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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才1岁左右的蒋纬国在这年8月生了一场重病，小命差点不保。那时，蒋介石与姚冶诚带着幼子住在上海陈果夫家的阁楼上。有个晚上，一阵穿堂风刮过来，几扇窗子突然关闭。此时蒋纬国开始哭闹不休，并有发烧现象。起初，蒋、姚两人以为是受到惊吓造成的急惊风，但还是请来当时在上海挺有名气的日本医师看看。这位医师诊断，蒋纬国得的是脑膜炎，传染源可能是蟑螂，不过医师没能把病治好，病情看来似乎愈来愈严重，两人一筹莫展。陈果夫的妻子眼见蒋介石及姚冶诚整天在阁楼上抱着孩子，就对他说：“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躲在阁楼上就晓得抱小孩，抱得活吗？孩子交给我，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没法子，只好听天由命。”蒋、姚听从吩咐，将儿子交给她。“我母亲日后告诉我，那时我几乎是奄奄一息，果夫夫人认为父母亲只懂革命不懂孩子，把他俩‘赶’出去之后，就自己去想办法，”蒋纬国谈到这段童年往事，不禁莞尔，“果夫夫人也是个三脚猫土郎中，她到隔壁中药房抓了服‘金老鼠屎’，这种药和普通的‘老鼠屎’药都因为外观是米粒状，有些像老鼠屎而得名，‘金老鼠屎’的药量多了一倍，并且用金纸包起来，通常这种药是解毒用的。”蒋纬国病重，果夫夫人死马当活马医，以成人用量的两倍喂孩子吃，第二天症状就减轻多了，并且停止哭闹，非常有效。再服了几天正常剂量，病就完全好了。不过，日本医师继续为蒋纬国看病，并且投以西药。医师特别嘱咐，孩子以后求学，凡是与计算或思索有关的，在初中以前不可超过一个钟头；在高中以前，不可超过两个钟头。读完高中以后，因为脑子完全长成，就没问题了。遵从指示，对于蒋纬国而言并没有什么困难：“我小时候一向听话守纪，所以年龄比较大之后，听母亲这么讲了医师的指示，就照着吩咐做，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停。”日后证明，他并没有因为这场大病而使脑子受损。
蒋介石年轻时看待经纬两儿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国幼时木讷畏缩，甚难讨父亲喜悦；纬国则是聪明伶俐，而且自懂事起，就能自我约束———“调皮不捣蛋”，所以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在戎马倥偬之际，蒋介石每当心情烦闷时，见着次子，逗乐耍闹几番，总能一解其忧。蒋纬国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家时，常让他骑在脖子上，口中“囝囝，囝囝”亲昵地叫个不停。日后对中国现代史有着根本影响的蒋家，大概在这个时刻最接近一般寻常人家了。如今迈入80岁，也历经几番人生风雨的蒋纬国，仍然觉得“调皮不捣蛋”就是他重要的人格特质之一。
1920年，蒋介石带着姚冶诚母子回到溪口。王采玉有严重的气喘病，蒋介石要姚冶诚侍奉母亲。浙江溪口是个小村，依山傍水，主要街道沿着小溪而筑，溪的上游叫上街，家境好些的多居于此。而蒋家住在下街，经纬兄弟幼时的名字，一为“建丰”，一为“建镐”，此屋也就名为“丰镐房”。当年的溪口镇上街经营玉泰盐铺的蒋肇聪过世时，名为“周泰”的次子蒋介石仅9岁。同父异母的哥哥蒋周康虽然过继给另一房，而且也已搬出，母亲王采玉厚道善良，仍然决定把遗产分一份给他。
在蒋纬国的印象里，姚夫人回到溪口后与毛夫人相处并不融洽。毛福梅虽然不为蒋介石所喜，但是并没有就此离开蒋家，因为王采玉也需要服侍，就让她住在丰镐房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我母亲带我回溪口家里之后，祖母当时病得很严重，整天躺在床上，为了侍奉祖母方便，母亲便把毛夫人接到家里住，没想到她反而要我们母子住到柴房里去！”蒋纬国回想当时情景：“柴房不大，一个角落养了几头猪，另一个角落堆着稻草，我们就睡在草堆上，下面铺的是稻草，上面盖的也是稻草。”他说，稻草里有许多跳蚤，他和母亲被咬得浑身是红点，母亲是大人还抵受得住，他则没多久就病了。换个环境成为必要的考虑。蒋周康家条件很好，不过，蒋介石把母子俩从上海带回溪口，临走前曾经吩咐姚冶诚：“不管家里再怎么苦，你们不可搬到大伯那里去！”蒋介石所以如此吩咐，是因为大伯家里富有，他虽穷，但仍不想依赖哥哥。不过蒋纬国病得不轻，而且姚夫人也得悉心照料婆婆，所以在大伯母的坚持下，蒋纬国终于住到蒋周康家里，并且在上海就医。
1922年，姚冶诚带着稚子搬到宁波。和溪口比较，宁波就是大城市了，母子俩以一年90元的租金，在江北岸花墙弄引仙桥，租到一栋相当大的楼房。这栋楼房是凶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但是那时蒋家不算富有，就看在租金便宜的分上，搬了进去。
对于哥哥，蒋纬国的心情可以用“敬畏”两字形容———既敬且畏。蒋纬国觉得哥哥的心志坚定，处事平稳，富正义感，且颇具才干，所以敬之；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哥哥城府很深，对于自己又有所算计，且掌握了政治网，所以畏之。他在哥哥在世时，几十年来与哥哥相处的方式，就是避免起冲突，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包括湖口事件在内，他自己觉得有什么来自哥哥的委屈，是从来不向父亲提起的。但经纬兄弟之间的个性又实在差异太大。蒋经国的领导及识人能力很强、深具正义感而嫉恶如仇，固然早已受到外界肯定；然而内向、城府甚深、人格多重、多疑也是在他过世之后，从亲近他的人士口中慢慢传出来的。而蒋纬国则是外向、爽朗、幽默、易与人推心置腹。所以有如此不同的差异，应该和幼年的际遇及青年时期出国进修的环境有关。蒋经国并未受到蒋介石的疼爱，有时甚至在威严的父亲面前怕得发抖；而蒋纬国则自幼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成为蒋介石忧烦之时的安慰。
