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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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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的事迹说明:“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陈蕃传论》)对于那些隐者,则写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后汉书·逸民传序》)李固、陈蕃等党人与逸民相比,或以入世为义,或以遁世为义,他们节义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下,屹然无所动摇,始终表现出对邪恶与权势倔强高亢的风范,在节义的精神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范晔热情讴歌他们抗节不屈的精神,对于当时只知保全禄位的世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讽刺。对于中华民族高尚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神学迷信,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当时流行着光武时的中兴28将就是天上的28星宿的说法。范晔指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28将只是能顺时立功的志能之士而已。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词谨免,贾逵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后汉书·贾逵传论》)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烦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为再现东汉历史面貌,范晔在著述体例上下了一番功夫。
  他特立《皇后纪》以反映东汉时期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的政治状况。他在书中新立了一些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宦者》与《党锢》两传记宦官与党人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文苑传》记词章之士。
  《独行传》记特立卓行之人。《逸民传》记隐居不仕的高士。
  《方术传》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列女传》记才行优秀的妇女。这些类传的增设,不仅使东汉200年间的历史得到比较完整的反映,也进一步扩大了纪传体史书记述史事的范围。
  《后汉书》的文字优美流畅、热情奔放,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书中的论赞是范晔用力最多之处,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论、深刻历史见解与高超文学技巧相结合的特点。范晔自己对此也很自负,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他特别欣赏自己在史论之后所加的赞语:“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狱中与诸甥侄书》)细阅全书,可知他这些话大体是不错的。
  在范晔之前,曾有数人写过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范晔《后汉书》因为有诸多优点,所以它行世以后,其他各书就相继亡佚了。范晔本打算写一部由纪、志、传三部分组成的百卷《后汉书》,以踵续班固的《汉书》。可惜志的部分还未来得及撰写,他就遭到了杀身之祸。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范书。因此,现在通行的《后汉书》是范晔所撰纪、传及司马彪所撰志的集合品。
  司马彪字绍统,是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专精学习,博览群书,不事交游。公元306年死去,时年60余。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80篇。其书是以谯周所删削的《后汉史》为蓝本,又补入安帝、顺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诸家后汉史中是较好的一部。现在除志被并入范著《后汉书》外,其余部分大都亡佚。《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
  三十六:《后汉纪》
  “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后汉纪》是编年体的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
  全书30卷,21万余字。
  《后汉纪》的作者袁宏(328…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任东阳郡太守,49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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