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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天晚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闻到一种这几间房子里从来没有过的气味，像是有人摇晃一株茉莉发出的浓郁芬芳。我睁开眼，嗅了嗅周围浑浊浓重的空气。我说：“你闻到了吗？”阿达本来睁着眼瞧我，一听我说话，她把眼睛合上了，把脸扭向别处去。我又说：“闻到了吗？好像是在哪儿种的茉莉花。”她说：
“这是九年前贴墙根的那株茉莉花的香味儿。”
我坐在她腿上说：“可是现在没有茉莉花啊。”她说：“现在没有了。九年前，你出生的时候，靠院子墙根那里有一株茉莉。到晚上，天一热就闻得出这股香味儿。”我趴在她的肩头上。她说话的时候，我瞧着她的嘴。我说：“但那是我出生以前的事啊。”她说：“是啊。那年冬天特别长。我们不得不把花园清除了一遍。”
那股芳香还在空气中飘荡，温馨、浓郁，压过了夜间其他气味。我对阿达说：“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她沉吟了一下，然后朝月光下的白墙瞥了一眼说：
“大了你就懂得了，茉莉是一种会走路的花。”
我还是不懂。我感到身体猛地一颤，好像有人碰了我一下。我说：“哦！”她说：“茉莉花和人一样，死了以后夜间就出来游荡。”
我一语不发地紧紧偎依在她肩下。我在想另外一件事，想厨房里的椅子。下雨天，外祖父用这把破椅子烤鞋。我知道厨房里有个鬼魂，每天夜里戴着帽子坐在椅子上观赏灶膛里熄灭的灰烬。过了一会儿，我说：“大概和那个坐在厨房里的死人一样吧。”阿达看了看我，瞪大眼睛说：“哪个死人？”我说：“就是每天夜里坐在外祖父烤鞋用的椅子上的那个死人。”她说：“厨房里压根儿就没有死人。那把椅子除了烤鞋之外派不上别的用场，所以一直放在灶火旁边。”
这是去年的事了。眼下情况不一样。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一具尸体，一合上眼，就看见他在我眼前黑洞洞的空间里晃动。我想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可是，她和外祖父交谈起来。她说：“您看会出事吗？”外祖父从手杖上抬起下巴，摇了摇头说：“照我看，起码有不少人家会把米饭烧焦，牛奶也会泼落一地。”
6
起先，大夫每天睡到七点。一到七点钟，他就来到厨房，上身穿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颈，黑乎乎、皱巴巴的袖子卷到臂弯，沾满油污的裤子高抵前胸，外面系着腰带，比实际的裤腰低一大截子。你会感觉他的裤子随时要掉下去似的，因为没有一个结实的身体来支撑它。他倒是没见瘦，但脸上看不到刚来那年的军人的桀骜之气了，现在的神情是失意、疲惫，不知道自己一分钟以后会怎样，也没有心思盘算这些。七点钟一过，他喝完咖啡，无精打采地跟大家应酬几句，就回到房间里去了。
他在我们家住了四年了。作为医生，他的认真劲儿在马孔多算是出了名的，然而他性情粗鲁、放荡不羁，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可畏而不可敬。
原来镇上只有他这么一个大夫。后来，香蕉公司来到马孔多，并且开始铺设铁路。打那以后，小屋里的椅子就显得多余了，因为香蕉公司开办了职工医院，四年来找他瞧病的人都不来了。他眼瞅着“枯枝败叶”踩出了新路，但是没有吭气。他依然敞开临街的大门，成天坐在皮椅子上，眼瞅着人们熙来攘往，可就是没有人登门求医。于是，他上好门闩，买了张吊床，往房间里一躲，不再出来了。
那时候，梅梅每天早上给他端去香蕉和橘子。吃完，他把果皮往墙角一丢。礼拜六梅梅打扫卧室的时候，再把果皮收拾走。谁要是看见大夫的那副神情，一准会想：要是哪个礼拜六梅梅不来打扫，这间屋子变成了垃圾堆，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的。
现在他什么也不干，几小时几小时地躺在吊床上，晃来晃去。从半掩的门望进去，可以在昏暗的房间里影影绰绰地看见他，干巴巴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头发乱蓬蓬的，那双冷酷无情的黄眼珠里显出一种病态，他分明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吃了败仗。
他住在我们家的头几年里，阿黛莱达表面上若无其事，或者说是无可奈何，或者说实际上是迁就我的意思，让他留在这里。后来，诊所关门了，大夫只在吃饭的时候才走出自己的房间，坐在桌边，总是那么沉默寡言，闷闷不乐。这时候，她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说：“养着这么个人简直是造孽，供养他就好比是供养魔鬼。”而我呢，总是袒护他。这是出于一种混杂着怜悯、敬佩和同情的心情（不管现在怎么说，当时的心情里确实含有不少同情的成分）。我固执地说：“还是得养活他。他在世上无亲无故，需要大家体谅他。”
过了不久，铁路通车了，马孔多变成了一个繁华的集镇，来了不少陌生人，盖了一家电影院和许多娱乐场所。那一阵子，人人都有活儿干，唯独他闲着没事。他还是把自己幽闭在房间里，躲着旁人，吃早饭的时候，踽踽独行到饭厅，说起话来还是那么坦然自若，甚至对小镇的光辉前景也觉得蛮不错的。一天早上，我头一次听他讲了这样一句话：“等咱们习惯了这些‘枯枝败叶’，一切就会过去的。”
过了几个月，人们时常看到他在黄昏之前到大街上去，在理发馆一直坐到天黑。他和别人在理发馆门口聚成一堆儿一堆儿地聊闲天，旁边撂着活动梳妆台，或是高脚凳子，这些是理发匠搬到大街上来，让顾客享受享受傍晚的凉爽天气的。
