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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瘦个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点是笑容灿烂,但转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转动,你盯着他看一会儿就会头晕。
我坐下后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脑后墙上贴着“风雷激”三个字,是领袖手写体,怀疑是他们这个造反队的名字。
当时社会上造反队虽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这“风雷激”就满街都是。只有我们学院有一个学生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造反队,叫“独立寒秋”,虽也出于领袖诗词,却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可惜这个名字很难与别的词汇搭配,“独立寒秋战斗队”?“独立寒秋造反兵团”?一出现“队”和“团”,就伤了“独”的味道,于是他最后改定“独立寒秋司令部”,雄壮得一派凄凉。这“风雷激”就不一样了,一见就仿佛能听到喊声喧天。
瘦个子青年见我注意这三个字,似乎感觉到我在询问他们的组织所属,便立即抖了抖他披着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说:“我们是工总司的。”
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着,空空的袖筒一晃荡,把别在上面的一个红袖章晃到了我们眼前。其实这袖章在街上也见得到,上印一排正宋体红字,文曰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间印三个手写体大字 :“造反队”,下缘用黑墨水笔潦草地涂着一个号码。
“工总司”的司令是王洪文,当时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变,谁也想不到他后来能做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副主席,最后又判了无期徒刑。王洪文后面还有一大串当时在上海几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陈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龙等等,现在记不全了。我相信眼前这个瘦个子青年见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当时这个“工总司”在上海管辖的造反队员已有几十万人,有时还号称几百万人,权大势广,其中任何一个小司令出来都是保镖重重,他,还远没有到可以接近他们的时候。你看这个屋子就很冷清,与我们谈话的,除了他,只有一个毫无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为能见到那个用“语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却没有。
“你们属于什么司?”他问。显然是想拉近关系以便谈话。
这一个“司”字,现在听起来容易误会成“司长”、“局长”里那个字的含义,其实在当时特指造反司令部的归属。上海高等学校系统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辖人数也动辄数万。因此在社会上,不管哪个系统,与“司”无关的人少之又少,只局限于“被打倒对象”及他们的家属范围之内。连我中学里那些可爱的老师,开始受批斗,后来很快也都是“红教司”、“上教司”成员了,一个个挂着袖章有点滑稽。有一度,菜场卖菜的,路上扫地的,也都挂着这类袖章。不小心还能遇到一个挂着正宗“工总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这个瘦个子青年那样,那就得让开一点,他没准要用一些动作来证明他与这个正宗袖章相称的身份。
刚才那个瘦个子青年一时走神,竟然随口问我“属于什么司”,其实他一出口就发现问错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们是批斗对象。”
“哈,这就不太对了,对于被打倒对象的子女,没必要经常批斗,只要他们划清界限就行!”他说着朝我一笑:“你们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造反派头头我们专门去接触过了,政策水平不高,确实不高!”
他不说怎么不高,只用笑着摇头的动作表明,我们学院造反派头头的态度,比他们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两个单位已经联系上了。
他们去找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只是摸摸我这个人有没有一点造反背景,影响他们对我爸爸下手。
瘦个子青年既然说到了“政策水平”,为了顺势表演,后面的话就更见“水平”了。
“说到——”他要言归正题,说出我爸爸的名字了,这个已经被他们天天在标语上打叉、在批斗时狂喊的名字。我估计他会给我爸爸加一个头衔,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之类,这样一来就能立即显示出他的严肃性、权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许在一个个头衔中掂量吧?
“说到——老余,”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我的耳朵很不适应,而他却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动起来了。
他故意又重复一句:“说到老余”,看我一眼,笑眯眯地,说了下去:“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免会有一些历史问题、反动言行,只要正视历史,坦白交待,革命群众是会原谅的。我们连末代皇帝、国民党战犯都放了嘛,啊?”
