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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母亲徐曼丽是德国人，外向而好客。她的父母亲感情很好，母亲对中国习俗并不十分了解，很多地方必须依赖她父亲。然而，她的父亲公事忙，很多事又不能亲自解决，必须通过她的母亲代理。例如，小的时候，学校开家长会，她的父亲无暇出席，总是请她的母亲参加。那个时候，她的母亲虽然会讲中文，却不熟练。因此，在很多有关孩子的特殊场合，她母亲总是让徐乃锦间接做主，她是家中老大，自然承担老大的责任。她母亲还有一位德国好友也嫁给了中国人，两夫妇在大学教书。不幸，这个太太得了重病，她的中国先生经济拮据，而那位德国太太临终前的最大愿望是“吃德国菜”。徐乃锦的母亲每天下厨为她的同胞做地道的德国菜送去。不久徐乃锦的母亲有事需出国，她请用人来给德国好友做菜，每星期换一口味。3个月后她母亲回国后，就去探视这个朋友，第二天她的德国好友才溘然瞑目逝去。徐乃锦的朋友说：“她回忆幼年生活，常常认为独立的个性与她的家庭结构有很大的关联性。”朋友们相信，这种“互相式”的家庭沟通形式，塑造了她“可以商量而非强制性”的处事立场以及热情而爽朗的交友态度。她的家总有客人。她的同学，她弟弟的同学，都喜欢到她家。她家本来住在安东街，后来搬到连云街，念初中时再搬到罗斯福路。她快乐的童年就是这一段时光。
除了忙于女青年会的日常工作，徐乃锦最大的兴趣在于音乐。她曾制作过两个音乐节目。徐乃锦的音乐细胞来自她的母亲。小时候，她常随母亲听德国音乐，慢慢培养嗜好。12岁那年，她的父母送给她一架钢琴，但是，学学弹弹，仅止于兴趣。一直到她高中毕业，到德国待了9个月时间，她住在她舅妈家，她舅妈是一个歌剧迷，她跟着舅妈，开始有机会聆听高水准的音乐演奏会。她和蒋孝文结婚从美返台，她的公公、婆婆知道她喜欢音乐，在回台的第一个圣诞节，送了她一架钢琴，她才又开始弹奏起来。她不会打麻将，平日以桥牌及高尔夫作为娱乐活动。
她的朋友说：“她做起事来，绝对脱离她的家族角色，跟你面对一个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她的司机不在，她自己开车，“她不会打电话要求派一个司机来”。在她朋友的眼中，她竭尽全力去避免“跟别人不同”。她惟一的女儿，高中毕业到英国念书，学的也是艺术。她的一位朋友说：“她让女儿在国外学习，不愿她马上回来，就是不希望她的女儿回来后，被人奉为特权人物，处处受礼遇。”万一她自己必须出门，除了必要的接待，或是联络上的方便，一般她不愿劳烦当地的官员。蒋孝文病前，她每个星期总要探望公公、婆婆两三次。去之前，她会先到花市买一些花。有时候，学得一道菜，亲自下厨做。她的公公、婆婆给她最大的支持是精神上的帮助。蒋孝文生病的那一段时间，她的女儿完全由公公、婆婆照顾。她常说：“公公、婆婆给我的帮助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表达我的感激。”而她的公公也常常告诫她：“不能给社会造成错误的印象，在穿着坐乘方面不能给别人造成奢侈的印象，特别不要给人特权的印象。”接触过她的朋友、同事，都认定她是一个极其敬业而又乐业的女性。她跟平常人一样地逐鹿于社会职业，她的背景优越，但她跟平常人一样忠于她的职责，而且，在她的工作中，她甚少提及她的家庭。一位她的朋友说：“作为‘第一家庭’的大媳妇，她并没有坐享她的身份地位，她只是一位充满活力与自信的职业女性。”她的朋友说：“徐乃锦承袭了她母亲热情而好客的血统。”比如，只要打电话到她家，她总是自己接电话，不假手他人。在徐乃锦的思维里，她像她母亲一样对朋友真诚而不求回报。
