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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至于再往后的职业生涯和创业道路，家庭背景往往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教育真的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吗？不错，是有几个这样的例子，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你是哪个阶层的，子子孙孙都是那个阶层，很难跳出这个圈子。（注意，我说的是大多数人。）
穷人害怕没饭碗
一位家长说，千辛万苦把孩子供上了大学，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工作。不读大学也许还能找到一个，虽然是差一点的体力活，总还能有个饭碗，现在高不成低不就，连饭碗都没了。
是啊，读大学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读完大学却找不到工作，更糟糕的是，家长也有可能面临失业，一家人承担着怎样的压力？
有工作才有饭碗，工作是人最基本的权利。
我们也很强调劳动者的权利，诸如休息权、知情权、获得报酬权、人格尊严权，等等，但很多时候都是空谈。节假日你不加班有人加班，待遇你不满意有人满意，就这条件，爱干不干，有本事你自己走人，你这位置多的是人翘首以待！供求关系决定市场地位，老板他说得起硬话。
没有饭碗一切免谈，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还是将就吧。
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的文化也开始公然地媚钱、媚权。《致加西亚的信》《没有任何借口》这些超级畅销书都是谁买去了呢？是企业，是老板买去送给员工的，就是要让你老老实实工作，全心全意，任劳任怨，没有任何借口！
那么，员工的权利呢？员工的福利、待遇，员工的生存状态，老板又该负怎样的责任？面对劳动者疲软的购买力，出版界集体失语。
据统计，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失业率已经达到7％，失业人口约1400万；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约280万，就业率73％，约有76万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也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意味着衣食无着。工作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但是我们却有1400万人没有这个权利。
可怕的是，我们还有一种趋势，就是将责任都推卸到失业者本人身上，让他们自己去承担。我们的媒体总是强调失业者要自强不息，在歌颂那些靠着自己的力量奋斗成功的人时，同时也暗含着一种指责，似乎那些没有摆脱困境的人，要么是懒惰，要么是低能，总之，咎由自取。
缺乏同情的背后，往往是逃避责任。那些没有技术，没有资源，已经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人，固然需要我们的鼓励，需要把他重新推上战场，但他们更需要的是拉他一把，是全社会伸出援助之手。
机遇造就富人
机遇之于富人，就像蛋之于鸡。没有蛋就没有鸡，有了鸡又生出更多的蛋，如此循环下去，穷人变富人，富人变更富的人。
关键是抓住最先那个机遇。
富人的第一桶金都是辛酸的。而且往往带着偶然性。
中国现在已经有不少富人，他们回忆家史的时候，往往都把重点放在当年的刻苦奋斗上，让人以为那全是他个人的胜利。其实，一个富人的诞生，不仅是他个人智慧的结晶，还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哪怕你本身的能量相当于一个原子弹，但如果没有发射的条件，你就和一堆废铁差不多。机遇是很重要的，同样的做法，当年他能成功，现在你再做，可能就要不得了。
比如个体户，最初是个贬义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它基本上就是待业青年、劳改犯的代名词，是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听着硌耳，看着更扎眼。但偏偏就是这帮人，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赶上了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他们就开始练摊，倒腾。倒服装，倒电器，把广州的东西运回内地来卖，就凭跑个差价，硬是发了，成了万元户。那时候公务员的月薪也就是一两百元，万元户是个什么概念！有了钱，也就有了地位，渐渐的，女人也愿意嫁了，丈母娘脸上也有光了，个体户也就不是个贬义词了。只不过除了有钱，确实也找不到更多可歌可颂的地方，所以始终没有成长为时代英雄。与其说他们抓住了机遇，还不如说机遇抓住了他们，但不管怎么说，抓住了，命运就变了，直到第二次浪潮袭来。
第二浪的层次显然更高，这是生产资料市场化的时期。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双轨制”是个财富关键词，由此而衍生出“批文”、“官倒”、“腐败”等热门字眼。生产资料不是小生意，也不是民间可以随意做的，比如钢铁、木材、土地，等等，在计划内计划外那么一倒腾，利润就不得了，但前提是一定要有背景。所以我估计，中国第二批富人，是和“勾兑”这种绝妙好词同时诞生的。在这一阶段，钱和权终于结婚，正大光明睡在了一起。勾兑就是撮合说媒的事，勾拢了，兑匀了，效果就有了。可以说，那时，不会勾兑就抓不住机遇，抓不住机遇就成不了富人。
但是，“双轨制”毕竟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官倒”也民愤太大，所以这第二批富人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很顺利地和第三浪接上了轨。
