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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秘书指了指山坡上连绵的火把，说：“你看，远近几十里的乡亲们都举着火把来看戏了，主角演员罢演，这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说：“那你们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儿考上了学校却不准上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革委会秘书又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群山，火把越来越多，远远看去望不到头，像一条神秘而光亮的长龙。他觉得今夜如果不开演，真有可能酿成重大事端，态度就软了下来：“这样吧，你女儿上学的事，不难办，我明天一定给革委会主任说。”
“我很难相信你们。”岳母说。
“那我现在就向你保证，一定让你女儿上学！”一个秘书就这么作了决定，这就是“文革”。
“你说了不算数。”岳母还是很硬。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找革委会主任，你上台！”秘书急了。
“那好，你出发，我上台！”岳母说着也看了看山路。秘书逆着火把的队伍出发了，她也开始化装。
几天后，十二岁的小马兰拖着一个大木箱，里边塞着棉被和棉袄，挤上长途汽车向省城出发。岳父、岳母都分别向自己所在单位请假，说女儿实在太小，省城实在太远，希望能送一送。两个单位都不批准。
这次长途汽车，坐了整整八个小时。
听两位老人说完，我对那曾经延绵过火把长龙的青山，产生了渴念。
青山下，还有那群凑粮票的右派分子们挖出来的水库，还有庇护过五岁马兰的叶家湾……
妻子对我的这种渴念很感动，说：“那就去一次吧，顺便扫一扫长辈们的墓，好在都不在省城。”
于是，我们一头扑回到了青山大湖之间，扑回到了妻子十二岁之前留下过脚印的全部地方。
妻子踏入叶家湾时脚步非常小心。这是她五岁离开之后第一次回来，当年接收她的叶小文大爷还身体健朗。她还能记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池塘、土坡和泥墙。见到围过来的乡亲她不断致谢，感谢这个小村庄让她在大难中借住了一段永生难忘的时光。
和我一样，她后来以最长的时间借住在一座城市，而且很对得起那座城市。但是，那座城市在情义上，远不及这个小村庄。
“大爷，从县城过来那么远的路，当年你是怎么把我驮过来的？骑在你肩上吗？”妻子问叶大爷。
“不，是坐在拖蔬菜的板车上，也有一半路是你自己走的。”大爷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满路都是野花。”妻子说。
县城叫太湖，我们仔仔细细地看了那些街道。今天，这些街道以巨大的热忱欢迎我妻子的回来，古朴的石板小路边拥挤着最醇厚的呼叫和微笑。
妻子说：“其实爸爸、妈妈到这里，也是借住。太湖已经靠近湖北，对省城来说实在太远，爸爸大学毕业时分配工作，被一个有背景的人‘调包’，糊里糊涂到了这里，以前连这地名也没有听说过。妈妈更有趣，本是安庆一所女子中学的‘校花’，毕业时听说太湖招募演员，以为是江苏的名胜太湖，兴高采烈地来了，那天在这个小县城住下后还问，明天到太湖还要赶多少路？”
