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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穿了，也就是因为有高额遗产税，国外的富豪们才大多在生前捐出大部分的财产，不仅是索罗斯，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富人的仁，不是道德的促成，而是制度的结果。
按规则办事，这就够了。
经济和道德，实际上是两个范畴，虽然有所交叉，但绝不能混为一谈。谁都有不仁的可能，所以才需要市场的规范，需要法律的约束，让不仁的行为付出代价，让不仁的愿望不能实现。富人们仁不仁，不仅是人心好不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健不健全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到处都在嚷嚷着“为富不仁”，那么不仁的不仅是富人，还有这个社会本身。
劳心者的价植
十多年前，社会上流行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谓之“脑体倒挂”。何谓“倒挂”？就是头和脚颠倒了，置人于倒悬，这当然不正常！脑袋在上，天经地义。
其实，即使是在倒挂的年代，真正的书香门第，或者稍微有点见识的人家，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荒废学业，他们还是宁肯让孩子在作文里写上“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去造原子弹”，而不愿意看到他的理想仅仅是坐在街边上卖茶叶蛋。凭着一种直觉，他们知道什么是更高级的职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没有想到20世纪末会来这么一场浩浩荡荡的知识经济。知识突然就值钱了，成了资本，那些一夜暴富的网络英雄们，那些专利在手的科学家们，还有专门出点子的，舞文弄墨的，帮人打官司的，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收入高的人越来越多，行业虽然不同，却都披着知识的外衣，连舞台上唱歌的，球场上打球的，没有文凭都会被说成素质不高，从而使身价受到影响。受潮流影响，各色各样的老板们也从钱堆里探出个脑袋，呼吸几口知识的空气，不惜花大价钱去大学里搞个学位，生怕被当成了草莽英雄。
他们怕得有理，“草莽”从来都是成不了正果的。几千年前孔孟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智慧永远高于体力，要想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取得支配地位，你就必须是个“劳心者”。
劳心者少流汗，却并不意味着不辛苦，做一个劳心者是很多人的愿望，却不一定都能达到。这里面固然有天资方面的原因，认识也是个问题，就像哪怕在“脑体倒挂”的年代，真正有见识的人也不会放弃学习一样，对他们来说，读书更多是一种精神活动，其次才是谋生手段。学习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性格中的天然成分，那种欲望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更多的鞭策。
有些人家中虽然豪华装修，却找不到一个书柜，见不到一本书，甚至没有一份报纸杂志，阅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辛苦而生疏的事，也许在外力的强制下他会去学习，但压力一旦消失，他又和书本生疏起来。
一个人需要学习，首先因为他从学习中得到力量和乐趣，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去学习的人，都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他缺少原动力。
一边牢骚满腹地打着麻将，一边却严厉训斥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没有得到100分，这样的家庭是走不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哪怕考出一个硕士博士，骨子里也常常和知识没有感情，一方面靠知识吃饭，一方面对知识嗤之以鼻。
当然，知识和财富并不能直接划等号，知识分子里也有很多百无一用的书呆子，但是比起没有知识的人来说，书呆子的出路还是要好一些，普遍地说，高学历者的收入比低学历者多得多。
只要你承认我们的时代是信息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你就会认同知识的经济价值。教育是最大的投资，穷人往往既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又没有受教育的热情，结果成了知识缺乏的人群。这不仅直接影响到生计，而且更是断绝了后路，断绝了发展的前途！
合理的按劳分配
在商品经济时代，不劳而获不仅是不光荣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之所以有权获得收入，是因为他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社会才给了他回报。
有一位伟人说，一个人的价值大小，不是看他向社会索取多少，而是看他贡献多少。很多人就由此断定这个伟人的确伟大，因为他无私，只讲贡献。其实，圣人无私，所以成其私。伟人心无杂念，一意修行，终至功力深厚；仍无杂念，倾力奉献，最后成果卓著，他成了伟人！当然，荣誉有了，面包有了，一切都有了。
社会总是在进步的，这进步的成果每个人都在享受，20年前大家都看不上电视，现在大家都看上了。但是区别也出来了，有的人看大彩电，有的人看小黑白，有的人住花园别墅，有的人却不得不下岗。并不是谁想害谁，在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里，个人收入的水平虽然会随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不同，有的人提得快，有的人提得慢，提得慢的就成了穷人。
穷人之所以是穷人，原因很多。也许一场大病，就导致了一个家庭在经济上的一蹶不振，但这毕竟是少数；也许是自然环境的恶劣，使得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了和物质文明的距离，但这也是一种群体现象，不能解释个体的差距。在同样的环境中，为什么有的人穷，有的人却相对富一些呢？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别不是高矮胖瘦，也不是单眼皮和双眼皮的问题，而是知识、性格和思想。性格和思想的成因比较复杂，也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知识却可以通过学习得到。
