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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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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他的行进速度。他的右腿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扔下的炸弹给炸伤的,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据我母亲说:“她们的老家原是涡阳县义门集梅乡人(亳县东四十公里)。在清朝末年,因灾荒迁到亳县,定居于汤王墓村,以种地和磨面卖面为生。汤王墓村自西向东座落在涡河北岸,因商汤王墓在此而得名(现村背后已建成汤陵公园)。

  虽然它隔河距城不足二里,紧连着亳县涡北区的东面,但是不论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都把它划作农村,所以村上的人也皆为农业户口。

  实质上这个村上的土地被汤王墓及其四周的松柏园林占去一部分,再加上墓的东、北、西三面还种了有上千亩的桑树,所剩土地已经不多。同时村上住姥娘家的较多,弄得更是人多地少。

  因此,这个村上的几十户人家完全靠种地吃饭已是不太可能。有的磨油、有的磨面、有的蒸馍、有的做豆腐生豆芽菜、有的编竹器、打草鞋,还有的推车、担挑,在河边给人卸船搬货做工卖苦力,村上的多数人家都是亦农亦工的穷苦老百姓,所以从整体上看来它是个城边较穷的村庄。

  汤王墓座落在村中路北,向里走约五十米即有两座高大的龟驮石碑,上面刻有碑文,仿佛记得是清朝亳州官府监制。因年代久远碑上文字多有模糊破损。碑背后十几米处长有一棵高数丈树冠如伞的黄连树,究竟树龄是三百年、五百年或是上千年连我外公都说不清。树下还有一长方形,重达几百斤的青石香炉,专供人们前来祭祖、求仙拜神焚香所用……

  汤王墓酷似一座高大的土山被翠绿清香的柏树林所簇拥在其中,一块三米多高的青石碑肃穆地竖立在墓前。上面刻有苍劲的行书碑文:

  商成汤之墓

  开春后,我们几个八、九岁的男孩常到汤王墓傍边的桑树林里捡柴火,挖野菜,以便帮助家中度过春荒。有时骑在石龟的脖子上玩耍,并用柳条抽打龟身,试想让它驰骋中原,还用新芽柳枝做成柳笛,在黄连树下吹曲“苦中乐”。到了夏季天气炎热时,我们还到涡河洗澡,在河边抓鱼捞虾。

  五十多年前的中国广大农村,由于土地多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再加上战争、灾荒接连不断,造成经济萧条,农村破产,农民种地自已就养活不了自己。尤其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有的缺粮断炊,常以树叶、树皮草根、野菜充饥……当年的汤王墓村也是如此。

  到了开春,气候渐暖,大地解冻,万物复苏,大自然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色!

  一时间,淮北平原的大地上萌发嫩草,麦苗新绿,杏花怒放桃枝绽蕾,榆钱初放,槐花累累。田野里树林间,沟底河坡上长出了许许多多的野菜,这是大自然对穷人的恩赐……有荠荠菜、灰灰菜、扫帚苗、野苋菜、马齿苋、蒲公英、紫兰花、刺刺芽、猪耳朵棵(车前子)……等等,这些野生的植物在饥馑年景里都可以吃,保住了不少穷人的性命。

  汤王墓村的大人和孩子,他们虽然日子过得很拮据,但也苦中有乐。他们性格纯朴,心地善良,尤其是在你家遇到难事时(多指丧事),人们就会自动前来给你帮忙。

  童年我在那里生活了四、五年,了解了许多的农业知识,在他们的身上学习了不少做人的道理。

  

第十一章 返回大陆 投奔故乡(三)
第三节

  在我们没有回到亳县之前,就是外公一个人在汤王村孤独地生活。他每天还要到村西头一个李家老店门前的一棵大泡桐树下摆小纸烟摊,多少可以挣点零用钱(我们回来后他仍在摆)。

  他早出晚归,中午母亲常让我给外公送饭,用一个瓦罐装饭,罐口上放一个大碗,里面盛菜再用一个小碗加盖。从家走去须用十多分钟时间,到那外公还能吃上热饭菜。

  外公一生为人正直又很勤快。五十年前在清朝末年,由安徽涡阳义门逃荒来到亳县。当年凭着自己年青能吃苦能干,给人扛活挣点钱在汤王墓村买了二亩地,定居了下来。以后一边种地一边给人磨面,辛辛苦苦地过日子。只是家中人丁不太兴旺,一辈子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出嫁后又随夫在外天南海北地漂泊了二十年。现在从外地回来,虽然外公已是年过花甲接近古稀之人!但他总算是老有所依,皆大欢喜。尤其他对我这个不满十岁的宝贝外孙更是倍加疼爱。

  1950年的秋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来年初春,辽阔千里的江淮大地上,开展了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穷苦的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忙得不亦乐乎!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东北,亚又打响了朝鲜战争,炸弹已扔到了鸭绿江畔,“抗美援朝”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这更加拉紧了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弦。

  我们祖辈从江苏扬州逃荒到亳县,1927年我爷爷又由亳县为兵荒逃难到蚌埠,漂泊二十多年又返回到亳县,此时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一贫如洗。我们母子三人在我外婆家居住,而我爷爷带着他的女儿、女婿及刚生下几个月的外孙,住在涡河南岸大厦门我舅爷遗留下的三间旧草房里,以每天摆摊给人代写书信为生,在划成份时被定为城市贫民。而我们在乡下被定为贫农,土改时还分给了二亩一分地。

  当年在这历史的大变革时期,城里乡下一片沸腾,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经常开会,游行示威声讨美帝,斗地主分田地,镇压反革命,决心保卫他们的胜利果实。

  就连乡下七、八岁,八、九岁没有上学的孩子也都组织了儿童团,赤着脚排着队“噼啪噼啪……“地齐步走搞军训。

  有时村上要到乡政府开大会,村干部还要带上这帮孩子到会上相互拉歌给大会助威。爱表现的孩子们就放开嗓门,使劲地大唱: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野心狼!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

  “世界上到底谁养活了谁?

