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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的司汤达在《红与黑》的结尾标明，这部小说献给“少数幸福的人”。司汤达自己曾经在小说创造中找到了幸福，然而他笔下的于连却是个失败者，于连并不是真的向往世俗的利益：权势、金钱、女人。他向往幸福，向往真正的爱情。在他那短暂的人生中，他不断地质问自己：在个世界里，我该怎么办？他始终都没找到答案，最后，在死神降临前夕，面对雷纳尔夫人的爱情，他才瞥见了从幸福的宫殿里透出来的一缕可怜的光亮，然而他就要死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世俗的抑或心灵的幸福。
于连一生下来就处于不幸的包围之中，不幸使他变得非常敏感、自尊、富于想象力，然而不幸使他变得神经质，他时时刻刻同他头脑里虚构的危险进行抗争，他的受局限的想象力只能隐隐约约地、隔得远远地眺望未来。他只根据近在眼前的爱情来看待人生的一切利益。他知道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也知道眼前的爱情并不能彻底拯救他，然而他执拗的性格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情。结果，爱情，不管是雷纳尔夫人的还是拉莫尔小姐的，像飓风一样卷走了他的一切。他像一棵树，被爱情连根拔起，拦腰截为两段。他对笼罩在头顶的乌云是那样敏感，不顾一切地想拨开它，然而它实在太强大了。他的生命是那样渺小，像一颗尘埃，无力地在空中漂泊。
当不幸终于开口吞噬于连的时候，在狱中，这位滑铁卢战役以后王朝复辟时代的法国青年开始冷静地反思：
“对别的人来说，我至多不过是一个也许。”
不过是一个也许！于连这句话击穿了一百七十年的时空，重重地打在我的脑袋上。多年以来，我似乎总在热切地渴望着什么，我有时雄心勃勃，有时心灰意懒，常常被自己的内心的波涛掀起又重重地掼下。可是，不管怎样，“对别的人来说，我至多不过是一个也许！”一个也许！更要命的是，我大概只有在临死的时候才会对它有切肤之痛。可是到那时还有什么用呢，因为死亡的空洞已经无法填补了。就像于连·索黑尔。
于连死了，但是他的精神不朽，就像不幸也会不朽。夜深人静，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人默坐窗前，看见黑暗中的于连正迈着忧伤的脚步朝我走来，他那双善良的、漂亮的大眼睛在诉说着什么呢？
2001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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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法）司汤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恐怖症】
本文所说的时间恐怖症，存在于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中。它不是那种常见的时间恐怖症，后者在文学和现实中都有不少：人们因为时间飞逝、光阴不再而产生恐惧之情，恐惧不断堆积，最后酿成心理症甚至精神病。
在《说吧，记忆》一书的开头第一句，纳博科夫这样定下全书的基调：
“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
人生短暂，没有比这更加朴素的真理了。能否认识到这条真理，常常被用来区分一个成人的头脑是否正常。纳博科夫以诗意的灵动再次阐述这条真理，并让它统率全书。
不过，这并不是一条自在的真理。它自始至终都是人类大脑的分泌物。在人类出生之前，在人类认识到它之前，在人类全都成为化石之后，它是不存在的。
是啊，人生短暂，每个正常的成人都会这样想。然而，它投在每个人心中的阴影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深浅，有人感到麻木，有人感到灼痛，有人则被无法排遣的恐怖紧紧攫住。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的开头就叙述了这样一位“时间恐怖症患者”：
“我知道有一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在第一次观看他出生前几个星期拍摄的家庭电影时，经验过某种类似恐惧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几乎毫无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于是他认识到他根本就没有存在于此，也没有人会为他的缺席而悲伤。他望见他母亲在一扇楼窗里挥手，那陌生的动作令他不安，仿佛是某种神秘的告别。但尤其使他害怕的是看见一辆崭新的婴儿车停在门洞那里，带有一具棺材自满的，侵犯的气氛；甚至那也是空的，好像在相反的事件过程里，正是他已经粉身碎骨。”
在纳博科夫看来，生命只是一道光缝，是黑暗中最微弱的闪光。永恒的黑暗像监狱的墙壁堵在生命的两头。生命左冲右突，却始终找不到出路。纳博科夫描述的这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也许就是作者自己），他的恐惧并非来源于对死后的担心，而是来源于对出生前那片黑暗的想象。那是可怕的虚无。
类似的时间恐怖，列夫·托尔斯泰也曾深刻地体验过，在《早年回忆》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从我出生到三岁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吃奶、断奶、学爬、学走、学说话，可是无论我怎样在记忆中搜索，却找不到一点印象，想想都觉得奇怪，可怕……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我的？什么时候我开始生活的……从五岁的幼童到今天的我不过一步之遥。从新生儿到五岁幼童，那距离就大得可怕了。从胚胎到新生儿，中间隔着的是深渊。从不存在到有胚胎，那中间隔着的已经不是深渊，而是莫名的什么。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生命都越来越屈从于这些形式，然后再从这引起的形式中解脱……”
和他的俄罗斯同乡纳博科夫一样，托尔斯泰把存在的虚空比喻为“深渊”。“深渊”，当我们在恶梦中见到它的时候，它是多么恐怖啊。
200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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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吧，记忆》（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是菲利普·罗斯的非虚构作品——《遗产》的最后一句话。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菲利斯·罗斯用一部书的叙述，昭示这样一个简单的却是启示录式的道理。
