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对贵州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会说:“是的,这些人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甚至连漏雨透风的泥草房子也没有呢!”这些人是新疆的牧民。报刊上仅仅有一次把他们的情况透露出来:在较为富裕的北疆,八万多户牧民中有一万六千户的毡房破烂得几乎支撑不起来了;南疆则又逊一筹,四万一千户牧民中,有一万四千户根本没有毡房,终年露宿于山上坡下,到了冬季最冷的时候,就挖一个土洞钻在里面挨过寒夜。
还有一些人也不会认为贵州的老百姓是最倒霉的一群,他们也会说:“是的,他们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的粮食还要更加少呢!”这些人是山西省五台县的农民。当日他们贫穷的程度,报刊上始终未予公开。所以人们知之甚少。人们知道五台,多是因为那地方自古以来为佛教著名的朝圣之地,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指挥部所在的地方。到了1978年的那个冬季,生活在这个佛教圣地和八路军总部的黎民百姓,吃的是一种黑乎乎的东西,其成分中大部是山上生长的各种野菜和草类,粮食只占十中之二三。农家把这些东西和在一起碾碎,再揉成一个个的团子晒干,他们就是吃着这样的东西度过整个冬天。然而在那个地方,这并非最悲惨的生活。倘若旱情过甚,山上寸草不生,农民之维持生命的办法之悲惨,常人难以想象。五台山向东延伸,即为河北省境内,这里有一个武安县,其乡民竟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血来度日的。有个刘庄公社,六千零八十二个社员中,卖血者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其中包括九百二十五个男子和七百零六个女子。为了加入卖血者的行列,老人向医院缩小自己的年龄,孩子则极力装得像个大人。按照当日医院的规定,一个人在一年中的抽血,不能超过四次,并且每次不能超过三百毫升。否则卖血者的生理将不能维持正常,其血浆品质亦不能保证合格。可是这些血换来的钱,仍然不能维持卖血者的家用。所以相当多的人出卖血液的数量,至少一倍于此。武义忠的大儿子,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在一日当中居然抽血三次,共得三百元,然后就到集市上去换回三百四十一公斤玉米。他摇摇晃晃走进家门的时候,一家六口都张大嘴等着这些粮食。破衣漏室本来已经不能使这些可怜的人获得温暖,现在又失去了身上的血液,其度日之艰辛可想而知。于是又有人说,女性卖血较男人更为适宜,因为女性之造血机能强于男性。这样一来,卖血者中妇女日众。她们肯定是过分相信自己的生理机能,结果悲剧接二连三:刘双新的妻子怀孕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卖血,最后一次是在分娩前的两个月。到了分娩的那一天,儿子坠下地来就死了,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几乎没有血在流动,而她本人也再没有活过来。另一个妇女,张堂第,生下女儿之后第二十天,出去卖血,归途上晕死过去,一命呜呼。她把她这一条命卖了一百二十八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梦谁先觉(7)
那一个冬天,流浪在全国各地靠乞讨为生的公社社员有几百万人,其情景之惨,今天人们可能已经不再记得,但是安徽省滁县的农民朱成友是记得的。十几年后,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和人民日报社的一位记者谈到那时他四处讨饭的日子时,双手还在颤抖。另外一个老农,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顺德县人,此地一向为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如今老人家徒四壁。北京来的一位官员问他对什么事情最不满意,他说道:“三十年了,人民公社一是不让我们吃饱,二是不让我们说话”。又问他什么时候生活最好,他说是陈济棠时代。陈济棠是三十年代当地军政首脑,所以这件事让北京的官员惊讶万分。
乡下的人民公社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但在当时,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仍然极少。李富春是其中一个。他说:“‘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训,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干部?因为共产党欠账太多了。”另一个人是万里,那一年的冬末春初,他是安徽省的省委书记,他和一个叫花子的对话,也令他永世难忘。当他私访他治下的淮北农村时,偶遇一个青年,上身着一棉袄,里面光着身子,外面扎一草绳,从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万里问道:
“你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
“吃饱肚子!”
“你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
“把地瓜干换成粮食!”