徐乃锦的个性倔强，做事总要求完美。她不喜欢逛街。她的作风是“要买什么，到那里买，买了就走。”她有朋友常说她的脾气像男性。当她还在童稚之龄时，就背着他的大弟弟玩水。她认为，这不是男女性别之分，而是每个人个性不同。她的很多朋友都认为，徐乃锦做起事来要求完美，是个杰出的女性。她的成功，虽然多少与其背景有关，但绝大部分是靠她个人的努力。徐乃锦有刚强的一面，也有女性化的一面，在几次慰问孤儿、老人、残疾人的活动中，经常可以发现到，她的一言一行充满了同情心，而且非常诚挚。她也曾表示过，社会中有太多比她更不幸的人，需要她去帮助。由此可以了解她的为人了。在蒋孝文的病情一度稳定时，她到“中视”担任5年执行秘书，同时为其制作“民谣世界”、“音乐一、二、三”两个音乐节目，另外，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每天上班半天，工作过5年。
徐乃锦是蒋家贤惠的媳妇，个性独立果断，精通多种语言，对音乐及歌剧颇有心得，而且事业心很强，一直希望靠自己能力获得成就感。如她接管台北市“女青年会”的会务，她的公公蒋经国对此相当支持，觉得从事这种社会工作十分有意义。蒋孝文虽然有病没有作为，但徐乃锦在蒋家的地位，仍是长嫂如母，连蒋孝武也得让她三分。这完全是因为她的影响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她的坚强、独立，不仅博得社会的敬佩，而且也得到家人的尊敬。当然她的不凡，并非源自得天独厚的家世背景，而是因为她在这个“第一家庭”外所扮演的平凡角色。她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弟弟学画，在国外，小弟弟经营旅行社。另外还有一个收养的妹妹。当年，徐乃锦的妈妈在一份报纸上看到有位8岁的女孩，她的母亲在她3岁时生病去世，她的父亲也因车祸离世，就与报社联络，让这小女孩正式成为徐家的一员。目前，小女孩的英、德文造诣极高，任职于徐乃锦小弟弟的旅行社。或许，因为“无后顾之忧”，她才能在社会工作的领域里放手而为。台北有家杂志著文说：“蒋经国的大儿媳徐乃锦，作为一个献身于社会工作的职业妇女，她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可能是蒋氏家族中最难得一见的品质。”
蒋孝文和徐乃锦有一女，名蒋友梅，小学就读于私立复兴小学。在复兴小学时的蒋友梅，同学都开玩笑把她的名字蒋友梅，用英文“倒装”读法，称之为“没有奖”———（蒋友梅），她亦丝毫不以为怪。如从细事去观察，蒋友梅应是很寂寞也很善良的女孩，她在小学时，因为家世太过显赫，同学都有不敢高攀之感。蒋友梅为了争取同学的友谊，常常故意将自己带去的一两百元大钞，装作“丢”在地上，然后自己捡起来大声问：“是谁丢了钱？”大家面面相觑，因为1971年前后，新台币最大面额的大钞为100元一张，自然很少小学生上学身怀百元现钞的。蒋友梅说：“没人丢？做班费！”———那是当时复兴小学的校规之一，学生在班中捡到了钱，如果没有人认领，就充为班费。蒋友梅为了博取同学对她的好感，不惜“自丢自捡”，时时捐为班费，确是一种近乎幽默的做法，当然一般家庭是学不来的。蒋经国工作回到家中，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友梅！GRANDPA回来了！”然后抱起友梅亲亲热热一番。后来，友梅大了，蒋家把她送到美国求学，蒋经国当然很不舍得，也没有办法。友梅在国外念书时期，经常抽空写信给最疼爱她的GRANDPA蒋经国，每次来信，蒋方良总是高兴得不得了，拿着信就跑去给蒋经国看。记得有一次友梅寒假抽空回台湾来看她的“阿爷”，蒋经国真是精神为之一振，病情好像好了一半。友梅腻在蒋经国的怀里，爷孙俩真是情深无限，这时，蒋经国忽然开口对她说：“友梅啊！你不要去念书了好不好？