知识的作用不仅仅是充实人生，知识直接是实用的，可以提高生产力。有知识的人和没知识的人，能做的事情不一样，做出来的结果也不同，生产能力不同，创造的价值不同，得到的收益当然不同。
一个人生产能力越强，工资就应该越高，这合情合理。而个人生产能力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人力资本的存量，诸如受教育程度、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劳动技能等等。
尽管—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全部返还给他，返多少？怎样返？这中间一折腾，难免会有漏洞，难免会有不公。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相比之下，以效率为标准的分配制度，让多创造的人多收益，不劳而获就困难了，巧取豪夺也不容易了，瓜分别人创造的财富也不正当了，公民都能从对教育和物力资本的投资上获取不断扩大的收入，社会也能因为他们的劳动而更好地发展。分配是个困难的事，能做到九全九美也不错了。
按劳分配并不是按你的劳动量来分配，“多劳”不是要让你累死，而是要你产出更多的价值，你劳动的能力越强，创造的价值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高的收入。
多劳多得最根本的标准是质而不是量。穷人最根本的投资是自身能力的提高。
教育是最大的投资
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因为缺乏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时代已经处于更加落后的状态。“数字化”“信息化”对穷人带来的好处并不像富人们宣传的那么多，信息技术使富人如虎添翼，使他们本来就快的聚财速度更上台阶。而穷人，由于没有基本的条件，则被富人更远地甩在后面。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在欧洲和北美地区，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1/6，而在非洲这个比例是1/5000。当全球都在津津乐道于网络时代的财富神话时，却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整个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当财富像洪水般向少数人滚滚涌去时，大多数人的机会也就迅速流失了。
所以网络时代也是一个巧取豪夺的时代，而且再也用不着明火执仗。信息时代的殖民者，在光纤上圈地，所到之处，轻轻松松地征服了人们的脑袋和钱袋。
当然，穷人还是有一线曙光的，毕竟脑袋还长在你自己身上。在这样一个时代，学习就是最大的投资。
20年前，在一个小山村，有两姐妹，因为家里太穷，只能供一个孩子念书，妈妈实在不能决定这个机会该给谁，只好捡了一根稻草，让姐妹俩猜，谁猜中谁上学。结果妹妹猜中了。妹妹去上学，姐姐留在家里，承担起沉重的家务。多年以后，成绩优异的妹妹大学毕业，在城里安了家，有了一份很好的职业。姐姐也嫁人了，自然，嫁的是一个农民，她成了一个山村农妇。由于那一根稻草，姐妹俩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教育是最大的投资，对很多穷人来说，他们的命运是和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
有一篇报道，湖北省2000年高学历（本科及以上）者人均收入为11181元，小学文化程度者只有1708元，二者相差近7倍。经济收入的悬殊，已经造成实际上的高低贵贱。在当今社会，要想过上稍稍像样一点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个高学历。
学历要多高才算得上是高学历呢？十年前能上大学就很了不起了，现在本科已经是基本要求，连硕士也排着队地让用人单位挑肥拣瘦，就业的压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而一个中等城市里的一般家庭，培养出一个本科毕业生，要花多少钱呢？
江苏省城市调查队曾经作过一项调查，按2001年教育支出水平计算，有孩子上学的家庭一年需为每个孩子支出5727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7
教育能够改变命运吗
“教育改变命运”是一句流行的口号。但事实上，很多人不仅没有因为受教育而改变命运，反而因教致贫。因为现在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提高了，你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基础的、基本的、必需的教育。对现在的人来说，受教育已经不是个提高个人档次的问题，而是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问题，是容不得你选择的，你必须接受。
然而教育却是个昂贵的事。
50年代，初中毕业生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文革”中，高中毕业就已经不错。粉碎“四人帮”以后，能考上大学就端稳了铁饭碗，一辈子都不再为吃饭发愁。现在是不仅本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连硕士、博士都有了过剩的感觉。一个贫寒人家，特别是生在农村或者偏远地区的人家，倾其所有让孩子读书，所能上的学校不过是个教室破烂、师资不足，其他教育资源更是严重缺乏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要想去和城里那些重点学校的孩子竞争，无论如何是很困难的。
而这些简陋学校里的孩子，他们所花费的学习费用，从绝对值来说也许不多，但相对于贫困的家庭来说，所占到的比例就非常巨大了。
对很多家庭来说，倾其所有，只能让孩子勉强接受最基本的教育，这点可怜的教育是不足以改变他们下层人的命运的。但是如果不接受这些最基本的教育，就只能堕落到更下层。
整个社会的教育层次在提高，逼着你必须受教育，哪怕倾家荡产，哪怕受到的只是一点点必要的教育。
教育的严重不公，使得人的发展机会从一开始就有了天壤之别。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让权贵更加权贵，穷人更加贫穷。更何况，即使受到同等的教育，不同阶层的子女在毕业之后的发展机遇也是很不相同的。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