公司的医生实际上已经剥夺了他的谋生手段，可他们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到了一九〇七年，马孔多已经没有一个病人记得他了，他本人也不再盼望病人上门了。这时候，香蕉公司的一位医生向镇长建议，要求全镇的专业人士来一次登记注册。礼拜一，在广场四角贴出了告示。大夫看了，认为与己无关。还是我找他谈，告诉他最好去办个手续。他平心静气、无动于衷地回答我说：“我不去，上校。这种事我再也不干了。”我压根儿不知道他有没有合法的行医执照，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旁人猜测的那样是个法国人，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家，他肯定是有家的，可是从来没听他提过一个字。过了几个礼拜，镇长和镇长秘书来到我家，要大夫出示证件，登记他的行医执照。他索性连房门也不出。直到这一天——他在我们家住了五年，和我们同桌共餐了五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呢。
自从我在教堂里看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梅梅，又在小药店和她谈心之后，我开始注意到我们家那间关得严严实实的临街小屋。十七岁的人了（当时我刚满十七岁），这点事还是能够注意到的。后来我才知道是继母上的锁，而且不许人碰房间里的东西。里面有大夫买吊床以前睡过的床铺，还有装药品的小桌子。他没把桌子搬到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里去，只把他在万事亨通的那几年积攒下来的钱拿走了（这笔钱估计少不了，他在我们家没有什么开销，后来梅梅用这笔钱开了个药铺子）。除此之外，在垃圾堆和用他那种语言出版的旧报纸堆里，还有脸盆和几件没用的衣服。这些东西似乎都沾上了继母说的什么邪祟或魔法。
我注意到屋子被封死这件事，大概是在十月或十一月（梅梅和大夫离开我们家三年以后）。因为我记得第二年年初，我就盘算着把马丁安置在那间屋里。结婚以后，我也打算住进去。总之，我一直在打它的主意。和继母闲聊的时候，我甚至提出来，现在应该把锁拿掉，解除那道不许进入这间温暖和煦的屋子的毫无道理的禁令。然而，在给我缝制嫁衣之前，谁也没有直接和我谈过大夫的事，更没有讲过那间屋子的事。屋子似乎还是大夫的，是他身体的一个碎片，只要家里还有人记得他，他和我们家就永远是藕断丝连。
本来一年前我就要结婚的。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影响，当时我对周围事物的印象很淡薄。给我准备婚事的那几个月里，我对许多事的确还是糊里糊涂的。我记得，在跟马丁结婚的前一年，他似乎只是一个模模糊糊、若有若无的影像。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才希望他住在那间小屋里，和我靠得近一些，这样我才能感到他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在梦幻中相识的未婚夫。可是，我没有勇气和继母谈这些想法。当然，最自然的莫过于直接对她说：“我要去把锁拿掉，把桌子放到窗户跟前，把床抵着靠里的墙。我要在架子上放一盆石竹花，在门的过梁上插一枝芦荟。”但是，我胆小，没有决断力，再说我的未婚夫又是那样一个飘飘忽忽的人。我只记得他是个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形象，仅有的具体的东西大约就是那撇亮闪闪的小胡子、略向左偏的脑袋和从不离身的四个纽扣的外套。
七月底，他来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过了一天。他先是在办公室里和爸爸谈话，话题总不离一桩我一直搞不清楚的神秘生意。下午，我和马丁陪继母到树林去散步。傍晚回来的时候，他走在我身边，离我很近。在绯红的晚霞中，我觉得他更是虚无缥渺、似有若无。我心里明白，我永远也不可能把他想象成一个具体的人，在他身上我永远也不会找到某种坚实的东西。否则，一想起他我就会勇气百倍、毫不踌躇地说：“我去给马丁收拾一下那个房间。”
直到我们举行婚礼的前一年，“我要和他结婚了”这个想法，对我来说还是难以置信的。我是在二月间为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时候认识他的。当时，我们几个姑娘唱着歌，拍着巴掌，尽情地嬉戏，这是唯一允许我们享受的娱乐活动。马孔多有一家电影院，一架公共唱机和其他娱乐场所。可是，爸爸和继母都反对我这种岁数的姑娘到那里去玩。他们说：“那是给‘枯枝败叶’玩的地方。”
二月，中午天气炎热。继母和我坐在走廊上，缉一件白衣服，爸爸在睡午觉。我们做着半截活儿，他拖着一双木屐走过去，用脸盆倒凉水冲脑袋。晚上，气候凉爽，天空邈远，整个镇上都能听见为孩子守灵的妇女们的歌声。
我们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那天晚上，梅梅·奥罗斯科的声音仿佛比哪一天都更悦耳。她身材瘦削、干枯、僵硬，像把扫帚，可是她唱得比谁都好听。歌声刚一停顿，赫诺维娃·加西亚就说：“外面坐着一个外乡人。”大概除了蕾梅黛丝＇1＇·奥罗斯科以外，大家都停止不唱了。赫诺维娃·加西亚又说：“想想看，他穿着一件外套，一整夜都在不停地说话，而其他人都一声不吭，听得津津有味。他穿了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挽着裤腿，露出系松紧带的袜子和带眼儿的靴子。”梅梅·奥罗斯科还在唱。我们拍起巴掌，齐声喊道：“咱们和他成亲去吧。”
后来，我在家里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总觉得这不是真的。说话的人似乎是几个虚幻的妇女，她们在一户死了个虚幻的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