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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元旦刚过，省委书记们便用自己的言论把报纸的头版占去了大半。农业以及农村的问题乃是必须要说的话题。安徽乡下有些地方本已经悄悄地把田分开，这时候却看到了全会决议上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看来他们的行动大有越轨之嫌，这时候只好先避开短兵相接的搏斗，采取远兜远绕的迂回战术。历时十五天的省委会议宣布了自己的方针：“在建立健全责任制的问题上，思想要再解放一点，办法要再多一些。”它还说：“生产队愿意采用什么办法，应由群众民主讨论决定。”等于是说，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这一条是算数的，但这“不许”、那“不许”可不一定算数。（1979年1月19日《安徽日报》。）青海省的领导一下子没有看出此中奥妙，却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省委机关报发表了一篇不痛不痒的社论，说“在我党的历史上，每逢历史性的转变关头，都会伴随着全党的学习运动”（1979年1月5日《青海日报》。）。邻近的甘肃省，报纸也在早几天发表了社论，说政治要保护经济，阶级斗争必须同排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联系起来。（1979年1月2日《甘肃日报》。）###这时还未进京，还在四川省当他的省委第一书记。他虽未像万里那样在农村发起对人民公社的挑战，但他明显地对华国锋的失势与邓小平的崛起感到愉快，而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要在邓的道路上大展宏图的情绪。他在四川省委会议上报告：“从总体上说，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已经扫除。”（1979年2月15日《人民日报》。）这话的大胆之处在于，当公开的舆论还把华国锋看作党的中心时，赵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他扔到一边了。辽宁的任仲夷也是数十位省委书记里面最具反叛精神的人之一，几个月前，当“真理标准”的争论双方还胜负未卜的时候，他最先表示了自己反对“凡是派”的立场，这是中国官场上极少见的勇气，可是这时他还是没有敢直面“包产到户”。他的办法是把精力集中于阐述较少争论的问题，他告诫下级：“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必须抓住一个中心，就是工作着重点的转移”（1979年l月9日《人民日报》。）。这话现在已经不会再有风险，因为即使是华国锋也不会反对这个话题，只不过，华的“转移”与邓的“转移”不是一回事。
看到舆论绕来绕去还是在外围徘徊，《安徽日报》似乎有些不耐烦了，它发出进一步的暗示，说“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土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块水面没有利用起来，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李克文：《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见1979年1月24日《安徽日报》。）。这里面主张“包产到户”的味道，即使再愚蠢的人也会闻得出来。可是多数省区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太聪明。整整一个月里，没有人出来呼应安徽的声音。到了1月下旬，终于再也不能回避。西部的陕西省打破了沉默，但不是附和安徽的声音，而是相反。23日，陕西省省委会议决定：“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刚刚进入政治局的王任重副总理在这次会上讲了同样的话，（1979年1月3日《陕西日报》。）这使得陕西的理直气壮看上去大有来头。江苏省在东部，与陕西有遥遥数千里之隔，现在却决定与陕西异口同声，省委书记许家屯虽然说要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可是又说：“试行责任到组联系产量有奖有赔办法，进行比较，但不要急于全面推开。大农具不能分，更不能包产到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坚决纠正过来。”（1979年2月19日《新华日报》。）这大致是重复了会议的文件。这一来，不少省委书记都记起三中全会上的这一句话，于是全都照方抓药，包括云南、新疆、山西、河北、河南、湖北。这是一种无论什么风吹浪打都不会翻船的办法。看来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的力量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四川这时也许有一点犹豫。私下里，###在省委扩大会议上问，干部最大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大家说，最突出的是“恐右症”。这种思路要是延续下去，四川立刻就是安徽的同盟军了。果然，会议发表的决定给了农民一个前所未有的解放，它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进行试验。”不过，赵还是没有勇气拆除最后的屏障，他重申，“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广东省的习仲勋再次仗义直言，只是略施小计。他们说，只要不分田单干，各种不同的办法都应当允许。（1979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他们的小计谋是故意不提“不许包产到户”。既不禁止，农民也就可以实行；可是他又没有允许，一旦有失，作为一省之领导，还大有退却的余地。另外一些省委书记一定意识到这里面事关重大，所以与其打一场无准备之仗，不如行兵家避实就虚的策略。内蒙古的周惠说，内蒙古的“关键是解决好遗留问题，配备好领导班子”（1979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山西省还是念念不忘它的大寨，第一书记王谦说：“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1979年1月25日《山西日报》。）湖南的书记毛致用也学着山西的话，一句也不提生产责任制，只是说湖南“要继续坚持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发表这个讲话时，竟把这一句话全部删去，令毛书记大为紧张了一阵。（见1979年6月5日《湖南日报》和6月19日《人民日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步一回头（9）
