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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实在饿得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再“借”，就像胡锡涛先生看到的那样，逃到阳台上大声朗读英文。
正是饥饿，我的饥饿和我全家的饥饿，使我产生对下乡劳动的焦灼企盼。徐企平老师和胡锡涛先生在担心我爸爸的历史问题会影响我的前途，其实我当时觉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条：下乡劳动，养活全家。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对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师。
其实我与他的关系并没有胡锡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亲密，因为在学校里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师生之分、年龄之差，以前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作为一个真正的斯坦尼研究专家，他在文汇报社期间与胡锡涛先生闹得最僵，彼此很少讲话，但是胡锡涛先生关于我和我的家庭的了解，都来自于他，可见他们两个人除了学术争吵之外，余下来的谈话内容就是我了。
我在胡锡涛先生的回忆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师每次谈了我之后，都请求胡锡涛先生帮帮忙，能不能通过市里写作组的关系，救救我父亲，救救我全家。须知，这是一个在学术观点上寸步不让的耿直艺术家，居然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学生，在向自己的辩论对手求情！
其实，善良的胡锡涛先生当时也毫无办法，因此在“文革”十年间，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始终未能获救。
让我感动的是，徐企平老师从来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我。二十年后我担任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多年，徐老师的生活过得并不顺心，却也从未向学院提过什么要求。见到我只是亲切一笑，好像我们从来未曾在艰难岁月相遇。
感谢胡锡涛先生用回忆录让我得知，在我陷于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曾有一双无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抛投过援救的缆绳。
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这正像，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伤害，是被伤害者所不知道的。世事繁杂，时间匆匆，重者隐之，轻者显之，真言如风，伪言如磐，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读到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后我立即通过学院的现任领导葛朗先生，快速寻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师。
我为徐企平老师准备了一桌饭菜，人少菜多，他很感惊讶。我举起酒杯说：“徐老师，这是归还三十多年前的饭票，我实在欠得太多了。”
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师哈哈大笑，说：“饭票？忘了！”
是的，那些饭票，他当时借给我不久，就可能已经忘记了。
对我来说，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饥饿，二十岁的饥饿。
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我本想找来所有借给我饭票的一大堆证人，与他面对面地召开一个有趣的记者招待会，但等见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计划。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更何况，他也姓余。
临近下乡，我就不去文汇报社了。自己家里本多伤心事，又与同班同学一起张罗了一个追悼会，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让胡锡涛先生流泪的周启平同学。
周启平同学原先在宿舍里与我脚对脚睡。他是一个孤儿，由一位不识字的养母养大，生活艰难，却爱书如命。他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来买书，只要听到哪个书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书，不管多远，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去买来。平日逛街，也只为买书。每买来一本，至少成为全班男同学的盛事，争相翻阅，有时女同学也会到男生宿舍里来看看他的书架。那年月好书出得不多，他又受制于经费，一共也就买得半箱子的书罢了。“文革”开始，书店萧条，他也就无书可买，无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骂世间恶人，清醒时只想书籍和同学，还曾多次托人带信要我去看他。到他临终，他的养母已悲痛欲绝，全由我们同学操办后事。
这个追悼会开得震天撼地，几乎每个同学都把嗓子哭哑了。原因是，“文革”一来，很多同学像周启平同学一样突然成了孤儿，父亲找不到了，母亲也找不到了，现在又要离开书本、学校，投身荒野。哭周启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里的情景，我们班的同学直到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两眼发怔。
我为这个追悼会写了一副挽联，高挂在灵堂中间：
父亲何去？娘亲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遗书付狂风。
记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笔写这副挽联的时候，身后已是同学们的一片呜咽。
我的父亲在何处，我倒是知道的。
下乡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单位造反派说，这个人没救了，居然在关押期间盗窃上级的机密文件！
在隔离室见到爸爸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遗忘在厕所里的王少庸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王少庸是当时上海市的一个领导，被造反派“结合”进来的一个老干部。
