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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前排左二）与彭德怀、叶剑英等在一起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左权任副参谋长，随总部开赴晋北。11月，太原失守后，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区，准备以太行山脉为依托，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1938年2月的临汾战斗中，左权率两个连的兵力迎战日军近3000人，予敌以重大杀伤。4月初，日军以3万余人的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合击，企图一举消灭八路军主力，摧毁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左权与朱总司令详细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决定以第129师及第115师的一部分作为反攻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到外线作战，而只留少量兵力在内线引诱、拖住敌人。4月中旬，第129师突然从外线向日军反击，左权指挥八路军总部兵力积极配合，在长乐滩血战一日，歼敌2000余人，大获全胜，日军九路进攻被全线击退。八路军乘胜收复十几个县，从而为冀鲁豫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不久，八路军从山地迅速向平原地区扩展，在朱德、彭德怀、左权等领导下，开辟了晋察冀、晋绥等抗日根据地，组织根据地人民与日军展开顽强的斗争。 1940年8月至11月，八路军为打破沉闷的局面，扩大影响，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当时朱德总司令回了延安，左权协助彭德怀指挥了这次重要战役。早在7月中旬，左权就按彭德怀的意图提出了作战方案，并到第129师驻地与刘伯承、邓小平商量，刘、邓当即表示赞同。左权又到第120师驻地和晋察冀边区同贺龙、关向应和聂荣臻一起具体研究作战部署。为了这次战斗，左权进行了近一个月的筹划和准备。8月20日晚，八路军出动115个团，约40万兵力，在民兵、自卫队员的配合下，向津浦、正太、同蒲、北宁、胶济、平绥、德石各铁路沿线的日军发动进攻，拉开了大战的序幕。 大战的总指挥部设在山西武乡砖壁，1∶50000的军用地图占领了整整一面墙，左权在地图前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小自每次具体战斗，大至战役配合，他都精心筹划，全力以赴，力求克敌制胜。大战经过三个半月、大小1800余战，毙、伤、俘日伪军共计4万多人，消灭日伪据点2900余个，破坏了敌人的运输供给线，取得了辉煌战果。毛泽东称赞说：“百团大战实在振奋人心。”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史》一书中也写到：“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左权以他顽强的斗志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为战斗的胜利做了重要贡献。 八路军为响应毛泽东提出的“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势力”的号召，从1939年7月开始，到1940年初，在左权的具体指挥下，于山西武乡、辽县、黎地三县交界处的黄崖洞修建了一座较大规模的兵工厂，很快成为八路军在华北最大的军工基地。日军视黄崖洞兵工厂为眼中钉，宣称要及早除此心腹之患。1941年11月11日，号称“钢铁大队”的日军第36师团和第419混成旅团共5000余人分数路向黄崖洞兵工厂进攻，企图一举踏平之。由于左权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左权指挥总部警卫团采用“咬牛筋”战术，咬住敌人，稳打稳扎，使敌人的每次冲锋都付出巨大的代价。战斗到第7日，由于叛徒告密，黄崖洞北面桃花寨阵地被日军突破，警卫团被迫撤退。由于左权已指挥部队事先将机器设备全部转移，日军窜入兵工厂时，一无所获。此时增援的八路军第772团及时赶到，与警卫团前后夹击，终于将日军击退。这次黄崖洞保卫战历时八昼夜，八路军以1500人的兵力击退日军5000余人的进攻，歼敌1000余人。中央军委在《一九四一年战役综合研究》中指出，黄崖洞保卫战“应作为我军一九四一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1942年2月，日军发动以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为目标的“二月大扫荡”，以失败而告终。5月，日军调集3万多人的兵力，以空军为掩护，向八路军总部压来，想一举摧毁八路军总部。5月23日，左权得到准确情报后，向彭德怀汇报，并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迎敌的策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会议决定总部各机关分散突围，以两个团的兵力在东西两头牵制敌人。战斗由左权直接指挥。24日晚，总部机关趁黑行动，准备通过敌人火力较弱的偏城东据点，往河北、山西交界的山区进发。一夜之间绕过日军三道封锁线，到达十字岭，暂时驻营休息。突然敌人1万余人从两翼包抄十字岭，并配备飞机轰炸。左权见形势危急，忙派人护送彭德怀和罗瑞卿迅速转移，由他自己指挥部队掩护。到25日上午，总部机关突出重围，左权在后面牵制敌人，不幸在最后突围时被日军炮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36岁。乃是抗日战争期间殉国的八路军最高将领。 左权将军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五年，呕心沥血，立下赫赫战功。他还结合战争实践，写出了《扫荡与反扫荡》等著名论文，为人民军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左权牺牲后，周恩来称赞他“沉毅坚忍”、“英勇忠贞”、“足以为党的模范”。朱德称他为“八路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他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丁方晓）
第十部分后记
本书的编著工作，是在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张继平教授和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植楠教授的指导下，由肖石忠全面计划并组织实施的。肖石忠负责外国人物稿件，徐永汉负责中国人物稿件，褚银和刘新协助工作；肖石忠审阅、修改、润色全部人物稿件。张继平教授和李植楠教授审阅全部书稿，张继平教授为本书作 颉１臼榈谋嘀ぷ鳎？得到王诚汉、姜思毅、袁俊、石侠、莫阳、沈宗洪、王道平、肖裕声、孟凡俊等首长和领导的关心与鼓励；得到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唐希中教授、陈必达教授、罗通秀老师、刘华才老师、张民宪老师，武汉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刘秀庭主任，海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肖育才教授、黄文玲主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范锡波博士，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秘书长张海麟教授，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编审、刘慰宁编辑，以及赵功德、车亚鹏、刘社爱、邓仕政、王锦侠、姜跃生、胡斌和田梅的支持与帮助。华夏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刘晨女士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并为此付出大量辛劳。我们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编著工作，曾参阅大量中文与外文图书资料并利用其中部分照片资料。我们谨向有关作者、摄影者、出版机构或出版商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为篇幅方面的限制和资料的相对缺乏，有些著名人物未能收入本书，这是本书主编引为遗憾的事情。由于作者学识水平的限制，本书的疏漏与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将来再版修订与充实。 肖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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