……
这位省委书记那时上任不久,又是微服简从,所以青年人并不知道他是何人。不过,一年以后,全中国的农民都会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成为在农村里发起改革的关键人物。此刻,他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这个小伙子的愿望。据随行的人员后来的描述,他良久无语,热泪长流。毫无疑问,他所见到的事情令他对人民公社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因为就在当夜,他对随行的人员提起此事时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三十年,连人家这么—个要求都不然满足!我们再不让他们吃饱饭,总会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饱饭。”这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久,他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再次提到乡下的贫穷,话说得更加尖刻:“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华国锋这时候的想法,是要将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加以推进。按照这个计划,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要在1980年完成,这当然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劳动技术的改进。事实上,按照当日共产党人的设计,农业劳动改由机械完成,是将土地大规模地连接在一起的基础。千百万农民的劳动,亦将由此集中于统一的意志之下。所以,机械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可以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甚至还可以造成一种压力,让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更快地转向国家所有的制度。这个计划在毛泽东时代已经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到了1977年,有记载说,乡下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五万台,并且拥有大约一亿八千万马力的机械总动力。就总量来看,低于美国和苏联而居第三,但若平均到耕地之上,则就少得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仅为纸面上的统计,实际的机械则有相当部分因没有配套或者损坏严重而不能使用。所以,在1978年1月4日,华国锋就召开了一次全国的会议,试图以激昂的号召鼓励属下认真对待这件事情。陈永贵在这一天宣布说,现在“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因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只剩下三年的时间”。陈此时是新领导中位居第八的副总理,他的农民出身和经历,使得他的演说洋溢着农民的感情,也刺激了台下那些乡村官员的热情。一时间,大厅里掌声雷鸣,山摇地动,其情景仿佛象征着党的号召与农民的心愿融为一体。第二天清晨,报界一起开动起来,呼喊着“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说,这是全国农民的最迫切的愿望。(《人民日报》1978年1月5日。)不过,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所谓“决战”的计划,与乡下实际的情形和农民的心愿相去何其遥远。
大梦谁先觉(8)
党中央的部署已经下达,“三年决战”也已经拉开序幕,可是,万里却说:“我们把农民忘了。”在他所领导的安徽省,情形也挺奇怪。农业机械化的诱人蓝图没有什么反响,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议论由省委发下来的一个文件。这文件的条款共有六项,所以人们后来都把它叫作“六条”。内容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在当日,几乎全都牵涉着最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要规范起来;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员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令人惊讶的是,“六条”之中,居然将“农业机械化”弃之不顾,更不要说鼓动农民去展开什么“三年决战”。
“六条”颁发于1977年11月15日,先于党中央确认的农业机械化方针仅仅四十九天。依照由上而下层层转达的行政传统,以及农村交通邮路之传递速度,当电台播音员不停地播出“机械化大决战”的号召时,“六条”也正好来到农民手中。他们当然可以发现,“六条”果真施行起来,即可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农民奔走相告,称之为真正的“爱民政策”,又说“共产党又关心老百姓了”。其兴高采烈的情状,和他们对于机械化的淡漠恰成鲜明对照。
看来,万里对于农民的同情,正在他所管辖的地区里发生作用。他在1977年8月由北京南下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所遇第一件麻烦,就是农村的贫困。每当驱车经过乡下的道路,他就会看到大面积的土地被弃耕抛荒。手下执掌农业的官员会告诉他,不能下种的原因乃是天气的干旱。所以,除了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之外,别无良策。但是万里在到乡下走了几次之后,他的基本常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令他得出结论,农民的弃耕,更是由于失去了对土地的热情。这使他强烈地感觉到近在身边的危机。以往的农业政策不仅不能摆脱危机,而且可能正是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要是再不改弦更张,农民就会由消极怠工转而为大规模的抗议。于是,他召开紧急会议,把他的一群下属唤来商讨对策。结果意外地发现了在他辖区里面,有一个地方党的组织,颁布了一系列的应急之策,旨在给予农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以激励他们生产的热情,而且事实上真的发生了效果。苦无良策的万里这时候调集手下数百工作人员,分赴乡村去寻找农民的真正心愿。然后以那些应急之策为基本的蓝图,制订他的“六条”,颁发于全省实行。
我们国家的农民,应当说是举世最易安抚的一群。这时,在安徽千万农民的嘴上,新来的省委书记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圣明天子”。假如他们能够知道一件正在秘密酝酿着的事情,要不像迎接天子那样冲着万里三呼“万岁”,才叫怪事。就在那次紧急会议上,万里表明他要奉行务实的宗旨,而不会顾及意识形态的训示。他说:“与其眼看着大片土地抛荒,倒不如把土地借给农民”。也就是说,农民可以在实际上占有土地,而人民公社对于土地的权力将只是一种名义。这几乎等于再一次分田分地。果能如此,农民焉能不欣喜若狂?不过,此事有违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宗旨,关系至大,实在没有可能写进省委的正式文件,“借地”也只是在秘而不宣的情况下悄然进行。
到了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终于发现安徽出现的变故。它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旨在以此推动全国奉行与民休息的方针。不过,报社的编辑仍然试图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针中做个和事佬,因而在按语里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恣意破坏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带来了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