我轻声对他说：“爸爸，只要事情还捏在他们手里，你的问题天天会增加，上一趟厕所也会升一个台阶，由它去。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全家养活，我听说我们在农场劳动每月会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贴，这就够了，我第一个月就会寄钱来把祖母送回老家。”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爸爸也一声不响，低头看着地面。有了一点津贴，可以支付祖母回乡的路费，但这是小事；此间真正的大事在于：怎么能让七十六岁的祖母一个人回乡！我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是一个足以使我们全家在乡亲间永世抬不起头来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样坚定，全无说服的余地。
我在与祖母细细谈了几次之后，才知道她执意回乡的理由。
她并不了解时事政治，但已亲眼看到，在她最后两个儿子一个屈死、一个被关之后，孙辈的前途都是远离上海。我要去外地军垦农场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场了，两个小弟弟也已不断地到农村去“学农”，根据当时趋势，以后必然也是上山下乡的命。既然全都发配到各地农村去了，为什么不一起回家乡呢？
她相信，只需经过几年努力，每个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弯地调回老家，重组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家庭，省得每个人分头在遥远的异地呼喊不应。
她还判断，我爸爸被批斗得那么厉害，即使以后放出来也不会给他一个像样的工作了，那还不如回到家乡与儿子们一起务农。
当这个蓝图在她脑海里慢慢形成，她就为家乡的老屋担忧起来。长年没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里一贫如洗，拿不出修理经费。惟一的办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查看，然后动用亲族之情和辈分之威，请村里的后代热心人一点点地补砖、添瓦、换梁、塞漏，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个大家庭居住的处所。
祖母的这个计划，就我家内部而言，实在称得上雄才大略。她居然要把当初闯荡上海而终于散落远荒的余家子弟，全部召唤回来。然而当时要完成这个计划，没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来有可能帮她一把的我妈妈，现在也为我的两个小弟弟的生计，到处打工，早已忙不堪言。祖母把这个宏大计划，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岁老太太的这次回乡，气势非凡，似有旌旗马蹄相伴。
这也许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后一个灾难时刻吧？祖母要在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初嫁余家的房舍里，调动起她最后一点影响力，为余家寻找一条退路、筑造一个归巢。
她要用农耕伦理的大热闹，来弥补伤心都市的大荒唐。
当时的爸爸，思维能力一定远在祖母之下。这不能怪他，一则是，他被关晕了，已经无法作出整体思考；二则是，即使不关，他在这方面也历来赶不上祖母。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历来最怕冷的爸爸裹着那件我们送去的破棉袄，蜷缩在关押室里。破棉袄里边是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他本来是准备穿着这套制服自杀的。现在这个念头已经打消，制服还是穿着，我与他告别时还特地伸手进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盘算日子，不能为任何一个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后是我出发。等我寄回第一笔津贴，妈妈立即去买火车票，送祖母回乡。前后三次骨肉分离，都下大雪。
妈妈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车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买另一张火车票的钱。但是，七十六岁的老祖母为了余家前程在大雪天独自出行的壮举，肯定把上苍也感动了，妈妈在火车站见到了我中学的同学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车。曹文清是去杭州，却在杭州车站为我的祖母办完了转车手续，并一直搀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余姚车站要下车时，祖母又遇到了刚从上海下放到乡下劳动的远房亲戚朱云楚。为这事，祖母后来一直夸耀：“出门一路，好人一路！”
终于到了。吴石岭的半山以上都是积雪，上林湖的边沿结了薄冰，高地地村子里那间老屋，也正被大雪覆盖。打开冰冷的锁，屋内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从梁间漏裂处纷纷飘入。
全村还不知道老太太回来，但邻居几个后生眼尖，先跟了进来。他们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
“志凡，拿笤帚来！”
“桂新，灶间生火！”
三天以后，她一拐一拐，由两个本家的孩子扶着，到吴石岭去上坟。脚下都是残雪，滑滑的；胸口棉袄里揣着一束香，暖暖的。
关闭的窗户（一）
从农场回到上海，没见到爸爸。听妈妈说，他还是关关放放，没有定准。
第二天就去了学院。当年在《送瘟神》的乐曲中走得那么决绝，一再发誓此生不再跨进这个院子一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于乱世，任何个人誓言都难以兑现。我在学院后门口迟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进去。
每个办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着，每个忙碌着的人我都不认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陌生人在办公室里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证明他们早已是这儿的主人。
天气挺热，但每一个窗户都关闭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运动材料。怕风把材料吹走？怕屋内的谈话声音传到窗外？都有可能。总之，办公楼在并非寒冷的季节把窗户都关闭起来了，政治气氛也就紧张了。
当时的运动，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闹了这么多年已经很难寻找新的清查对象，因此把我们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来，像一个“破烂仓库”那么搁着，什么事情牵连到谁了，便随时抽出来隔离审查。
但是，这个“破烂仓库”平日应该搁到哪里去呢？工宣队的一个小头目向我们宣布：挖防空洞。
挖防空洞，光这么说，后代读者一定无法理解这件事在当时的惊人规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一直担心着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会侵略中国，而且他也知道，对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