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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一书即将出版，他连看也没有看就丢了回来。“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他说。那本书的确已经出版，正在迅速地运往各地。全书分列三卷，总计九十四万三千字，一千三百六十页，一百七十六篇文章，均经过毛泽东的编改，一百零四条按语亦出自毛的手笔。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本出版物对农民的实际影响超过了这一本书。但是在当时，似乎只有毛泽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那一天说，他的高兴之情甚至超过了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田家英跟随这位领袖多年，朝夕相处，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用如此轻松愉快的口吻对待一件严肃的事情。毫无疑问，在合作化第一回合的战斗中，能够轻而易举地获胜令毛泽东大为兴奋，他本以为改造五亿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很多细致的工作。现在，不过开了三个会议和出版了一本书，问题就解决了。
“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他问他的秘书。（《人民日报》1990年3月8日。）田家英不明所以，自然无法作答，但是他却意识到，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开创者，他原本的意图是要率领我们的国家，经过民主主义而后方能进入社会主义，也即在一个时期之内让资本主义有必要的发展。他甚至嘲笑那些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者，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他的这个基本的信念在1945年日本人战败之后形成，到了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仍然信守不渝。当日若干新政协的筹备委员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坚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尚不成熟。此事发生在这一年的6月16日，未有正史记载。不过，当日一位筹备委员在四十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情，还能感怀毛泽东那时的头脑清醒。他说那一天他本来是坚决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之一，是毛主席和周恩来说服了他和其他人，《共同纲领》之总纲部分，即秉承毛主席的这一意旨，没有写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字。国家新生之时，原有法律尽废，所以这一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毛泽东还以超越党派之上的领袖身份，劝说那些急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外知名人士，说大约要二三十年方可过渡到社会主义。即使到了1952年，经济的恢复令举国精神焕发，乐观情绪笼罩四面八方，毛泽东仍坚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取“逐步”的方针，其具体的时间则要“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但是1955年的胜利，已经预示毛泽东要改弦更张。这种变化当然有着理想的驱使，但是，追究起来，还有着其他一些重大的缘由。
照过去方针办（4）
中国共产党1949年立国，至50年代初期，其组织力量已经完整地渗透乡间。党的工作队员无偿地剥夺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土地，在贫穷的农民中重新分配。这件事随着军事力量的推进，由东北、华北展开，而至华东、华南和西南，这时也已大体结束。根据新政府的统计，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得到了土地。这样，连同原有的产业，每户即拥有田产10亩以上，同时每两户人家还可共同拥有一头牲畜和一张犁。作家周立波在他的小说里面说，这是席卷农村的暴风骤雨，他的故事如泣如诉，看上去是对这些激动的农民的一首赞美诗，直到几十年后还为人津津乐道。然而在农民的眼里，经济的恢复以及终于不再挨饿，才是一首真正的“赞美诗”。
周恩来一定理解了农民的这种心情，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警告说，“没有饭吃，其他一切都没有办法”。接下来的情况令党的领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少数富家的没落和大多数贫家的拥有土地，是推动乡间劳动热情的重要一环。第二年粮食就获得了丰收。第三年的情况看上去更好，五亿饥肠辘辘的乡下人在这一年里足足多吃掉一百七十五亿公斤粮食，某些地方甚至有了存粮。孩子不再号哭，老人不再哀叹，男人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点血色，女人们又开始放开肚皮，在那两年里生了四千二百五十四万九千七百四十个孩子。穷人们把共产党当作普度众生的活菩萨。数万名工作队员走在乡下的时候，每一个人身后都会有一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跑来跑去，真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你若说地主还想着“变天”，他就恨不得把地主撕成碎片；你若说新的富农已经出现，穷人又要卖房卖地再次成为穷光蛋，他就会气得周身颤抖；你若说大家把土地耕牛犁耙锄头都归到一起，组成互助小组，力量更大，收获更多，他就会激动不已，欣喜若狂，并且相信这是惟一的希望。其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的精神力量，使耳闻目睹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不过，若单纯以数量来衡量，这时候全国的农业初级合作社仅为三百个，半年后约三千个，又一年后也即1953年的冬季，为一万四千个。这种情况可以证明，尽管毛泽东在精神上强硬地坚持以合作化去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但是，迟至1953年冬季，他还没有急于来发动这件事情。依照他的本来计划，社会主义的高潮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会到来。