到了2月，表面的热闹已经平息，大家都发现气氛有些沉闷。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心口不一的本领，非到关键时刻，不会把心里话讲到桌面上来。大多数报刊的编辑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用“心有余悸”来描述那个时候的局势。《安徽日报》的文章说：“十分明显，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地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然后作者就鼓动人们去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薛理：《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见1979年2月12日《安徽日报》。）。
不过，真正心口不一的还不是这些心有余悸的人，而是另外一些从来不知“悸”为何物的人。对于他们来说，邓小平的得势是一场灾难。这种情绪虽然从未公开表示，但在私下里却也宣泄得淋漓尽致。有人问：“现在的党中央姓马还是姓刘？”这是把马克思和刘少奇当作“主义”的分界。有人说，“果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不错，修正主义出来了”。三中全会闭幕那一天夜里，山西省运城地区党委的大院子里，就贴出来几条标语，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说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标语的书写者竟是地委机关里的一些干部。湖南省的传言中，有一种说法借用邓小平对“文革”的形容，说三中全会后“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还有人说，“中国将在混乱之中前进，好像电影《逆风千里》一样”。这电影说的是一支军队如何在极为恶劣的气候里与敌人作战的故事，这些人借此来形容新的时代。可见确有不少人对邓小平的主张怀着深深的不满，等待着再一次“变天”。
事情有些稀奇古怪。沉寂了两年的中国，如今居然在一夜之间就急剧地旋转起来，每一个人又都忍不住要将满腹智慧一吐为快。那一年的年初，似乎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站在街上拥挤的人群里面，大发议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当作讲坛。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讲坛是由当代中国一群最著名的文人开辟的。
文人们现在要把思想解放的成果再行扩大。他们对“两个凡是”的初次打击居然获胜，这是从未有过的战绩。看来乘胜前进是必要的。l月18日，文人们聚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里几乎所有有点名气的人都来了。这可真是一个理论的春天，只不过，会议的名称有点怪：理论工作务虚会。
会议看来具有某些官方色彩。其最初酝酿是在党的政治局中，由叶剑英提议，而由胡耀邦全力推动。但是数百名与会者却是形形色色。这些人满怀豪情整整说了一个春天，直到4月3日才算完事。《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在十年后还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路线的大转折；务虚会是理论上的大突破”，而且，他还找了一句培根的名言来歌颂这个春天的价值：“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
他的激动乃是由于这些人对中国既成的理论体系发起了范围更加广大的冲击。其矛头之尖利，已由马沛文所开出的一个长长的序列加以证实：
革命经常被滥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应该抛弃；
文化大革命是武化大破坏，没有一点文化的味道；
毛泽东的错误千真万确，批评毛泽东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条恶性发展的左倾路线；
必须废除领袖终身制；
不是人民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
指定接班人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
人治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靠不住；
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法院只服从法律；
反对“协商最好”，应为民主选举恢复名誉；
警惕封建复辟，“四人帮”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
“建党大纲”完全错误；
反右斗争是一大政治失误；
不应有思想犯、言论犯、###；
应给刘少奇平反；
发扬民主不是恩赐；
经济的问题，根子是国家所有制；
不应再给现代化贴什么“主义”的标签；
国家盲目的计划，危害不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愚昧无知的保密制度应当废除；
破除理论工作中的奴才气；
党的领导人的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反对；
反对理论恶霸；
……
会议后期，邓小平发表一篇讲话，此文后来录于《邓小平文选》，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讲话震动了全中国，其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两个凡是”的破产。对这些表述的毁誉均极为鲜明，从此各色人等为此嫌隙丛生，难以弥合。不过，那是今后的事了。但在当时有一件事非常令人奇怪，这些最优秀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用了这么多的时间，说了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提到农民的饥饿，以及农村里的“包产到户”呢？看来，当日这些人思想无论多么解放，还是对乡下的事情了解不够，估计不足。
就在这时候，京城里面聚集了另一群年轻的理论家。这些人均受过良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