他说这些话时尽量压出嗓门里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中的“老革命”。其实“老革命”也已经被他们打倒得差不多,因此皇帝和战犯也成了他们造反队放的了。
“遗憾的是”,他没有用当时的习惯语式“让人愤怒的是”、“令人发指的是”,而是选用了当时几乎不会有人用的委婉外交辞令“遗憾”,可见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话就立即升高了温度:“他到今天还避重就轻,处处抵赖,能推则推,不痛不痒,钝刀子割肉,半天不见血!因此革命群众才把他请到单位里来,好好帮助一下。”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这里房子并不宽余。造反队几个常委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要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住,还要再腾出一间给看守人员住,一下子就要两间,多不容易!但我们为了帮助他,没办法。”
这话我有点听不下去,便用问题来打断:“我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嘴角一牵,说:“那就不便对你们子女说了,这是审查纪律。”他显然不希望我们纠缠在具体问题上,因此继续往大里说:“企图搞复辟,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去。要知道,在旧社会,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连饭也吃不饱!”
——他万万不能提到“连饭也吃不饱”。我们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看了他几秒钟,想说什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来,看着我们。
我终于开口问那个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见爸爸?”
那人满口答应,但他一直紧跟在一边。我们见到爸爸时,身边又多了两个看守人员。
爸爸萎黄憔悴,眯着眼睛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叫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丝笑意,说:“我不要紧,家里的事,安徽的叔叔会来帮助,你们要孝顺祖母、妈妈。”
说完又是一丝笑意。
最后,他关照我们:“过两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带来,我要穿。”
叔叔走了(二)
祖母和妈妈在我这里听到爸爸可能有自杀的企图,急了,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爸爸的单位。
妈妈扶着祖母。祖母的“半大脚”一拐一拐地从海防路弯到江宁路,然后向南,走过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闸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终于到了。那一路没有公共汽车能完全乘到,老太太这是急急风地去救自己的儿子,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今夜只剩下了她的脚步。
问了几个人,推了几个门,最后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批斗会的会场。爸爸已经低头站在台上,今天批斗的话题是:“挑唆子女对革命造反派领导施加压力”。
会场已经坐满人,门口一个老头不知道祖母和妈妈是谁,没让她们进入。她们两个就站在会场外面,从一道门缝里观看。这是一个侧门,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观众。
批判者的发言,嗡里嗡里地听不清楚。
她们两个,也不想去细听那些发言了,一门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气色,以及边上的人是否对他动手。
这天晚上还好,只有两个发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推搡了四五下。还有一次,爸爸的脚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脚的脚背去搓右脚的脚肚,被边上一个造反派看见,说声“严肃点!”踢了爸爸一脚,但踢得并不重。爸爸被踢后向前一个踉跄,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跄,引来全场的笑声。
这笑声使祖母和妈妈深感讶异,立即转身去看台下的观众。这一看不要紧,她们看到了阿坚、赵庸、张茂宏,这些“情同手足”的“当年同事”,他们也笑得很愉快。还有不少以前到家里来过的朋友,也在笑。
妈妈这才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心肠也太狠了。他们都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人……”
“全是奸臣!”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贬义词,却也不小心把他们抬高了。
但是就在这时,妈妈发觉阿坚和赵庸向这道已经展开不小的门缝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应该能够从祖母的一束白发、半个侧脸认出点什么。
妈妈怕再生出点事来,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说,她还要与造反派头头论理。妈妈说:“秋雨他们去了一次就这么批,您我再一出场,他更麻烦了。”
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妈妈估计他最近还不会自杀。她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么认真地一一抗辩。
这是祖母和妈妈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到临终前一分钟,也会对某个“提法”认真抗辩,这与很多人都不一样。几年前大画家程十发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被批斗时常常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根本不听那些批判言词,只是一直低头注视着周先生的脚,心想这双“徐策跑城”和“追韩信”的脚居然并不大,于是耳边也就响起了隐隐的锣鼓声。程十发先生的这种潇洒只属于艺术家,我爸爸没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能无所感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自杀。他对自己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现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点走向人们对他的淡忘。
因此,当妈妈几天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着这套制服走。
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期待。她们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