“于是，小县城里文化最高的小伙子，遇到了小县城里最漂亮的女孩子……”我开起了玩笑。但这两个“最”，倒是来到这里后一再听当地老人们说的，不是我的夸张。
“问题就出在这里。”妻子说，“我后来一直听很多大叔大妈感叹，爸爸被打成右派分子受难半辈子，什么罪名也没有，只因为他是大学毕业生，而妈妈又漂亮了一点。人们见不得美好，更加见不得两种美好的结合，觉得太刺眼了，就要想着法子来暗掉。”
“你好不容易到省城读艺术学校，头上一直顶着‘右派子女’的帽子吧？”我问。
“处处矮人一截，只能低头用功。”她说，“在集体宿舍，一位女同学说，她的床飘得到雨，要与我换，我也觉得理所当然，立即换。”
我一算，那时间，正好是我爸爸病危，医院和单位因他是“打倒对象”而不给会诊，我疯疯癫癫地到处奔波而求告无门的日子。而且，也是这些年那几个酒足饭饱的专业诽谤者凭空诽谤我有“历史问题”的日子。
这时我们已站在县城到省城去的路口。妻子说 ：“那夜大青山上乡亲们的火把长龙救了我，让我走通了这条路。现在才知道，并没有走通。”
“我也没有走通。”我说。
天已薄暮。我们抬头，青山依旧，却不知今夜，还有没有一两支火把闪烁？
借住何处（二）
冬至到了。
我和妻子提前一天回家乡打点。第二天早上，几个家人租了一辆旅行车，陪着妈妈，捧着爸爸的骨灰盒，也到了山口。我、妻子和一大批亲眷、族人已在那里等候。
等车一到，先把妈妈扶到她的表弟长标舅舅家休息，因为乡俗不主张她出现在爸爸的下葬现场。
我从弟弟手中接过爸爸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琴花阿姨早已准备好一把大伞罩在我头上。长标舅舅提醒我，要边走边喊。我问他喊什么，他说，就喊 ：“爸爸，回家了！”
于是我喊 ：“爸爸，回家了！我们回家了！”
我童年时非常熟悉的山草气息扑面而来。眼前就是了，大地的祭坛，百家的祠堂，永远的吴石岭。
上山坡了。山坡边上已排着亲眷、邻里送的一个个花圈。脚下是山石和泥沙，还有大量落叶和松针。我又喊 ：“爸爸您看，那么多人陪着您，琴花阿姨给您打着伞，我们一起回家了！”
山坡下那条由东向西的路，就是我在六岁前的一个晚上独自翻过吴石岭和大庙岭去寻找妈妈的路，这事，爸爸一直不知道。山坡上全是密密的杨梅树，我在《牌坊》中写过，小学同班同学中有一部分住在山脚下，家里都有杨梅树，杨梅季节邀请老师进山吃杨梅，老师进山后只听到四周亲热的呼叫声却不见人影，呼叫声来自于绿云般的树丛。这些描述，爸爸都读过，他现在就要到绿云深处长眠。
山坡往西一箭之遥，就是上林湖了。这里细洁的泥土、清澈的湖水、纯净的炭火，烧制过曹操、王羲之、陶渊明、李白的酒杯。我在《乡关何处》里写到过这一切，这篇文章爸爸也读过，从今天开始，他要夜夜倾听那遥远的宴飨。
宴飨结束之时，爸爸也许能见到那位尚未确证的祖先余上林先生，以及他的儿子和朱夫人，最后一对窑主夫妇。千年窑火与南宋一起熄灭，与岳飞、文天祥、辛弃疾一起熄灭，为的是留取半山的干爽，来侍奉那一批古书，文化的遗脉。但遗脉一直没有找到，直到今天。这里边埋藏着太多的未知，爸爸细致，会有耐心去一一探询。
无论如何，那个初春的夜晚，上林湖边随着一对年轻夫妇的喊声，窑火一一熄灭时的景象非常壮观。我想，从今以后，爸爸只要看到夕阳沉入上林湖时的凄美图景，都会产生联想。
隔着一条山路，对面的山坡上有一长溜平展的墓台，那里留下了我家的另一段历史。四年前我与妻子来拜扫时长草没身、路径难寻，便修筑了这个水泥墓台，以及通向墓台的一条水泥小路。
东首第一个，是“文革”期间屈死在安徽的叔叔余志士先生的墓。我说过，叔叔出生在上海而不喜欢上海，工作在安徽而不喜欢安徽，独身一人，寻找洁净处所。这儿，就是这位美男子的人生终点；
