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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太子丹在家国危亡之际，不像其他六国贵族那样醉生梦死，反而勇敢地承担起自己救国救亡的责任，论者谓之贤，不亦宜哉。
什么条件下可以起来反抗？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世界的潮流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泽东还认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和平。和强权斗争，最后还是武器说了算，因为强权也只相信武器。
司马光不赞成搞恐怖主义，他除了要荆轲承担燕国灭亡的责任外，还对什么是“勇”发表了看法，他的看法代表了许多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的看法。
司马光用漂亮的排比句说，“刎首、决腹，非勇也”。布什在9·11后也说，拉登分子用飞机撞世贸大厦，是懦夫的行为。9·11恐怖主义分子开着波音飞机，眼睁睁地撞向钢铁大厦，顿时化为齑粉，不是勇士，能做到吗？
勇和怯，要在一个平台上讨论才有意义，价值观不同，利益关系不同，往往是以此为勇，以彼为怯。为了既定的目标，不惜牺牲自我，此谓勇也。至于这个目标对不对，那应该是另外的问题。所以，撞世贸大厦的是勇士，救助大厦里的人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也是勇士。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为了自己的信念和职责奋勇向前。
刺秦之五：恐怖主义的合理性（2）
如果非要给“勇”加上什么前提条件，比如只有正义的“勇”，符合道德的“勇”才是真正的“勇”，那么就会给懦夫临阵脱逃提供口实。克林顿没有服兵役去越南，尽管他可以和拳王阿里一样，有正义的理由，但在美国主流的价值观里，他仍然被视为怯而不能被视为勇。阿里拒绝去越南，但不拒绝囹圄，他为他的正义和价值付出了代价，对他的评价就大不相同了。
勇敢和勇于牺牲是值得敬佩的。战争可能是无谓的，没有意义的，但战争中的勇士不能被蔑视，所以，不管战争的性质如何结果怎样，任何一个民族都会给予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士以褒奖和尊重，否则世道人心就要崩溃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了。
司马光说荆轲是为了豢养之恩而去冒险的，真是诛心之论。人如有私，生命是最大的私，未尝听说有舍掉自己的生命去谋什么私利的。按照司马光的价值观，为了保存七族，就不要有任何反抗。观宋一朝，边患不已而军旅不振，先半亡于金，后终亡于蒙古，可能就是因为人人为了保存七族，而不能舍身以赴国难。民心颓废不振，士大夫教化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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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主义的结果
王贲自燕南攻齐，猝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诱齐王，约封以五百里之地。齐王遂降，秦迁之共，处之松柏之间，饿而死。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听奸人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
臣光曰：从衡之说虽反覆百端，然大要合从者，六国之利也。昔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飨宴以相乐，会盟以相结者，无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国家也。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盗，曰“盗将爱我而不攻”，岂不悖哉！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3～234页
齐国是六国中最强的，距秦国最远的，也是最后灭亡的。
弱者不能团结起来，结果就是被强者一一蚕食鲸吞终至全部灭亡。
六国灭和秦一统四海，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司马光认为三国分晋是大事，他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判断的。而秦一统海内，则是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事，影响千年。
秦国军队进入齐国，基本上没有遭到什么有效的抵抗，人民已经涣散了，齐王建已经放弃了他作为齐国国君的职责，他也没有理由要求子民保护他的王朝。
王朝覆灭，总有所谓遗老遗少总结历史经验。他们对齐王建的怨恨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有什么用呢？齐王没有派出刺客，没有进行任何的反抗，最终还是逃不掉国破家亡，相比之下，燕太子丹要杰出许多。
秦国没有把齐王建直接杀掉，而是饿死了他，以秦王嬴政的一贯作风而言，这已经是非常仁慈了。齐是最后一个诸侯国，灭了以后，秦国就没有“国际问题”，也不需要照顾“国际影响”了。
不管现代的独裁者在境内如何压迫奴役人民，他始终都要面对国际压力，但在秦王嬴政那个时代，独裁之毒，可想而知。后世对亡国之君稍有人道的，也不过是对前朝宗庙予以保护，这还要归功于“积德传家久”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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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发明“皇帝”
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为谥，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4～235页
秦王嬴政统一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中国的儒家政治系统是怀旧派，对眼前的政治创新往往提出置疑，而对不知道到底存在与否的上三代圣贤们则推崇备至，所以秦王嬴政认为自己超过了三皇五帝，必然会引起司马光先生的嘲讽。
秦始皇的中国与夏商周时代的中国有本质的不同。夏商周时代，究竟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让史学家们吵去吧。我们只知道，那是一个初民社会，像秦汉唐宋这样概念的国家那时根本没有条件存在。春秋战国发展下来，理论上讲，可能有两种前景，一种是分裂的欧洲的模式，一种是统一的中国模式。如果没有秦的统一，也许中国人不知统一为何物，诸侯国并存，也不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息繁衍。至秦帝国建立，主流的观念是统一好，统一应该，统一是规律，统一是正统，是人间正道。统一遂成为中国历史的霸权观念。