在台湾陪GRANDPA好吗？”蒋经国说完，友梅在他的怀里撒娇说：“不行啦！我还要去英国念研究生哩！”蒋经国和友梅一聊天总是聊个没完没了，可她哪知蒋经国的真正心意和内心世界很寂寞难耐，需要晚辈身边作陪啊！蒋友梅后自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继续在欧洲进修艺术。蒋友梅小时候在台北美国学校就读，最受蒋经国的疼爱。到英国读书，独立生活之后，蒋经国更为思念。她常回台探访蒋经国，有时陪母亲上街购物，在“女青年会”举办的游园会上也帮忙卖东西，她长得美丽大方，衣着朴素简单，没有什么架子，颇有其母之风。1984年8月，徐乃锦曾带女儿友梅到纽约探望宋美龄，与蒋纬国夫人和孔大小姐欢聚。
由于蒋家“国”字辈的一代并无姐妹，蒋孝章的出世，自然深得祖父母和父母的钟爱，每当哥哥或弟弟因惹父亲生气而受责罚时，经常由蒋孝章向蒋经国撒娇而化解。可见蒋家这惟一的大小姐在蒋家地位之优越，是第三代兄弟中无人可比的。蒋孝章赴美求学时，与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相爱，后结为夫妻，翌年生子俞祖声。
蒋经国和蒋方良膝下的子女，见于谱牒的，依序有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三男一女———文、章、武、勇，名字均为蒋介石所题。蒋孝文1935年12月出生在俄国，蒋孝章的出生则是她父母回来前的一年，同时，她出生后不久，蒋经国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西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州县县长”，亲戚之中都说她是一个幸运儿，替父亲带来幸运。此时，蒋经国的生母、蒋介石的原配毛夫人尚健在人世，毛福梅十分喜欢和钟爱这一双长孙男、长孙女，非语言可表达。这位比蒋孝文小两岁的蒋家孙女，由于蒋家“国”字辈的一代并无姐妹，孝章的出世，自然更获祖父母和父亲的钟爱。蒋孝文，男孩子幼时顽皮是在所难免，因此时常惹得蒋经国生气，甚至绑起来打。蒋孝章这位独生女，乖巧、美丽又善体父母心意，自然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甚至也成为哥哥的避风港。蒋孝文如有惹得父亲生气而将受责罚之时，往往央求妹妹，由蒋孝章为他向爸爸撒娇而化解。所以蒋家这一位惟一的大小姐，在蒋家地位之优越，是第三代兄弟中无人可比的。
蒋孝章到台三四年后，已是盈盈15之年，更是生长得婷婷秀丽如同浴露玫瑰一般。可是，由于她家的家世过于显赫，不但没有相当年龄的男孩子敢追求她，甚至连和她说话的男孩也几乎没有。1957年，她赴美求学，在美和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在一起。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早就旅居美国。当蒋孝章赴美求学时，乃托俞扬和就近照顾。蒋孝章远赴异域，在俞扬和细心照顾下，日久生情，终于结为夫妇。1960年举行婚礼。翌年生子俞祖声。这一年，蒋孝文也生了一个独生女蒋友梅。表姐弟成为蒋家的第四代。蒋经国初尝含饴弄孙之乐，自是喜气洋洋，比他对自己子女的喜爱，有过之无不及。据说，每当蒋孝章带着俞祖声回家，蒋友梅和表弟俞祖声在地上玩玩具的时候，蒋经国也常常会加入，与孙女和外孙在地下一起玩。蒋孝章携子回来省亲，每年总有两三次，每次一两个月，有时俞扬和也一道回来。他们都是悄悄来，悄悄走，不愿张扬惊动亲友。
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