后算账是不恰当的做法，处理工潮手法有殖民地色彩。”
对这次国泰工潮，港府除劳工处出面作了些许调停外，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港府有关方面表示，除非工潮令本港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或引致严重秩序混乱，否则港府不会介入这次劳资纠纷。港督会同行政局有权就罢工行动颁布“冷静期”，但要视情况的严重程度审慎决定。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劳工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表态支持罢工的国泰航务员。22日某工会发言人表示国泰资方以秋后算账威吓员工，使本来可以解决的劳资纠纷进一步恶化。
1月24日，35个团体组成了“支援国泰员工工联委员会”，介入了国泰工潮。他们举行公众宣传活动，派人到车站发传单，收集市民签名，呼吁市民捐款支援国泰罢工员工，声言若国泰资方继续坚持处分罢工员工，将发动“全球性抵制国泰”行动。据罢工员方代表称，罢工行动还获得美、加、日、澳等16个劳工团体和工会组织的支持。
国泰工潮事件，引起了香港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成了报纸、广播、电视每日必报的重要新闻。多家报纸发表社论，虽然有的着重批评资方，有的偏重批评劳方，但总的来说，都希望工潮早日平息，劳资双方重新合作，并担心工潮政治化、复杂化会给香港的稳定繁荣带来不利影响。
到1月底，困扰香港市民的国泰劳资纠纷，历经17天，总算告一段落。这次风潮无论劳方或资方都不可能有什么胜利可言，从资方而言，不仅经济利益损失数以亿计，而且形象大损。从劳方而言，罢工十多天，备受饥寒，结果要争取的权益也收获无几。当然这次事件引发了人们的许多思考。为什么一家收益颇丰的航空公司如此苛待员工？事件发生之后，资方的领导人员，尤其是英籍总经理态度为何如此僵冷？港英政府为何对此事件长期无动于衷？更令港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港督彭定康表现得为何惊人冷淡。
忘记了铁娘子的教训
正当英国政府和彭定康尽力推行其政改方案之际，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出版了。这本回忆录，应该说给了彭定康一个不小的教训。
经过努力，中英双方又走到谈判桌上。到彭定康施政报告一年后的1993年10月，中英就香港九五选举安排举行的会谈已经到了第14轮。双方均表示了令谈判由“十字路口”转向“高速公路”的良好意愿。英国谈判代表表示，英方会尽力采取认真、积极的举动；中方谈判代表明确指出，只要从双方原先商定的“三符合”原则出发，便不难达到预定的目标。
中方坚守“三符合”，英方却多番批评中方灵活性不足。对此，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指出，中方最初是要求彭定康“撤销方案”才谈判，后来，中方为了促成磋商，恢复合作，并没有坚持这一要求。但明确说明恢复磋商不是以彭定康的方案为讨论的基础，而是中英双方商定的三条原则。平心而论，逼迫中方从“三符合”的基础上退却，无异于要中方背弃历史、背弃国际协议，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在这时出版，轰动英国政坛，震撼保守党。人们有理由相信，唐宁街有关香港的“私房话”，难以宣之于笔端的密谋，远不止回忆录所载内容。但就铁娘子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鳞半爪，已足以使英国现政府和彭定康猛醒。撒切尔夫人是何等的铁腕人物，都不能不败在邓小平的手下，什么原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毫不讳言，1982年访华时，“我们的谈判目标，是以香港岛的主权作交换，使英国对（香港）整个殖民地延续治权。”今天看来，这不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时的“目标”，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仍在追求的“目标”。人们注意到，撒切尔夫人在订下她的“目标”时，是不存在“港人”的概念的，更不要说什么“民主”了。
英国人的“目标”在北京摔跤了。邓小平严正地向撒切尔夫人声明，关于主权，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中英谈判也自然毫无进展。到1983年1月，当撒切尔夫人获悉，中国准备在同年9月自行宣布对香港的未来方针时，她才慌了手脚，想起利用“港人”、利用“民主”的幌子。
她写道：我建议说“我们现在应该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目标是短期内达致独立或自治，一如在新加坡所作的那样。”“当时没有任何人认为我这些意见具有吸引力”，因此，“就不作进一步研究”。撒切尔夫人没有具体说明，参加会议的内阁大臣、官员和港督，何以不接受她的建议？他们又有些什么样的“反建议”？又是否真的“不作进一步研究”呢？回忆录没有涉及。
回忆录写道，1984年7月贺维访华，“十分有效地使中方相信了我们是可以信赖的”；她再次访华，“主要目标是加强中方信任我们在1997年以前过渡期管理香港的良好意愿”。撒切尔夫人的“目标”变了三次了，从维持三个不平等条约，到“延续治权”、“达致独立或自治”，再到“加强中方信任”。不知道撒切尔夫人的“良好意愿”是真心实意，还是蓄意哄骗。大概是真心实意的哄骗，对内哄骗英国人的选票，对外哄骗中国人的信任。
中国承诺1997年后50年不变，英国则在1997年前几年内大变特变；连两国外长交换的外交函件也要抵赖。
无论1984年的英国是否蓄意哄骗，也无论今天的英国如何横蛮无理，撒切尔夫人倒是作了明智的判断，回忆录说，英国“不可能是胜利，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强大得多的对手”。
德国总理科尔说，英国有人“还活在丘吉尔以前的日子里，以为英国可以掌管欧洲一切”，只可惜，这样的人不止铁娘子一个，而且野心还不止“掌管欧洲一切”。
撒切尔夫人1982年访问北京后，清楚了解到中国会接受什么和不接受什么，并能审时度势，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想法，与中方签署了联合声明。此举体现出一位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政治智慧。
其后中英双方一直能互谅互信，中方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多次与英方磋商，并采纳了不少意见。到1990年正式颁布之时，英方亦表示这是一部值得向港人推荐的好的《基本法》。
撒切尔夫人在书中谈及《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的关系时，称赞联合声明是一个明确、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对1997年后香港的各项安排可以稳定港人的信心，而且，协议中有的条款规定协议内容需写入《基本法》，而《基本法》是九七后香港的宪法。
照理说，由于有了中英第一次谈判所确定的原则及基础，后来的中英谈判应有更高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