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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维新，至此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当中，谭嗣同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人称“千百年来中国第一真男人”。1896年，谭嗣同在上海在一个洋人那里看到了一张清晰显示着自己手骨形状的X光照片和一个会算数的大木头箱子…机械计算机的时候，他的头脑里就深深地种下了一个念头：中国必须改变。
这个念头是如此坚定，让他不惜为实现这个念头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那以后，谭嗣同努力学习接触西方近代知识，在中国开办报纸，成为了一个坚定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戊戌变法期间，正是他勇挑重担，上门去找袁世凯商谈政变一事，结果袁世凯有负重托，使得变法失败。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走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他本来也可以去的。
可是他表示，各国变法莫不自流血开始，中国之所以变法不成，是因为还没有人为之付出生命，而他自己，愿意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此后他的表现也一直符合自己的表态，被捕之后，他一直保持从容，在狱中还时时作诗，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笔，一直到被砍头的前一刻，还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真是视死如归。可是谁又能理解谭嗣同心中那深深的绝望？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以走。若谭嗣同能听到这句话，必定深有感触。谭嗣同把变法维新当成自己一辈子的事业，最后不惜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但是最终却发现自己的敌人是如此强大，变法维新，无异于手拿一根长矛向大海宣战。他主动赴死，固然表现出一种壮烈，但同时未尝不表现出一种悲哀。砍头前的遗言，他说自己“有心无力”。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他们都在怎么想（1）
整个变法和政变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人物，他们的心理及行为最终决定了事件的走向和结局，在此我们应该对这些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分析，从中发现种种蛛丝马迹，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戊戌变法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慈禧太后。之所以说她是最关键的人物，原因在于她掌控了整个变法和政变的过程。她就像是如来佛祖，伸出一只手就是五指山，谁也别想翻出去。慈禧太后的最大性格特点就是权力欲极重。电影《火烧圆明园》里刘晓庆扮演年轻时候的叶赫那拉氏，选中秀女后，被太监带进宫，一路上偷偷四处张望，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心里暗想：龙！还是龙！到处都是龙！真讨厌！我要做一只凤，飞得比所有的龙都高的凤！这当然是电影的杜撰，但是的确很好地反映出了慈禧对于政治权力的野心和贪欲。
后来慈禧真的得到了机会，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安太后没有政治才能，在国家大事上拿不了主意，慈禧趁机大权独揽，终于成了当时大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另一特点就是富有政治斗争的智慧和经验。她开始垂帘听政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当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能够控制那么多的王公大臣，让他们都俯首帖耳死心塌地，除了她本身地位的尊崇之外，不能不说她具有超乎常人的政治天赋。
另外她能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多年，属下臣子…张之洞、李鸿章等…都对她忠心耿耿，而其竞争对手，如恭亲王奕忻，也都没能斗过她，这些也都是其超强政治智慧和经验的最好证明。慈禧太后另一个特点就是心胸狭窄，自私小气，报复心强，偏私护短，一旦发怒就失去理智，不讲道理。这是典型的女人心态。这种心态就导致慈禧太后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她的权力，对于她来说，别的都可以不计较，一旦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受到威胁，她将不顾一切地进行反击和报复。慈禧太后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对于近代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
在这一点上，也符合一个中国传统妇女妇道准则…无才便是德。在她心目中，火车还需要牛马去拉，修铁路会破坏风水，这些都是完全合理的。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所致，但是这些知识上的缺陷使得慈禧太后在心态上趋于保守，对于新事物和新时代都缺乏一种全面的了解和接受。综合以上特点，我们就能分析出慈禧太后在变法和政变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当时她已经归政给光绪皇帝，但是国家实权还是掌握在她的手中，光绪和几个书生搞什么变法她是不懂的，但是既然已经归政，变法和她也没有什么关系，她也就无所谓，随便怎么搞吧，而且据说日本的强大都是源自变法，她作为中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应该也希望国家强盛，所以最初慈禧对于变法不仅不反对，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支持。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素怕慈禧太后，如果没有得到慈禧的肯定，恐怕也不敢那么坚定明确地推行变法。
然而后来，由于变法推行的太过激烈，伤害了太多的原来封建国家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被伤害的这些人大多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亲信、家奴等等，所以这些人就以祖宗之法不可废等理由，到慈禧太后处告状，而慈禧本来对变法一事就不了解，没能体会变法对于国家的深刻意义，又听了这么多人告状的言论，难免三人成虎。