为什么“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部书的标题——“遗产”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因为那是“遗产”。
在这本书中，菲利普·罗斯记录了年迈的父亲从得病到死亡的过程。1988年，八十六岁的老父赫曼·罗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半边脸瘫，因为脑子里长了一个肿瘤。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作家为父亲联系治病，照顾父亲手术后的生活，最后为父亲送终。
这中间，有一段情节：
经过一次手术后，父亲大便失禁，浴室里“到处是屎，防滑垫上粘着屎，抽水马桶边上有屎，马桶前的地上一坨屎，冲淋房的玻璃壁上溅着屎，他扔在过道的衣服上凝着屎。他正拿着擦身子的浴巾角上也粘着屎……连水槽托架上我的牙刷毛上也有”。
在细致地打扫父亲留下来的烂摊子后，作家体察到：
“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因为那是遗产。而遗产是“屎”。“屎”既是你必须直面的活生生的现实，又是赫曼·罗斯式遗产的隐喻，更是美国式传统的隐喻。
赫曼·罗斯，一个普通的美国犹太老头，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优点，也有令人难以容忍的缺点。他的父母坐着低等舱漂越大西洋移民到美国，他自己则为了生存在美国苦苦挣扎。他坚韧到可以每天晚上挨家挨户敲开黑人家的门收几分钱的保险费；他节俭到明明有钱也不订《纽约时报》，而是每天等着别人看完再传给他；他固执到几乎让他的母亲在最后几年彻底崩溃……所有这些事，你都不准忘。作家这样告诫自己和世人。哪怕是臭屎，那也是你要必须面对的活生生的现实：当你抛开恶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感甩到脑后时，你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
而我们所处的社会总是在努力告诉我们：你应该学会忘记。以前是革命，现在是改革。以前是疾风骤雨式地和过去划清界限，现在遗忘和隐瞒则已经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
是啊，屎是那么臭，过去是那么不堪，干吗还要留作遗产。
那些有可能成为历史记忆的尴尬事实都被埋葬。昨天发生的事，昨天就埋了。不需要任何送葬仪式，埋得越快越好，烂得越快越好。我们没有过去，也无从知晓历史的真相。我们只有一切向前看的英勇斗志。我们没有悲伤也不拉屎。我们必须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忘记过去。
国家和民族是这样。这个国度里的你我也是如此。我们早已陷入中国式集体无意识的泥淖。当你遭遇失恋，所有的人都会给你同样的建议：忘掉一切吧。于是，遗忘成为唯一的疗救，爱情的创伤成为自我的禁忌。你如果干了坏事，内心给自己的忠告也是：忘掉。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自己面对。
我们没有遗产。什么都忘记了。
2006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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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美）菲利普·罗斯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帝国的种子】
“1793年9月14日，蒙古，清晨4时，天色依然漆黑。在朝廷避暑的热河行宫内，纸灯笼罩着天子的帷幄。在庞大的英国使团中，被允许进入帷幄的唯有马戛尔尼勋爵……”
这样的开篇，将我深深吸引。我仿佛潜回到了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天，仿佛成了那个庞大使团中的一员。但是我和那些英国人不一样，我不傲慢，也不冷漠。我像一个梦游者，行走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注视着两百年前的同胞。我的目光也和他们一样，沉重而哀伤。
书名叫《停滞的帝国》，在书的扉页，作者佩雷菲特引用了黑格尔在1822年给中国下的著名论断：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在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说的是“中华帝国”，而黑格尔和“中华帝国”都早已寿终正寝，因此，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对黑格尔生气。反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停滞不前的观点实在太容易了：那么伟大的发明，那么伟大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那么伟大的革命！那么伟大的主义、思想和理论……既然那么“容易”，大家就不要反驳了吧。否则只能证明我们思维的不变性。谦卑些吧。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吧。
事实上，只要你稍微有点自知就会发现，在21世纪中国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基因里仍然带着乾隆时代的全部遗传信息。
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抗日战争、美英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些骇人听闻的历史相比，本书描述的事件实在太微不足道：1792年9月，英国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向清朝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使团，分乘五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海上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真是一件小事，表面看来不过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