统一的核心是对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国土资源的统一划定与管理。在农业社会，疆土越广袤，资源占有量越大，自然是好事一件。在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国土虽然仍是最重要的资源，但日本、瑞士等国家的发展已经证明，国土疆域的绝对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了。
有一种海外引进的历史观，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形成统一的大帝国，虽朝代更迭但大致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不变，是因为中国处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她必须依赖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管理庞大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水利工作。
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意义，后世永远可以有话好说，可以敷衍出很多所谓历史规律，但在当时，统一的诉求简单地说，就是要得到更多的土地子民，好处明摆在那儿，不需要费老大劲去总结。
秦始皇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的理想，现在看当然不切合实际，非常幼稚可笑，但站在历史长河的源头，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中国的王朝更换太多太快，历史地看，不是人民之福。秦朝要立国万世，得有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是宗教的配合，二是有一套有别于儒家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
宗教会使社会公众有普遍的保守主义情绪，不愿意发动革命和暴动。一姓的王朝如果能保留半神半俗的名号，实行有类于内阁制的执政方式，王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对分立，君主处于永远正确的地位，即便人民起义反抗，更换内阁也就是了，这样社会的稳定程度或许会有所提高。儒家亚圣孟子很早就提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还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种理念非常对，但反过来，也让朝代的更迭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合法性。
秦始皇是一个富有创意的人，他创意地建立了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这一体制基本上保留了两千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虽然后来历朝历代都有所改动，但基本框架都是秦帝国原创的，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也。秦始皇发明了“皇帝”、“朕”等政治符号系统，成了封建帝国品牌建设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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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自相矛盾的万世之说
初，齐威、宣之时，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始皇并天下，齐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5页
秦始皇嬴政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人，也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人。他一方面希望自己开创的帝国能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地传下去，一方面又相信五德运转循环的学说，为自己的大一统王朝寻找法统。这些做法，体现了政治家的矛盾心理和实用主义哲学。
上文说到，要建立一个万世不易的一姓王朝，得有宗教的配合。秦始皇从一开始就自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五德之运”，也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他采用了五行这个轮流坐庄的学说，再求万世不易，岂不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中国作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已有五千年历史，煌煌中华五千年，英雄万万千；而作为王朝国家（dynasty）却长则三五百年，短则数年，更迭不止，江山易姓，必伴随血流成河。政权的稳定是权力集团始终关心的最重大问题，但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人，历朝历代都没有把这个解决好。更迭是正常的，但为更迭付出的成本太昂贵了！
秦始皇是一个有浪漫主义情结的人，他发明了一整套语言的、服饰的、文字的符号系统，为自己的王朝塑造了全新的形象。他的丰仪也成为后世有为青年的学习榜样，刘备和项羽都在目睹了秦始皇的威仪后，发出了“彼可取而代也”的感叹。秦始皇又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他选择邹衍的五行说，就是给自己的王朝建立合乎政治伦理的法统，寻找执政的理论。秦在周朝不过偏隅小国，忽然一统天下，六国贵族不服是新政权最可怕的威胁，建立自己的法统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秦始皇在对自己王朝的政治合法性的解释上，必须依赖五行说这样原始初民的基本哲学概念，因为他提不出更高明的理论或学说。有意思的是，他这个矛盾的提法，到了汉刘邦时代，还在将错就错，继续五行下去。幸亏汉以后，有了新的解释，大家才停止了五行轮转的游戏，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