最关键的是，最后康有为等人竟然认为慈禧太后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的总后台总头目，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一来就彻底惹急了慈禧太后，她见自己的权力、地位甚至生命都受到威胁，怎能不大发雷霆？于是发动政变，扼杀了变法。慈禧太后政变当天，深夜由颐和园到紫禁城，面对光绪怒斥道：“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慈禧太后对变法其实并不在意，她在乎的是自己的地位、权力受到威胁。再看看光绪皇帝。光绪是慈禧的外甥，4岁就被抱进宫里做了小皇帝，从此生长在一个没有亲情关怀的冷漠环境下，这种畸形的生活使得他缺乏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历练。年幼的他只是慈禧的一个傀儡，一枚棋子，有了他，慈禧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垂帘听政。而当他渐渐长大，对于自己的地位有了明晰的认识，就开始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堂堂大清朝的皇帝，为了求见自己的姨妈，不得不在颐和园跪候懿旨，有时候甚至还得给李莲英等太监行贿，否则不知道要跪到什么时候。这是何等的屈辱？后来慈禧虽然让他亲政了，但是有名无实，光绪帝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多少权力，不说别的，单说人事任免权，光绪只能任免六品以下的官员（所以给康有为的官职也就只是六品），而真正的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手中。
他们都在怎么想（2）
甲午战败，给了光绪极大的刺激，他意识到国家的兴亡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责任。就这样，对国家的责任感、对自己没有实际权力的失落感和长期以来受到慈禧管制的压抑感综合到一起，使得他对于号称能帮助自己摆脱这一切的变法维新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于真心想帮助他获得一个皇帝应有的地位的人…康有为等维新派，他也给予了极大的信任。
而政治斗争经验的缺乏、长期压抑一旦爆发的逆反心理状态，使他在变法过程中表现得急躁冒进，不顾一切，恨不能把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顷刻间就扫荡干净，从而建立起真正属于他的新国家。
这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传统保守的国家，进行改革本来就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再这样不讲究斗争策略，失败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年轻人常见的头脑冲动、缺乏经验和光绪帝长期受压抑一旦释放的逆反心理结合起来，再加上只有虚名没有实权的现实情况，导致了光绪帝最终变法的失败。
接下来再谈谈康有为。正如前两节所说，康有为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学者，他的思想在当时惊世骇俗，他的学问也具有很强的开创性，可以说，如果单从学者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成功者，为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康有为的悲剧在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学者或者思想家，他还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之所以他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无外乎两点：一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梦想在康有为头脑里还是很有地位；二是中国对外丧权辱国的现状使他觉得现实的变革比思想领域的开创更有价值，更加急迫。基于这样的个人野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康有为开始谋求现实政治权力，然后推行自己的变法救国策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康有为还是表现出书生气的一面：不切实际、盲目求快、目光短浅、想法幼稚。他没能看清当时皇帝只是傀儡的政治局势，不知道变法能否成功取决于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而只是从国家正统理论出发，认为太后应该真正归政给皇帝，然后由皇帝来出面组织改革。等到光绪对他的变法产生兴趣并给予信任之后，康有为更加坚定了自己这种幼稚的信念。变法真正开始之后，也是他急功近利，怂恿光绪进行激进的改革，企图一夜之间变法成功，国家富强，他自己也功成名就，成为国家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在受到光绪赏识，自己最为风光的时候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得志时候的趾高气扬：一日荣禄与康有为在宫中相遇，两个人短短的对话简直就是一段精彩的戏剧台词：
荣禄：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既变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354页。）
那个瞬间，荣禄肯定觉得后脖颈上寒风嗖嗖！
等到大批保守派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状的时候，康有为完全不懂政治斗争的艺术，不会尽量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支持，反而把慈禧看成是变法的障碍；更不顾自己和皇帝毫无实权的现状，竟妄图除掉慈禧；最后还不能很好地选择合作伙伴，把希望寄托在态度暧昧不明的袁世凯身上。
政变失败，维新派遭到通缉，康有为此时又贪生怕死，逃到日本，不肯杀身成仁，表现实在差劲。作为一个意图成为中国精神领袖的人，其实失败倒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如果康有为能从容就义，将有无数的后来人受他感召，以他为榜样，继续改造中国的事业，而他在历史上也会博得很好的名声；而他却选择了流亡日本，并死抱光绪皇帝不放，成为保皇派，比起变法同志谭嗣同来，康有为的精神境界就差了许多。
后人曾有对联说：复生，不复生矣（谭嗣同字复生）；有为，岂有为哉？就是对这两人的最好评价。总的说来，正是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句话用在康有为身上，再合适不过。
他们都在怎么想（3）
变法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袁世凯。他一向被人认为是使变法失败的最大罪人，是叛变者，变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