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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管陶华怎样舍不得，他们终究真地分了手，各奔前程。第二天一早，马有坐夜车到了韶关。说也凑巧，前年冬天，他来韶关找冯斗，碰上戒严，结果人没找着，住了一两天就走了；这回来韶关，不知怎的，又是碰上戒严。他自怨自艾道：“上回戒‘盐’，这回又吃酱油，真不走运！”他正在街上蹓跶着，又不知怎的，叫一队巡逻兵糊里糊涂地拉进了军营，把他毒打了一顿，说他没有正当职业，又没有店铺担保，不准在韶关停留。那些老总也还客气，只把他的现金和新的手巾、牙刷等没收了，旧的衣物都发还给他，把他赶了出来，要他立刻离开韶关。幸亏他也不傻，还藏了一张五块钱的香港钞票在一件破蓝布衫的衣摆贴边里，才不至于捱饿。他胡乱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就离开韶关，从大瘐岭的方向走。沿途但见五里一个排，十里一个连，到处开烟、开赌，十分热闹，好象这里立刻就要打仗似的。马有自己问自己道：“凭你这个样子，你能找到红军么”想到这一层，他的气就泄了，他的心就凉了，他的腿就软了。后来，他一个回马枪，一口气跑回韶关车站，乘火车回了广州。到广州的时候，大概也只有二更天。他出了黄沙车站，顺着沙基大街走到西濠口，又从太平路、丰宁路转进惠爱路，准备到小北门去找一个番禺同乡借宿。走到宪兵司令部大门口，他踟蹰了一下，连正眼也不敢望一望那阎王殿，只用耳朵听了一听，见没有什么声音，就放胆走了过去。
其实那里面并不是没有声音，只不过隔着好多堵墙壁，那声音，他没法儿听见。比方说，在那儿，在离他不到十丈远的地方，那里面就有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又丑陋、又凶恶的男人，正在拍着桌子，跟一个站立着的六十几岁的老汉说话。拍桌子的那个人，就是广州的好人和坏人都认识的侦缉课长贯英。站着的那个老汉。就是家住芳村那个收买破烂的冯大爹冯敬义。他虽是个受审的人，却态度从容，心平气和。那贯英虽是个审人的人，却急躁暴戾，六神无主。原来那贯英自从一千九百二十七年间谋杀了三家巷的共产党员周金之后，这几年来，又谋杀了数也数不清的爱国青年、革命志士。别的杀人比他少的，头脑比他昏的，哪怕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瘟猪，都升了官了，他却依然是个课长。为了这种怀才不遇的局面。他年年月月都在长嗟短叹，懊恼万分。如今又碰上这么一宗案子，他必须去审问一个收买佬，——这用不着审，一望就知道毫无出息。一个收买佬如果也是共产党员，那么，全广州的人都是共产党员了。——真正岂有此理！但是他不能不耐着性子，问了那些循例要问的话。问完之后，他已经十分疲倦，就把头靠在椅背上，眯起本来已经很小的眼睛说：
“冯敬义，不要再来糟蹋我的时间了。我们已经有人亲眼看见你跟共产党来往。你现在只要说：你跟哪个共产党来往，他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是外江佬、是本地人，你给他做过一些什么事，这就行了。其他不关你的事儿！”
冯大爹简单明了地回答道：“我最老实的。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共产党！”
贯英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这句话的。他一向办案子，都喜欢把事情分做三大类：一类是杀人，一类是搞钱，一类是搞女人。这老流氓看来够不上第一类，跟第三类也是风马牛。“倒是他既然给共产党做事，共产党一定会给他酬劳，”贯课长想道，“说不定还有卢布呢。只是不知道他花光了没有！”主意既定，他就试探冯大爹道：“好，那些你都不说，只管说些别的也行。他们到底给过你多少钱？”冯大爹笑了，玩世不恭地说：“这一辈子，还没人给过我一个小钱。钱哪里是人家给的呢？得自己找！我是找一天、吃一天的。不信你搜去：全家带全身，你搜不出一个‘三分六’！真珠也没这么真！”贯英一听冒了火，。一拍桌子，勃然大怒道：“你要钱还是要命？要钱，我就把你枪毙了！要命，你就把共产党给你的那些赃款，全部交出来！”冯大爹抱歉道：“我要命。人家说，命跟姜一样，越老越值钱。可是我交不出线来，——那玩意儿，我的命里没带来！”贯英一按铃，叫了两个手下进来，又一摆手，两个手下把冯大爹带了出去。他们用毒刑把冯大爹拷打了两个时辰，但是一无所得。这案子的初审，就算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的审讯，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后，冯大爹的伤口逐渐愈合，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出来。贯英将他毒刑拷打，本来是有两层用意：一层是自己心情不畅，拿他出出气；一层是想讹诈他一下，看能不能弄出几个钱来。往后看见他这么强硬，好象刀斧在前，全然不惧的样子，倒反而对他疑心起来，觉着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却很象共产党。这回看见他一拐一瘸地走进来，贯英却想起了另外的主意，指一指那张木椅，叫他坐下，换了软和的口气道：“好了，好了，前回的事儿别提了。我们换个题目谈谈吧。”冯大爹坐下，拿眼睛望着他，不开腔。贯英说：“你真是守财奴，孤寒种！你宁愿死一丁人，也不愿出一两银！”