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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10王的大事，为后代保留了研究周王室的宝贵资料。《左传》对齐桓公成霸业的历史记载简略，《国语》的《齐语》则专记管仲相齐的业绩，对后人详细了解齐桓公霸业形成之经过大有裨益。《左传》对越灭吴的记载略而不详，《国语》的《越语》则用很大的篇幅，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越王勾践如何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最终灭吴的历史。《左传》记事，偏重于事件之原委，而《国语》则很注重各国贵族的言论。二者可相互参证，相互补充。总之，《国语》作为《春秋外传》，确实可补《春秋内传》——《左传》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时，将《国语》列为重要的参考书目。
《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
《国语》的写作风格以记实为主，注重客观描写，它不像《左传》、《史记》那样，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以表明作者立场之类的评语，而是通过客观具体的描述，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国语》的原始资料来源不同，所以其文风也不很统一，通过文风我们可以感觉到多姿多采的各地民风：“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楚多恣放。”（崔述《沫泗考信录·余录》）
《国语》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通过各有风格、各有特色的语言来塑造人物性格，表述不同人物的思想及命运，记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用语言记史，生动、精练，为历代所称道。《吴语》、《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从吴败越，越王勾践卑事吴王夫差，最后终于灭吴，如此大事，包括两国最高层的谋略，大臣的劝谏，两国外交、内政、战争以及人心向背等，大都是通过对话来表现的。除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外，作者还善于选取一些精彩的言论，用以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提出了统治者如何对待民间舆论的问题，对那些专制霸道，妄图用高压手段压制来自人民的批评的统治者提出了严正的警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著名论断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中开明之士的重民思想。《国语》中的《鲁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含有儒家的思想；《齐语》记管仲谈霸术，含有法家思想；《越语》记范蠡尚阴柔，功成身退，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国语》又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国语》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以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在历史散文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有天圣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圣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国语补音》本，因宋庠字公序，故称）。另有清代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国语正义》及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语》点校本，广泛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注释简明，易于阅读。
二十九：《战国策》
“长短纵横之术”
西汉时，宫廷的密室中藏有很多战国时的史料，但这些珍贵的史料却错乱残破不全，一些残简上的字只剩下一半，如“趙”字只剩下了“肖”，此类错误屡见不鲜。朝廷便将编校整理这些史料的任务交给了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宫廷密室所藏战国史料，分别名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刘向以国别划分，把6种书的资料，分别编入12国中。因这些材料大多是记述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所以，刘向将其定名为《战国策》。然而，《战国策》里并非尽是策士的说辞，还有诸如“豫让刺襄子”、“荆轲刺秦王”之类记载，所以，不能仅视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游说之辞的汇编，它还是一部上接《春秋左氏传》，下接陆贾《楚汉春秋》的战国杂史。
《战国策》，33篇，记载了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间的历史。因此书思想活跃，有许多纵横阴谋之术，不合于儒家的思想，故被儒家所排斥，未得在世广泛传播，后来便逐渐残缺不全。如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有《蒯通说韩信自立》一篇，曾被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淮阴侯列传注》所引，但后来《战国策》中此篇佚失。据《崇文总目》称，共散失11篇。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从士大夫的私人藏书中访求书籍，并加以校订，正其谬误，又重新凑足了33篇。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曾巩所校订的《战国策》与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在篇目上已有出入。所以，历史上就存有两种文本的《战国策》，刘向所编为古本，曾巩所校补的为新本。
今本《战国策》的篇目如下：
1。《西周策》1篇，分为17章。2。《东周策》1篇，分为22章。3。《秦策》5篇，分为64章。4。《齐策》6篇，分为57章。5。《楚策》4篇，分为52章。6。《赵策》4篇，分为66章。7。《魏策》4篇，分为81章。8。《韩策》3篇，分为69章。9。《燕策》3篇，分为34章。10。《宋卫策》1篇，分为14章。11。《中山策》1篇，分为10章。以上共33篇，486章。这是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由东阳人吴师道依据曾巩校补本而订定的。吴师道所著《战国策校注》通行至今，另有宋人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东汉高诱曾为旧本《战国策》作注，今残缺。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内容相似，可补今本《战国策》之讹误与不足。
《战国策》的作者是谁？对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它是由多种书编订而成，显然不会是一人所作。人们对作者所处时代作了大量考证，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战国时人作。
书中有许多人和事都是战国时代的，如长平之战、荆轲刺秦王等，故可断定其中大部分是战国时人著的；二是秦末楚汉之际人所著。如古本有《蒯通说韩信自立》，大概就是楚汉时人的著作；三是一部分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西汉时有许多人如蒯通、边通、主父偃等都好“长短纵横之术”，蒯通还撰有《隽永》凡81首，通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权变和自己关于纵横之术的理论，故有些学者考证推论刘向所依据的《短长》、《长书》、《修书》，可能就是西汉人所学之长短纵横术，或者直接就是蒯通的《隽永》，而蒯通可能就是《战国策》一书的作者之一。但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还缺乏确实的根据，如果说《战国策》的一部分是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还有一定的道理。
《战国策》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尤其是刘向编校成书的古本，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占有很重要的史料地位。《战国策》是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的历史记载。如果从楚汉起事之年算起，即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上推245年，正好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其始。在《左传》、《国语》之后，《楚汉春秋》、《秦楚之际》之前，这中间245年的史料空白，主要靠《战国策》来填补。《战国策》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如西周君、东周君二国的情况，楚幽王为春申君之后，郭开谗李牧，吕不韦立子楚，嫪毐乱秦宫等，都是独家占有之史料，是司马迁修《史记》取材的唯一史料来源。
《战国策》很多篇是战国时人或稍后时人所著，其底本又是各国史策，故其中史实比较可信，真实性亦高。故司马迁修《史记》，采用《战国策》的史料计有八九十处。在战国诸子所著书中，也屡被征引。例如《楚策四·客说春申君》，见于《韩非子·奸劫弑臣》篇；《魏策一·文侯与虞人期猎》，见于《韩非子·说林》篇；《秦策一·张仪说秦》，见于《韩非子·初见秦》篇；《中山策·主父欲伐中山》，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见于《吕氏春秋·知士》篇；《齐策三·孟尝君在薛》，见于《吕氏春秋·报更》篇；《魏策一·魏公叔痤病》，见于《吕氏春秋·长见》篇；《魏策二·魏惠王死》，见于《吕氏春秋·开春》篇。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战国时史料亦取自《战国策》。
《战国策》中所收游说之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纵横家们在当时的社会大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感人，有声有色的活剧，《战国策》为后人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宝贵材料。受战国纵横家们的智慧、谋略的影响，至西汉时还涌现了陆贾、边通、主父偃、徐乐、邹阳、严助、庄安等一批纵横家。
《战国策》语言流畅犀利，笔调辛辣，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其中很多寓言和比喻后来成了著名的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
《战国策》文笔优美，叙事生动形象，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著名散文家贾谊、晁错、司马迁，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的散文都受到《战国策》的影响。《战国策》中运用的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及主客对答、抑客申主的写法，亦为汉赋所继承。
刘向为《战国策》一书命名，也同时为那段纷纭复杂、多姿多采的历史命了名——“战国”的名称由此而来，这也可看做是刘向编校《战国策》的额外收获吧。
三十：《周礼》
最早最完整的官制记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历史记载和历史典籍最丰富、最完整、最系统的国家。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