第三浪是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因为有了股市，就有了上市公司，就有了原始股，有了上市资格的审批者，也有了股民、股评家和操盘手，大家都来分这一杯羹，共同富裕，共同繁荣。股市的神话是很多的，比如买了深发展原始股的老太太，比如身经百战发了财的杨百万。当然“百万”只是个尊称，谁都估计得到，杨百万的资产可能早就不止百万。在这个阶段，百万已经是个很普通的数字，“十万元才起步，百万元不算富，千万元还马虎”，至于万元户，基本上也就和穷人差不多了。时代在进步嘛，富人的标准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了，股市的神话基本上都在那时产生，现在谁还泡在股市，还想一弯腰就抱上那么个巨大的西瓜，实在有点接近做梦。上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股市的，已经机会很少，暴利不可能持续，过了那个村，就没有那家店了，这就叫机遇。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机遇，来自于知识与技术市场化，俗称知识经济，这已经是第四浪。这个时期的英雄是丁磊、张朝阳、王志东们。英雄迅速地诞生，又迅速地死亡，媒体上每天都能看到一夜暴富的故事，知本家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至此，基本上各个阶层的人，上至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下至两肋插刀的劳改释放犯，都在机遇面前经受了考验，没有抓住的，也可能就永久失去了，抓住了的能不能挺住，能不能坚持，仍然是个未知数。
富人，不管是怎么致富的，能有今天的局面就不简单。
很多人以为机遇是可以重复的，今天抓不住明天再来。其实，机遇往往就是惟一的、偶然的、失不再来的。
虽然事物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但是这波不等于那波，每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特点都不同，长江后浪推前浪，富人就是每一个浪尖上的舞者。
富人获益于自由
在自由市场上买东西，可以讨价还价，看起来是买了个便宜，但心里往往并不舒服，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底价在哪里，总觉得也许还能更便宜。
事实上，你几乎总是能够发现，你买贵了。
所以每个人都尽量往低处还价，这样一来，卖主只有将价格报高——反正你要往下砍，他先涨起来再说。
那么吃亏的是谁呢？是老实人！你心软，你不懂行情，你不会讲价，你就吃亏。这样的市场准则，实际上是鼓励大家不老实，商人要尽量地夸大其词，买主则必须心明眼亮，伶牙俐齿。
自由市场看起来是自由的，自由挑选商品，自由协商价格，似乎很公平，但是这种公平，得到好处的只是精明强悍者，对老实人来说就是不公平。
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也就是讨价还价的经济，那么谁最欢迎这种经济呢？是富人，不是穷人！
虽然，穷人也有出卖劳动获取工资的自由，但如果资本家利用有利条件压低工资也成了理所当然的自由，那穷人只能处于不利地位。穷人要吃饭，他只有劳力资本，他不出卖劳动是不可能的。
“个人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往往就是“资本家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的同义语。只有竞争性的市场，一定会导致专制和垄断。绝对的自由只会走向自由的反面。
自由是一个美妙的词，但是自由也是一柄双刃剑，是有杀伤力的。各个领域都一样，越下层的人，自由对他越没好处。
动物园里的动物，关得久了，已经失去野外生存的能力，放它出去，它还不知所措，你给它自由，就等于杀它。
每个人的竞争能力不一样，完全的自由只能让少部分人得到好处。让强者和弱者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必然是强者轻松胜出，弱者累得吐血。让不同的人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本身就是向强者倾斜。就像龟兔赛跑，只要兔子本身不出事，结果其实是不言自喻的。哪怕裁判确实绝对公正，但双方的实力已经决定了胜负，毫无倾斜的公正，实际上让天平更加合理地倒向强者一方。很多貌似公平的规则，实际上是对弱者的强暴。遗憾的是，弱者还在欢呼。
真正应该欢呼的是富人，有自由竞争，他们才有了致富的机会。正因为此，富人挨骂，才是应该的，因为他只看见了规则的公平，没有看见规则的不公平，只强调了自己的优秀，没有强调穷人的牺牲。
世上哪有什么公平，公平都是相对的。富人不管你是怎么富的，你都亏欠了社会，不回报怎么行！
跑步进入中产阶级
有人说，5年后中国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用词虽然有点夸张，但趋势确实如此。
解放后，中国就没有什么中产阶级了，有的只是无产阶级，如果被视为“有产”者，你就惨了。如果非要有一个中等收入阶层，那就是工人阶级。工人收入稳定，没有失业危险，粮食定量供给，医疗养老都有保障，那时候能够进厂当工人，真的是心满意足了。
现在不同了，失业、下岗，这些城市中最令人焦虑的问题，都落在工人阶级身上。尽管他们也有了彩电、冰箱，也有了存款和股票，新旧对比，收入还是上升的，但再左右一看，就相对贫穷了，心理难免失衡。再让工人阶级来充当原来的类似中产阶级的角色，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一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可能绝对平均，总存在着贫富两极，而在这两极之间，一定有一个中间地带，那就是中产阶级。这是必然，也是必须。中产阶级是两极之间的平稳地带，没有中产阶级的调节和平衡，两极之间的冲突就会因为彼此的巨大落差和直接碰撞而变得更加激烈。有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就有了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经济基础，由此而有了稳定的上层建筑。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包括所谓的白领，他们的数量确实是在增加，而且增速很快，但相对于庞大的贫困人口，还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这部分人的分布也非常狭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