第二个，是伯伯余志云先生的墓。他去世太早，我没有见过，但他留下的一箱子书，为我的草昧童年打开了一个大门；
第三个墓最大，是祖父、祖母的了。祖父早逝后，由祖母挑起全家重担又走了整整半个世纪，但让我们不安的是，墓碑正文上没有这位伟大女性的痕迹，只有在旁侧石刻碑记上提及“毛氏”二字。这是此间祖辈的风尚，到了父辈，墓碑上就会并列夫妻的姓名了。我想过很多补救办法，都不行，何况我们确实也不知道祖母的真名。这个墓的碑文和碑记，都是外公写的，书法很好，得益于柳公权和欧阳询之间；
第四个墓是外公自己的了，碑文是他自己写的，笔触已很衰疲。外公落魄一生又诗酒一生，与我们这些晚辈都嘻嘻哈哈，因此我们从东到西一个个拜扫过来，到他这里就悲氛大减，都微笑着给他老人家上香。
墓台就这么长，两端都很难延伸，因此爸爸的墓只能安在对山。当然也有另一个理由，对山上面还有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祖叔父余鹤生先生的墓。祖母曾嘱咐爸爸要年年祭扫，又特别关照，曾祖叔父终身未娶，祭扫时不可怠慢。爸爸听话，把自己的墓安排在祖辈脚下。
听长标舅舅说，我的表哥王益胜先生的墓，也在祖父、外公的同一个山坡上。但今天上山的人很多，有好几位已经劳累不堪，也就不去寻找那个太悲惨的恋情故事了。
当年，当我们还都是小孩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带着益胜哥进山的，把他吓得不轻，慌张逃出。现在，他早已成为这座山的一部分。
造成这个悲惨故事的另一个主角，表哥的母亲，我的姨妈，其实更加悲惨。她也安葬在此山，却没有葬在她儿子的边上，这曾经使我很难理解。现在我理解了，她晚年一次次在这里饮泣，似乎觉得儿子不会原谅她。但她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山坡，最后把无穷无尽的后悔，埋藏在别人很难寻找的荒草间。
长标舅舅说 ：“她自己选定的墓地，柴草都高过了头顶，脚下虫禽太多，谁也进不去。”
姨妈的自我惩罚，非常残酷。
──我站在山口，看着、想着这一宗宗前辈的坟墓，突然如获神谕。山道两边，是两页斜斜的山坡，这便是一本硕大无比的古书，每个坟墓都是一段秘语，写在草树茂密的书页上。这本书有旧章又有新篇，但整个说来，仍是一本古书。
这便是“吴石岭里藏古书”。
办完事下山，大家去了朱家村。
我们扶着妈妈，很快找到了那个直到今天看来还有点气派的宅第。宅第早已换了主人，门窗都关着，敲门无人。但四周的邻居听说我妈妈回来了，全都赶了过来，一片欢声笑语。
记得小时候每次跟着妈妈来外婆家，总让瘦小的外婆忙坏了，不知找什么招待我们。当时这一带有一个糖挑子，卖一种盘在木板上，撒着白粉的麦芽糖。卖糖人一路敲着铁凿子，听起来非常清脆。那时乡间很少有货币，只用家里的旧衣、旧布换糖。外婆家毕竟是从上海来的破落财主，旧东西多，一旦来客，糖挑子闻讯就过来了。外婆一听到铁凿子的声音，便翻箱倒柜地找，然后乐呵呵地拐着小脚向糖挑子走去。
卖糖人从外婆手里接过旧衣、旧布，抖开来，在阳光下细细看一遍，塞进挑子下边的竹篓里，然后揭开遮在竹篓顶面上的一块灰布，露出一大盘麦芽糖，把刚才沿路敲打的铁凿子按下去，用小榔头一敲，叮、叮几声，削下一小片，又一小片。外婆伸手拿起，分给我们。
我后来一直觉得，带走这个宅第最后一丝豪华遗迹的，就是那个糖挑子。正是在这里，我们把大墙内仅留的一点往日骄傲，含在嘴里吃掉了。
脑海里正回响着叮、叮的铁凿声，却听到我妻子马兰和弟媳吴敏在边上议论 ：“这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