但是，计划与实际常常不能相符。这一年的冬季，一个重大事件逼得党的领袖们几乎是一致采取了加快合作化的步骤。新的决议力促农民将原来的互助组合并，以形成更大规模。新组织的要旨，已经不再是亲戚邻里间的换工合作，换句话讲，不是“互助组”，而是要将每家土地作为股份联合在一起，人力亦组成集体，统一耕种，土地上的收获则由农家依据劳动优劣和土地农具的多少来分配，即史家所说“初级社”。党的官员和报纸的编辑喋喋不休地告诉农民，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不再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就一般的逻辑来说，这样的解释并不为错，可是，按照胡绳在三十六年以后的说法，当时改变中国农村时间进程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在这个地方。他说，“问题是从工业化引起的”。
历史学家常用意识形态的原因来解释乡村公社化的进程，似乎很少注意到利害的机缘。事实上不论多么理想主义的政权，都无法离开物质的基础。这在共产党开国初年、政权尚未稳定的时候，更有其客观的必要。国内万象更新，连续几年没有战事，工业渐渐繁荣，城市人口膨胀，政权机构亦迅速地扩充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将大范围地展开。然而情形并不乐观，因为所有的辉煌都不会离开一个东西，这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如果没有了粮食，人的生存都会失去根基，政权亦将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可是现在偏偏就为粮食的匮乏所困扰。
依照乡下收获的时令，城里粮食的收支以夏季为一个周期的起止。眼前这个周期里面，政府从农民手里收进的粮食虽然增长了百分之八点九，可是城里人的消耗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六，这就难免使粮食收支形成巨大的赤字，唯有以库存相抵。到了1953年的夏季，国库存粮已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水之大，为百年来仅见，夏粮的减产已成定局。这情况由粮食部在6月2日呈递中央，经济专家和各省书记齐集京城会商对策，结果无人不能体恤“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txt小说上传分享
照过去方针办（5）
毛泽东传话要他的下级陈云去想办法。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此时正拖着多病之身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休息。于是，事情转由薄一波带着几位管理粮食的官员去完成。就在这些官员煞费苦心想方设法的时候，告急的报告又接二连三地呈来。事情果如粮食部的报告所预料，京津二市原本需要七亿五千万公斤小麦，可是只能收到五亿公斤，城里人在三个月内把这些粮食买去一半，却要用另外的一半来维持八个月的生计。9月4日，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私商得悉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两个小时里把市场上的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做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二十五万公斤。又几天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情势如箭在弦上，混乱一触即发。北京情急火燎地电告东北，需二十一亿公斤粮食入关。东北三省向有“粮仓”之誉，照理将粮食运抵京城救急不应成为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却说只能运来七亿公斤，而且不知何时才能启程。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陈云再也没有养病的闲情。他回到北京，对他的同事坦言，他挑了“一担炸药”，前边是黑色的，后边是黄色的，“都是危险家伙”。陈云说，如果他搞不到粮食，城里人要爆炸；如果他强行征粮，乡下人要爆炸。
毛泽东显然被陈云描述的事实所震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看来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即令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城市，他对于自耕农户的增产能力也至为怀疑。10月2日，毛泽东严肃地告诫政治局里的同事，说在共产党的面前岂止是一担炸药，分明是一场战争，“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看来这一仗的艰难不次于与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对抗，因为他在二者中间必择其一。
实际上，在这一年的十月初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时候，选择已经作出。前一天晚上本为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上万民同庆，人民朝着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不住地欢呼。这座城楼上并不仅仅只有检阅的站台和雕栏，在纵深一点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殿堂。党的领袖们此时聚集在这里，陈云拟出八种办法供大家选择，“统购统销”为其中最严厉的一种。最后大家一致认定，非此种严厉手段不足以度过危机。
两周以后，“统购统销”为政治局批准。由政务院也即当日的国务院发布命令，将此方针昭告天下。粮食市场随即一律关闭，而由政府取代其责，只有西藏和台湾不在其中。这一方针的要旨在于，买卖粮食乃是政府专有的权力，其余均为非法。农民必须依照政府所定之数量、品种和价格将自己的收获卖给国家。纵使荒年减收亦不可免，是为征购。假如农家由于荒年或者政府征购过多，而至自家粮食不足食用，则政府在核准之后会酌情提取国库存粮卖给农民。这种做法有一个无论百姓还是官员人人皆懂的说法，叫做“返销”。城里人亦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购买粮食，其配给之数量，因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居住地区的差异而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城镇中的大约五干万家庭，每家均有一个购粮本，凭借粮本方能取得粮票。本中细细注明家庭所有人员的情况，以备核查。如果不能出示粮票，则无论有多少钱也不能买到一片面包。这种制度在中国奉行二十二年之久，始终颠扑不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方有人提出疑义。
不过，用这种近于强迫性质的制度将粮食置于政府的掌握之中，是要冒着农民离心离德的危险的，实行起来在技术上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日乡下的自耕农户多至一亿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