冯大爹纠正他道：“钱是打不出来的，长官！要是打得出来，你不妨天天打！”贯英瞪了他一眼道：“这样吧。你不肯把钱拿出来，我倒是想再给点钱给你。”冯大爹也使唤鄙屑的神情厉了对方两眼道：“说得到，做得到！瞧你也不会白给我！”贯英见他有点意动，就搓弄着两手，象吃东西之前似地说：“不，不。等于白送，等于白送。我打算送你十块钱，你知道，十块钱——七两二钱雪花银子……”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看见冯大爹一动不动，就继续说：“不，我的意思是说，二十块……”冯大爹还是不动，他又往上加道：“嫌少？三十……还不行？四十……你真贪心：五十……五十……你真厉害：六十……”后来见还没动静，他再加道：“算我倒霉！七十……八十！算我服了……九十！这是顶了角了！……好吧，好吧！一不做，二不休。我也是豁出来了：齐头数，一百！”这时候，他十分仔细地观察出：冯大爹的雪花眉毛，轻微地跳动了一下。于是他钉住道：
“好吧。就这么办。一言为定！”
说完，他当真从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拉出一个草席袋来，有一只死猫一般大小，装得胀鼓鼓的，是整整一百块毫洋，折合七十二两银子，放在犯人面前。
冯大爹用手把银子轻轻一推，笑笑地问道：“你的条款？”贯英大方地说：“我只有一条。没有‘二十一条’那么多。
你只要说出一个名字就行了！”
冯大爹猛烈地摇起那雪花脑袋来，好象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症候。摇了半天，他才缓缓说道：“你要是喜欢偷仔、地痞、流氓、收买佬的名字，莫说一个，就一百个也行。你要么？你要么？”
贯英不跟他纠缠，好言劝说道：“不要急。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你说出来，我保险守秘密。没有人能说你出卖朋友、出卖同志。你拿了一百块钱，做个小生意，娶个翻头婆，说不定还能生下一男半女的。何必赌气呢？”
说完，也不等冯大爹答话，就把他押回监仓。实际上，贯英虽然说给他三天时间考虑，一给就给了十天。第三次审讯是在一个晚上举行的。这时候，贯英对冯大爹已经不感兴趣。对于已经不感兴趣的犯人，他们通常有两种待遇：要么就杀了他，要么就放了他。照贯英想：如果姓冯的真是一个收买佬，经过这么两次审讯，是该屈服了的。而照警察方面的调查证明，姓冯的恰恰是一个真凭实据、妇孺皆知的收买佬。甚至在前清光绪年间，即在课长他本人出生之前，姓冯的已经是一个收买佬。这样一来，贯英打算放了冯大爹出去，继续钉梢，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主意已定，他按了按铃，叫人把冯大爹带了进来。贯英满不在乎地开言道：
“姓冯的，你真是倔强！你不怕死么？”
冯大爹摇头叹息道：“我活了六十四了，当初也没想到。
干我们这一行，多少总有点犯法的，也说不上怕死了！”
贯英又问道：“干你们那一行，有什么秘诀么？”
冯大爹诙谐起来道：“秘诀？有！就是贱买贵卖！本来值十块钱的东西，我只出三毛钱；本来值三毛钱的东西，我能讨价三十块。有时候，天理良心也顾不住。不象你们当官的，还要顾点良心，留点后路。”
贯英点点头，又问：“贱买贵卖——你们靠一套什么本领？”
冯大爹更放肆了，简直是在笑谑了，说：“实不相瞒对你讲，长官，我们全靠混乱真假，颠倒是非。这里又没有外人，我都跟你说了吧。我顶拿手的是玩玉器。次货我可以搞成上货，新货我可以搞成古董，缺了、断了的我可以搞成没有退迹，最厉害的是假东西我可以搞成真东西！有时拿到当铺，也当得出钱来。”
贯英细心观察，见冯大爹毫无破绽，就摆一摆手，叫人把他押了回去。随后，他把冯大爹全案的卷宗拿了出来，翻看着，拿起毛笔，蘸饱墨汁，就想在上面写上“释放”两个字。但是后来回心一想，就放下了笔，自言自语道：“我这几年不升官，是不是破案太少的缘故？如今一个嫌疑犯，又把他放了。上面会怎么说？对！宁可冤枉一千，不能放走一个！”
于是他望着冯大爹的照片，指着冯大爹的脑袋说道：
“对不起，姓冯的。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只不过借你这玩意儿用一用！”
说完，他又把手下叫进来，命令道：“把那姓冯的吊起来！”手下领了命，又悄悄地问道：“那家伙年纪不会太大了么？
受得了么？”
贯英把不停眨着的眼睛一瞪，说：“管他！他一天不说，一天就吊；一月不说，一月就吊！受不了，拉倒！”
安排停当，他就换上便服，饮酒取乐去了。
三六 女英雄
震南村的人心烦意乱地又捱过了一个月，到了阳历四月了。胡源的伤势虽说一天比一天有起色，但仍然不能随意走动。眼看清明已过，禾秧还没插下去，不免长嗟短叹，十分着急，那天一早，胡柳、胡杏姊妹俩吃过早饭，就挑上秧箩、秧篸，先去秧地，拔起秧苗，接着就到鬼地脚、她们那块水田里插起秧来。胡柳原是插秧的把式，震南村是有名的；胡杏回家这一年多，原先丢生了的手艺也重新拾了起来。只见两个人弯着腰，低着头，一声不响地在田里插着，插得又快、又齐、又匀、又直，好象一对画家在宣纸上纵情挥洒一样。天空阴暗，飘着小雨点，一层薄薄的雨粉铺在她们的头发上。在她们旁边的几块水田里，还有七、八个姑娘，疏疏落落地在那里插秧，这里面有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等人。这些人既不象平时那样唱歌，不也象惯常那样说笑，都闷声不响地一个劲儿干诡。突然之间，胡柳听见田基路上有粗鲁的男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