蒋经国随后于16岁赴俄留学，在俄国的12年间，物质上、精神上均甚缺乏，又遭受不少挫折，吃了很大的苦，但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而蒋纬国则赴德留学，在德国获得正统的普鲁式军人教育，也在良好的生活环境下，习得欧洲优雅的风度。两人的际遇不同，日后的表现自然也就分道扬镳，连生活态度都有所不同。例如，蒋经国不重穿着、吃喝，他外出时，常常是夹克配西裤；饮食方面，外出时经常是路边摊，在家则是几样百吃不厌的家常菜，如果有剩，则下顿再吃。而蒋纬国则是重视仪表，懂吃会喝，十分欧化。蒋经国在留学期间养成吃苦及节俭的习惯，再加上曾经受到共产主义教育，对于财产方面的看法及处理上就有所影响。他自己不置产，也厌恶别人置产，认为这与品德操守良莠有关，特别是高级官员，有几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因为购置了较为宽敞的房舍，结果因此去职。而蒋纬国的生活态度则是，只要能力负担得起，他宁愿享受较佳的生活品质。所以在台几十年来，他几次换房子，房子愈换愈大，最后在台北市溪山里至善路盖了栋不小的房子。据蒋经国生前重用的一位要员指出，蒋经国对弟弟这栋房子曾表示“不以为然”。
兄弟的个性差距如此的大，也就成为亲情上的另一种障碍。“其实我和哥哥基本的人生观就有很大的不同。”蒋纬国叙述他们兄弟之间，在处世态度上就有根本的差异，“哥哥认为应该是‘为工作而生活’；而我则是‘为生活而工作’。”蒋纬国在蒋经国在世时，曾经谈过如此观念。有人因此来问他，指出他这个观念，和他哥哥所言完全不同。蒋纬国回答，他相信哥哥“为工作而生活”的观念，应该是自我勉励，以激发斗志，但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而言，应该是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必须工作。
1988年1月13日中午，前一天还正常上班的蒋经国突然在家中大量吐血，医师抢救无效，就此离开人世。由于事出突然，没有一个亲人随侍在侧。蒋纬国是哀伤的，这辈子除了父亲，受哥哥影响最大，他始终以服从之心以待，却未曾受到哥哥信赖。但终究相处了几十年，即使哥哥防他，亲情仍在。如今霎时天人永隔，面对已无气息的遗体，他突然为哥哥感到难过，因为哥哥生前在山之巅，难以觅得可以分忧的知己；死时，走得又是那么孤寂。
蒋经国夫人蒋方良
蒋经国的夫人，原名芬娜，是俄国人，她和蒋经国是在俄国认识的，那时的蒋经国正在莫斯科留学。二人在婚后先后生下孝文、孝章、孝武、孝勇三男一女，全家人和睦幸福地生活在台湾。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三个儿子也相继去世。接连不断受到打击，蒋方良过着孤寂的晚年。
蒋经国夫人，原名芬娜，是俄国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有关她的报道很少。有些关于蒋方良的传闻，有的无法证实，所以，她带有神秘色彩。蒋经国在世时，蒋方良公开露面的时机，不外乎两个场合：一个是蒋经国出国访问时，她会到机场迎送，或有外宾来访时，她迎送宾客和出席宴会；另外一个时机是每逢大小选举，她和蒋经国总是一道去投票。蒋方良与蒋经国是在俄国认识的。蒋经国于1925年底，也就是他刚满16岁的时候，由蒋介石批准到莫斯科去留学。没想到蒋经国这一去几乎回不了中国，且差不多要了命。但蒋经国在苏联幸运地遇到了蒋方良女士，结为异国鸳鸯，而蒋方良也由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1931年，苏联发生大饥荒。消费品、食用品，如鱼、肉、糖、肥皂、牙粉、鞋、袜等，不论城市农村，一概奇缺，蒋经国被送到农村体验生活。这对蒋经国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以后，蒋经国又到工厂去工作。在工厂里，蒋经国节节高升，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工厂写“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翌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的主编。事业得意，并带来了爱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慧眼独具，看上了蒋经国。芬娜是个孤儿，金发蓝眼，有一种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处处受到尼古拉（蒋经国的俄文名）副厂长的悉心照顾，内心感激不已。蒋经国卧病，她悉心奉侍汤药，情意绵绵。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
据日本人所写的《人间蒋经国》一书记载，蒋经国是在1934年担任重型机械工厂作业所主任时，认识蒋方良的，当时蒋方良刚自技术学校毕业。有关蒋经国认识蒋方良的经过，台湾曾流传了一段神话般的故事。故事说，在蒋经国派到那家工厂做工的时候，有一晚加班到11点多，很晚才回家，回宿舍途中，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一位女子，她就是蒋方良。大汉意图不轨，这时蒋经国来了，大汉起初并不以为然，因蒋经国个子不高，以为没什么本事，没想到蒋经国体格壮硕，胳膊很粗，两三拳就把大汉打倒了。蒋经国以英雄救美的方式，得到这位俄国女子的青睐。
芬娜女士嫁给蒋经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