  ………………………………

  地主不劳动,粮食装满仓。”

  以群众力量推翻固有秩序,不可避免地就要爆发革命。在被统治者要挣脱身上的枷锁时,统治者却要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来自下层民众的反抗不断聚集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而来,势不可挡……

  例如法国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极其突然,难以预测,使之当局措手不及,下层革命与其而来的激进性和报复色彩,血腥与恐怖也便随着一同到来,新政权只有采用镇压手段才能消除难以控制的无序局面,其结果就是用一种压制取代另一种压制。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毛选《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所谓过分的问题>;》

  一天下午,几个孩子叫上我一起向村西头跑去,说县里正在开公审大会,过一会就要在涡河二桥口的河滩上镇压反革命。

  我生来胆小,平时过年过节外公杀鸡让我帮忙,我还把头扭向一边闭上眼睛不敢看,何况这是杀人。当跑到村子西头,我就跑不动了,站在河岸一个土包上打算在此隔河远远地观看,这里距二桥口河滩足有三、四百米远;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已经跑到二桥口的河滩上等着就近围观。

  一会河南岸的土坡上,先下来一群民兵,在河坡上的土路上布岗,后面紧接着走下来一队人,中间是五花大绑背后插着记亡命牌的犯人,每隔两、三米一个接一个地串连在一条长长的绳子上被两边持枪的武装人员所押解,朝着河滩那边走去。此时大人和孩子们随后向河边蜂拥过来,纷纷观看枪毙人的场面。

  犯人顺着河边由东向西,背南面水一溜子跪在沙滩上,接着“呼呼……”枪响,一个、两个、三个……应声倒地。

  我转身向村里跑去,而背后沙滩上的枪声还在那“呯呯……”的不断响声。

  昨天下午,有几个跑到刑场跟前看的孩子,次日早上他们在一个房头相互争执——一个在说昨天下午枪毙了八,另一个却说是九个。

  

第十二章 生老病死 落叶归根(一)
第一节

  汤王墓村是涡河岸畔上的一个自然村,村上的人们大都依靠着人均只有几分少得可怜的土地,采用一种小农经济自耕自食的方式,维持着不得温饱的生活,只有在入冬农闲季节去卖苦力,打些零工,以此弥补口粮的不足。

  不知当年村上为什么那样穷,在我的印象中土改划成份时,仿佛全村四、五二户人家中就没有一户地主,富农就是一、两户,还有两、三户富裕中农(上中农),剩下的皆为贫下中农,其中还有四、五家三天两头不冒炊烟,揭不开锅的雇农。由此可见,当时的汤王墓村确实是一个县城近郊的穷苦乡村。

  每到冬季,我的小伙伴中就有几个由于家中贫穷而不得温饱,常以麸皮、豆饼、红薯、干野菜充饥。他们和我有时在零下七、八度的破布鞋,在“踢趿、踢趿……“地闹着玩。有的光着脊背穿着一件掉了扣子的烂棉袄,坦胸露腹,鼻涕邋遢的在没命的玩,冻得一进难耐,急忙搓手捂耳,又是扯紧烂棉袄不停地蹦跳跺脚,以图增加点身上的热量,那时候我们的脸、手、脚经常的被冻裂冻烂。

  每当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常有断粮挨饿的人家,待到榆钱绽放,槐花挂枝时,人们就会忙于上树采摘,拿回家将它蒸着吃也可以填饱肚子。

  当地里出现野菜时,我们三、五成群的孩子就会分散在河岸沟底,田头地边忙着挖野菜,用它来充饥以便度过春荒。

  因为穷缺少零用钱,平时养几只鸡下蛋多数人家也不敢吃,常用它换点针线、食盐、火柴和炼油。当年一盒火柴两分钱,一个鸡蛋只能换一盒火柴,有时小商小贩还不给你换,因为鸡蛋便宜时一角钱可以买上六、七个。

  夏末秋初,每逢阴雨连绵不仅有茅屋破漏阴冷潮湿,而且还有缺少火种(没有洋火)的人家,他们生不着火做不成饭,就让孩子拿点烂布头或麻秸杆,到外面瞅瞅,看那家在冒烟做饭,去寻火种,拿回来后再用一团茅草包着火种用嘴使劲地吹,直至草团冒烟起火将其送进锅底引着柴火,方可做饭。

  当年临近城边的汤王墓村就这样的艰难,那么远离县城几十里路外的偏僻乡村,更是不可想象了。

  1948年6月,在北京姐姐就读完了初中,我也上完了小学一年级。后来因为老是四处漂泊,我们都中断了学业。直至1951年秋,她从亳县涡北师范学校速成师范班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而我又开始了上小学。

  1951年9月2日,在一个雨后的早晨,母亲领着我过河,翻过土坡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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